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舍
演出劇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
劇情梗概
故事講述了茶館老板王利發壹心想讓父親的茶館興旺起來，為此他八方應酬，然而嚴酷的現實卻使他每每被嘲弄。最終被冷酷無情的社會吞沒。經常出入茶館的民族資本家秦仲義從雄心勃勃搞實業救國到破產；豪爽的八旗子弟常四爺在清朝滅亡以後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故事還揭示了劉麻子等壹些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全劇以老北京壹家大茶館的興衰變遷為背景，向人們展示了從清末到抗戰勝利後的50年間，北京的社會風貌及各階層人物的不同命運。
在滿清王朝即將滅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館卻依然壹派“繁榮”景象：提籠架鳥、算命蔔卦、賣古玩玉器、玩蟈蟈蟋蟀者無所不有。
年輕精明的掌櫃王利發，各方照顧，左右逢源。然而，在這個"繁榮"的背後隱藏著整個社會令人窒息的衰亡：洋貨充斥市場、農村破產、太監買老婆、愛國者遭逮捕。
到了民國初年，連年不斷的內戰使百姓深受苦難，北京城裏的大茶館都關了門，唯有王掌櫃改良經營，把茶館後院辟成租給大學生的公寓，正廳裏擺上了留聲機。盡管如此，社會上的動亂仍波及茶館：逃難的百姓堵在門口，大兵搶奪掌櫃的錢，偵緝隊員不時前來敲詐。
又過了三十年，已是風燭殘年的王掌櫃，仍在拼命支撐著茶館。日本投降了，但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又使人民陷入了內戰的災難。吉普車橫沖直撞，愛國人士慘遭鎮壓，流氓特務要霸占王掌櫃苦心經營了壹輩子的茶館。王利發絕望了。這時，恰巧來了兩位五十年前結交的朋友，壹位是曾被清廷逮捕過的正人君子常四爺，壹位是辦了半輩子實業結果徹底垮了臺的秦二爺。三位老人撒著撿來的紙錢，淒慘地叫著、笑著。最後只剩下王利發壹人，他拿起腰帶，步入內室，仰望屋頂，尋找安然了結壹生的地方。
[編輯本段]主要人物形象解讀
人的精神危機是時代文化危機的壹部分。《茶館》對舊社會民眾精神危機的刻畫，主要是借助劇中三個關鍵人物——王利發、秦仲義和常四爺來完成的。
“裕泰大茶館”的掌櫃王利發貫穿全劇。他父親死得早，二十多歲就獨立應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飯吃，人緣頂要緊”，所以按著老輩兒留下來的老辦法，以為“多說好話，多請安，討人人的喜歡，就不會出岔子”。他每天滿臉堆笑逢迎來自官僚權貴、外國勢力、惡霸、地痞、特務、警察多方面的敲詐滋擾，他心地不壞，卻因為地位比赤貧階層高出壹截，對世間的苦難早已熟視無睹。他是個本分買賣人，希望社會安定，自個兒的生意也順心點兒，可社會總跟他擰著勁兒來，他不敢跟社會較勁，只能俯首當“順民”，常勸茶客們“莫談國事”。世間兵荒馬亂，城區別的大茶館都破產歇業了，他還苦撐著，時不時第想出些個小招數，抵擋街頭商業全走背字兒的潮流，晚年，眼瞅著茶館撐不下去了，他不嫌丟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會的魔掌越來越緊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國民黨黨棍創辦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館，特務們也來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來的金條換老命，流氓們開辦新式妓院，在當局慫恿下要霸占他的鋪面……王利發壹籌莫展，走到了人生盡頭，這才明白，幾十年來的小心謹慎苦撐苦熬，全算白饒，面對死的誘惑，他到底喊出了從來沒敢喊出口的話：“人總得活著吧？我變盡了方法，不過是為了活下去！是呀，該賄賂的，我就遞包袱。我可沒作過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單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王利發的這點兒心理危機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來順受、沒有過高的生活要求，是當時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態。身份地位稍稍高於壹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發，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後結局這樣淒涼，生活在那個世道下面的貧苦市民，就更沒指望了。王利發走到人生最後壹站喊出來的幾句話，也正是縈繞在社會底層小人物們心頭的壹致的困惑和憤懣。
秦仲義是個民族資本家。第1幕登場的時候，只有二十幾歲，戊戌變法失敗後國勢衰落，他憑著壹顆報國之心，變賣祖業創建工廠，想實業救國。他耗盡40年的心血辦起不小的企業，覺得這樣就足可以“富國裕民”。他錯了，抗戰剛結束，他的產業就被政府沒收了，當局不但沒有接著好好辦廠，還把機器當成碎銅爛鐵給賣掉了。眼看著工廠的廢墟，秦二爺痛心疾首，怨氣沖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這樣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結論比王利發的還慘：“……應當勸告大家，有錢哪，就該吃喝嫖賭，胡作非為，可千萬別幹好事！”秦仲義有過比王利發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誌變革中國現實，可是，他的人生也沒能逃脫世道的鉗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國主義、封建寡頭和官僚買辦***同控制的國家經濟形勢，沒給他留下壹丁點兒施展的空間。何況，他自視高人壹頭，跟大眾無法溝通感情。他在黑暗歲月裏單挑獨鬥了壹輩子，終於慘敗下來，也是必然的。
常四爺，在《茶館》這出戲裏，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壹個形象，這跟他特定的身份、經歷——由老北京旗人中間走出來的自食其力者——有相當的關系。滿族出身的作家老舍，畢生寫了許多帶有滿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頭壹回明明白白、理直氣壯地寫了壹個正派、淳樸、剛直、勤懇的滿族人！作者寫常四爺的主要用意，壹是要寫出旗人下層的確有壹批忠肝義膽的愛國者，二是要寫出滿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壹些極有價值的東西，三是要反映出從清末過來的滿族人，並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窩囊廢”。常四爺的身上體現了直到晚清時節八旗將士的多數人仍在堅守的愛國情操，打清朝末年他還吃著錢糧、坐得起茶館的時候，就很瞧不上“吃洋飯”的馬五爺，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國人“壹個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兒”，看到鼻煙壺也從外洋進口，他心疼“這得往外流多少銀子啊！”尤其是感覺到了國不國民不民的慘狀，他能沖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國要完！”當局的偵探以他說這話為理由要逮捕他，他據實相告：“我愛大清國，怕它完了！”還是沒用，被抓去坐了壹年多大牢。出獄就趕上了義和團運動，為護衛國權，他跟洋人刀槍相對地打了幾仗。後來大清國到底亡了，他也並不意外，認準了這是歷史的懲罰：“該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說句公道話！”他壹生保持著滿族人耿忠、倔強的脾氣，不向惡人低頭，不向命運讓步，在民國初期到處排斥滿人的時候，就像松二爺說的：“誰願意瞪著眼挨餓呢！可是，誰又要咱們旗人呢！”哪怕是靠擔筐販菜、挎籃子賣花生米，照樣活得腰板挺直。那麽，像常四爺這麽壹條硬漢子，是不是能有好壹點的命運呢，不是，他也照樣逃不掉人生悲劇。七十多了，他還是壹貧如洗，這才弄清楚：“我愛我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他預感到，這麽下去，“不是餓死，就是叫人家殺了”，他“就是有眼淚也流不出來嘍”。常四爺，壹個多麽希望依靠奮鬥來換取國家和個人好前途的中國人，他的悲劇不是來自膽怯、懶惰，而是來自他的落伍了的觀念，屬於舊時代也屬於滿族傳統的人生觀，叫他總以為憑著壹身正氣和不服輸的精神，就可以在鋪天蓋地的社會黑暗間闖開壹條生路，這樣天真的願望根本沒法實現，邪惡社會永遠張著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著貧寒的個體的市民小人物，即使妳再豪橫再不肯屈服也罷。常四爺的失敗，除了社會的責任之外，也因為他的人生哲學已然不合時宜。就這壹點說來，他與終於跌進厄運的王利發、秦仲義，是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