《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寫於1934年9月25日，時值“九壹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之間。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在踐踏了東北三省之後，又向關內步步進逼，亡國滅種的威脅迫在眉睫，悲觀失望的情緒主宰了壹部分人的頭腦。1934年8月27日《大公報》社評《孔子誕辰紀念》哀嘆：“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焉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針對這種論調，魯迅在他53歲誕辰時，寫下了這篇著名的雜文。
作者冷峻的目光首先註視著現實。文章壹開頭就列舉了三種事實：自誇“地大物博”，寄希望於“國聯”；“壹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這些事實都見之於“公開的文字”，表示言之有據，事實確鑿，然後很自然地引出本文批駁的論點：“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但作者當即指出，這個提法本身就是不確切的，因為信“地”，信“物”，信“國聯”，這明明是“他信力”，而不是“自信力”。這種以論敵的論據為論據來反駁論敵的論點的方法，使文章在從容不迫的氣度中，蘊含著壹種無可辯駁的力量。
文章在指出壹部分人連他信力都已喪失之後，筆鋒壹轉：“失掉了他信力，就會疑，壹個轉身，也許能夠只相信自己，倒是壹條新生路。”作者在這裏開出的“新生路”，意在反襯下文的“死路”：“玄虛之至”的求神拜佛，只能說明“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這壹結論是前文的自然引申，但文筆壹波三折，跌宕起伏，在層層遞進的推理之中，始終貫穿著邏輯的力量。
在批駁了論敵的論點之後，作者深沈的目光由近及遠地轉向了我們民族古老的歷史。他那縱貫古今的思緒首先從嚴峻的現實中生發開來，指出“自欺”並非現在的新東西，而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以致“籠罩了壹切”。“籠罩”壹詞，在這裏用得十分準確、形象，它生動地描繪了這種思潮像毒霧壹樣禁錮著人們的頭腦，並蔓延到了各個領域。然後，作者用“然而”壹轉，滿腔熱情地歌頌了“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他們當中，既包括歷史上那些“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更包括現在那些“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後繼的戰鬥”而又“被摧殘，被抹殺”的人。這樣，作者的思緒就在追溯歷史長河的源流之後，又回到了現實，明確指出：“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壹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文章的結尾提出了判斷自信力有無的正確標準：“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狀元宰相”，當是泛指古今封建統治階級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代言人。“地底下”，則是泛指古今壹切有自信力的中國人，並與前文的“籠罩”成為鮮明的對照。這樣的結尾，既總結了全文，又恰與文章開頭“公開的文字”相呼應，使文章結構完整，渾然壹體。
綜觀全文，文章以現實為緯，以歷史為經組織材料，開頭始於現實，然後引申到歷史，再由歷史回到現實，結尾則既是對歷史的總結，又是對現實的概括。文章先破後立，破得有力，立得牢固，駁論與立論相結合，互相映襯。駁論以事實為依據，內含邏輯推理，極其雄辯；立論則直抒胸臆，充滿激情；排比句式的運用，更使文章增添了氣勢；議論與抒情水乳交融，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核心是論述中國人自信力的有無，因此，正確地理解作者所稱頌的有自信力的人的含義，就成了理解這篇雜文的關鍵。筆者認為，“中國的脊梁”是壹個民族的概念，而不僅僅是中華民族中某壹階級、某壹集團的概念，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我們中華民族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偉大民族，她孕育了千千萬萬個英雄豪傑，其中既包括勞動人民中的優秀人物，也包括剝削階級中的誌士仁人以及歷代統治階級中的傑出人物。由於歷史條件的原因，後者的聰明才智比前者有更多的機會得到發揮；他們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藝術等領域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也比後者有更多的可能在史書上有所記載。文中所論及的“埋頭苦幹的人”，指那些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執著於某壹項事業，不畏艱險，奮鬥不息的人。就在寫作本文之後壹年，作者寫了歷史小說《理水》，塑造了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可互相印證。“拼命硬幹的人”，當指那些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揭竿而起、斬木為兵的農民領袖和精忠報國、壯懷激烈的民族英雄。“為民請命”的確切含義，指的是為老百姓請求保全生命或解除疾苦，這壹詞語的出處，見《漢書·蒯通傳》：“西鄉（向）為百姓請命。”“為民請命”這壹提法在極“左”思潮泛濫時曾經受到過大規模的口誅筆伐，以至壹些教科書的編者在選用這篇雜文時，不得不將這句話從文章中刪除。但是，正如壹位戲劇家借助劇中人物之口所說的那樣：“為民請命，何罪之有？”幾乎在寫作本文的同時，作者寫了歷史小說《非攻》，塑造了壹個古代為民請命的墨子形象，也可互為印證。“舍身求法”的“法”，這裏可做標準，規範解。又，“法”在世界各國語源上都兼有“公平”“正直”“正義”等含義，所以，“舍身求法”可以解做：為追求某壹種規範（諸如公平、正義等），不惜犧牲性命，類似“舍生取義”，而“舍生取義”語出《孟子·告子上》，它在本質上屬於儒家思想。歷代統治階級中的不少傑出人物，都把它奉為行動的準則，這樣的例證，史不絕書。甚至無產階級革命的壹些先驅，有時也借用這壹成語來激勵自己的革命意誌。可見，作者在這裏列舉的幾種類型的人，都不僅僅限於某壹階級或集團，而是指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精華。魯迅是實事求是的典範。對於那些所謂“正史”，他雖然借用梁啟超的說法，認為它們不過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但這並不意味著對歷代統治階級采取簡單否定、壹筆抹殺的態度，更不意味著對他們中的傑出人物所做的貢獻也采取不承認主義。他曾經把漢唐統治者魄力的“雄大”與“閎放”和“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壹起來加以肯定；他還推崇被人誤認為奸臣的曹操是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壹個英雄”，至於他稱贊壹些在文學史上做出重要貢獻的詩人和散文家的例子，就更是俯拾皆是了。對於那些被現代的某些人改鑄得無比高大的農民起義領袖，魯迅也從未做過無原則的歌頌，而是毫不掩飾他們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他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多有針砭，即是壹例。
同樣，現實生活裏的“脊梁”，既包括中國***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也包括中華民族中其他階級和集團中的傑出人物。就在作者寫作本文之前兩年，在日本帝國主義挑起的“壹二八”事變中，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就曾奮起抵抗，重創敵人，使之四易司令。在作者寫作本文之前壹年，二十九軍又血戰喜峰口，以大刀和血肉之軀與敵人拼搏，震驚中外。國民黨軍隊在這些戰鬥中所表現出來的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無疑是“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後繼的戰鬥”的具體表現，在民族敵人面前，他們理應和中國***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同屬於民族“脊梁”之列。至於作者在本文中所指斥的失掉自信力而發展自欺力的人，主要指的是國民黨政府中的壹部分上層人物，但也不宜理解得過於絕對。本文明明寫道，這種自欺力已“籠罩了壹切”。可見，這種思潮也不僅僅局限於壹個階級、壹個集團。恩格斯在論述三十年戰爭給德國帶來的影響時指出，小資產階級的市儈庸俗習氣“已經沾染了德國的壹切階級”，“它既經常籠罩著王位，也經常籠罩著鞋匠的小屋”。“這種舊遺傳病毒”甚至“感染”到黨內，以至“必須警覺地註意這些人”。聯系到作者壹貫堅持的對國民“劣根性”的解剖，我們也應該承認，這種缺乏自信力甚至發展著自欺力的現象與人民群眾中的某些不覺悟的部分也並非絕緣。正由於此，在困難當頭的情況下，強調民族自信力，喚起民族自豪感，就成了思想戰線上壹項十分緊迫的任務，而《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就是魯迅實踐這壹任務的光輝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