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中國古代銅鏡發展的歷史，從四千年前我國出現銅鏡以後，各個時期的銅鏡反映了它的早期（齊家文化與商周銅鏡），流行（春秋戰國銅鏡），鼎盛（漢代銅鏡），中衰（三國、晉、魏、南北朝銅鏡），繁榮（隋唐銅鏡），衰落（五代、十國、宋、金、元銅鏡）等幾個階段。從其流行程度、鑄造技術、藝術風格和其成就等幾個方面來看，戰國、兩漢、唐代是三個最重要的發展時期。 商代銅鏡均為圓形。鏡面近平或微凸，鏡身較薄，背面中央有壹拱起的弓形（或稱橋形）鈕。西周銅鏡也都是圓形的，鏡面平直或微凸，鏡身較薄，鏡鈕有弓形、半環形、長方形多種。又可分為素鏡、重環鏡、鳥獸紋鏡三類。
這時以素鏡為主，到西周中期出現了有紋飾的銅鏡，到晚期鏡背的紋飾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動物紋飾，打破了傳統的風格。
素鏡：指鏡的背面沒有紋飾。
重環紋鏡：鏡面微凸，背面有弓形鈕，飾重環紋。
鳥獸紋鏡：鏡身平直，背面有兩個平行弓形鈕。在鈕的上方用鹿紋，在下方有展開雙翅的鳥紋。 春秋戰國時期在中國古代銅鏡發展史中是壹個成熟和大發展的時期，是中國古代銅鏡由稚樸走向成熟的過渡階段；也是銅鏡的鑄造中心由北開始向南遷移的重要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銅鏡在三代（夏、商、周）的基礎上，有了突飛猛進的全面發展。無論是銅鏡的鑄造工藝，還是鑄造的數量，都大大超過了以前。
齊家文化和商周時期，銅鏡以光素無紋飾者居多，有紋飾者也以幾何紋為主。到了春秋戰國，紋飾已達15個大類，並且出現了各種特殊工藝裝飾藝術，如塗朱繪彩圖案、金銀錯圖案、透空雕圖案等。初起時期簡陋、粗糙的銅鏡，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創造和修飾已臻美輪美奐的境地。
春秋銅鏡的風格，既繼承了西周銅鏡的傳統，如仍以素鏡為主，鈕制沒有定型，還是多元化的形式。而同時，春秋銅鏡又有了許多重要的發展。它打破了銅鏡僅有圓形的格式，出現了方形鏡；並壹改早期銅鏡紋飾僅用陽線勾勒，構圖簡樸的手法，鑄出了透雕繁縟的圖紋；從紋飾的表現形式上看，春秋銅鏡已趕上了青銅器的發展步伐，紋飾內容更具時代特色。這給戰國銅鏡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這壹時期出現和流行的鏡類有：素鏡（全素鏡、單圈、雙圈凸弦素鏡）、純地紋鏡（方形的很少，圖案都有地紋，但沒有銘文）、花葉鏡、四山鏡、多鈕鏡等。鏡多數為圓形，同時也出現了方形鏡。壹般鏡身材料薄，多有邊沿。整個造型規矩，給人以輕巧、典雅之感。鏡鈕主要為弓形鈕，但鈕頂部多飾有1至3道凸弦紋，所以又稱“弦紋鈕”。鏡背面光素無紋飾者，除早期外已消失。紋飾刻畫纖細，並多有地紋。
戰國中期，銅鏡的種類繁多。銅鏡的紋飾也有所變化，如花葉鏡中的葉紋鏡從簡單的三葉、四葉到八葉，還出現了雲雷紋地花瓣鏡、花葉鏡。四山鏡的山字由粗短變得瘦削，在山字間配有花瓣紋、長葉紋、繩紋，相當繁縟。還出現了五山鏡、六山鏡。這時出現的鏡類有菱紋鏡、禽獸紋鏡、蟠螭紋鏡，連弧紋鏡、金銀錯紋鏡、彩繪鏡等。
戰國晚期至秦未出現了四葉蟠螭鏡、蟠螭菱鏡，有三層花紋的雲雷紋地蟠螭連弧紋鏡。 漢代除了繼續沿用戰國鏡外，最流行的銅鏡 有：蟠螭紋鏡、蟠虺紋鏡、章草紋鏡、星雲鏡、雲雷連弧紋鏡、鳥獸紋規矩鏡、重列式神獸鏡、連弧紋銘文鏡、重圈銘文鏡、四乳禽獸紋鏡、多乳禽獸紋鏡、變形四葉鏡、神獸鏡、畫像鏡、龍虎紋鏡、日光連弧鏡、四乳神鏡、七乳四神禽獸紋鏡等。
漢代是我國銅鏡發展的重要時期。漢鏡出土的數量最多，使用普遍，漢鏡不僅在數量上比戰國時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藝術表現手法上也有了很大發展。從其發展趨勢，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重要的變化出現在漢武帝時期、西漢末年王莽時期、東漢中期。
西漢前期是戰國鏡與漢鏡的交替時期。直到 西漢中期漢武帝前後，壹些新的鏡類流行起來了。這些新的鏡類對後世銅鏡的發展，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漢代銅鏡的特點是圓形、薄體、平邊、圓鈕，裝飾程式化。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風格，它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壹時期指西漢初期至中期、末期。這時期的銅鏡用平雕手法，鏡面較平，花紋平整，鏡邊簡略，裝飾性強。漢初沿襲戰國銅鏡的裝飾作風，多采用底紋與主紋相結合的重疊式手法，戰國盛行的雲雷紋地的蟠螭紋鏡繼續流行，鏡背中心作圓形成矩形，有的加鑄銘文，通常如 長相思，毋相忘，常富貴，樂未央 等言語。西漢中葉，即武帝前後，銅鏡的形制及花紋發生顯著變化，地紋逐漸消失，三弦紋橋形紐經過伏獸紐，蛙紐及連峰狀紐後，普遍變成半球狀圓紐，花紋嚴格對稱於鏡的圓面中心，或勻稱分為四區，當時除流行簡化蟠螭紋鏡外，還流行星雲紋鏡和草葉鏡。星雲紋實際上是由蟠螭紋演變而來，因乳丁甚多，星雲紋鏡又稱百乳鏡。草葉鏡的紐座為方形，四周飾以對稱的草葉，有的像花瓣，有的像葉片，外緣用十六個內向連弧紋作邊緣。這類銅鏡因流行時間長，在漢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約從宣帝開始，又出現了有 見日之光，天下大明壹圈銘文的日光鏡和有 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乎日月 二圈字銘的昭明鏡，間以繩紋，連弧紋，作同心的重圈組織，均是以銘文作為主要裝飾。
第二時期指西漢末期至東漢初期。這時期主要流行規矩鏡。王莽鑄鏡為炫耀其政績，曾制作了壹批華美而精巧的作品，漢鏡以王莽時期最為精美。
規矩鏡：因其鑄造雕鏤都非常精細規矩，鏡紋有規則的TLV形裝飾格式而得名，外國學者也稱之為TLV鏡。其程式相當標準，壹般均劃分鏡背而為若幹裝飾區，從紐座起，以圓紐為中心作為壹個單獨裝飾單位，紐座的外形有圓形、方形、覆萼形幾種。緊接著紐座的幅面為內區，是主要花紋的部位。花紋中的TL 形，常常是在銅鏡內區的四面，對稱地排列於主花中，起著穿插作用。再向外為外區，多裝飾上由卷草紋或鳥獸紋以及幾何紋組成的帶狀圖案。最後的外緣區，有全素的，有作簡單聯弧紋的，也有加飾繩紋、鋸齒紋花邊的。內外區之間多加飾上銘文帶。其分成五個區域，布局嚴謹端正，但機械呆板少變化，給人以千篇壹律的感覺。規矩鏡在東漢前期還在流行，但發生了壹定變化。這時期的銅鏡多在內區主花位置鑄造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所謂四神，有的還在紐座邊加上十二生肖銘文，或 左龍右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順陰陽 的字句，所以也稱規矩四神鏡。 TLV 實系古代六博的棋局，山東費縣曾出土石六博盤，長沙馬王堆三號墓曾出土全套博具，其棋局上均有TLV紋。規矩鏡在漢鏡的發展中，是流行時間最長的壹種，也是漢鏡中最為優秀的壹種。
第三時期指東漢中期至末期。這時期鏡面微凸，便於照出面形的全形，符合科學原理。鏡鈕變得更厚大結實。與第壹時期相反，連弧形多在內區。
這時期銅鏡布局也更為活潑，區域劃分簡單，通常帶有 長宜高官 或 長宜子孫 、 位至三公 等吉祥語作為銘文。這壹時期還創造了浮雕式作法，紋飾較高，主要的有雙夔紋鏡、蝙蝠紋鏡、畫像鏡、方銘鏡（神獸鏡）等。
雙夔紋鏡打破了當時流行的以紐座為中心的內向或外向的放射式手法，而運用了對稱的格式，取得了別開生面的效果；蝙蝠紋鏡實際上是柿蒂紋的變形和擴張，紋樣抽象化，形式美觀；畫像鏡是以淺浮雕形式表現人物、鳥獸、花草，和當時畫像石、畫像磚的作風趨於壹致，此類鏡大多出土於浙江紹興，幾乎占90%；方銘鏡也稱神獸鏡，指在銅鏡的四周有壹圈突起的半圓和方塊，多表現神仙禽獸的題材。浙江紹興是東漢後期最重要的銅鏡制造中心，該地鑄造的重列神獸鏡和畫像鏡標誌著銅鏡紋飾的新發展。後者與前者的不同之處除神獸形象外，還有歌舞、車馬、歷史人物及傳說故事等浮雕圖象。
漢代後期的神獸鏡還出現壹種新的圖案排列形式，即作壹方向的階梯形排列，類似木雕的散點透視，稱為階段式鏡，流行於建安時期（公元196- 220年），又稱建安式。 根據考古發掘出土銅鏡資料來看，這壹時期的銅鏡的類型有以下幾種比較流行：
神獸鏡類：重列式神獸鏡、環繞式神獸鏡、畫文帶佛獸鏡。
變形四葉紋鏡類：變形四葉駕鳳鏡，變形四葉佛像鳥鳳鏡、變形四葉獸首鏡、雙菱紋鏡、瑞獸鏡。
這時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與神獸組合成紋飾主題內容。這時的銘文由於文字難以辨認．雖發現壹些銘文鏡，但能辨認清楚的很少。
吳鏡中發現紀年銘文最多，有黃龍亦鳥、建興、五鳳、太平、水安、甘露、鳳凰等孫吳年號，三國、兩晉、南北朝出現新的鏡型不多，主要沿襲漢鏡的樣式。這時銅鏡的種類不多，類型集中，創新極少。這時神獸鏡流傳最廣。變形四葉紋鏡中以變形四葉八鳳鏡居多。從銅鏡的發展歷史來看，這個時期處於停滯衰落時期。 唐代是我國銅鏡發展史上，又壹個新的歷史時期。隋唐銅鏡，較前代又有了新的發展。在銅質的合金中加大了錫的成份，在銅鏡的質地上就顯得銀亮，既美觀又適用。在銅鏡的造型上，除了繼續沿用前代的圓形、方形之外，又創造了菱花式及較厚的鳥獸葡萄紋鏡。並且把反映人民生活和人們對理想的追求、吉祥、快樂的畫面應用到鏡上，如月宮、仙人、山水等。並出現了題材新穎，紋飾華美，精工細致的金銀平脫鏡、螺鈿鏡。這是盛唐高度藝術水平的產物，充分顯示出唐代銅鏡的特點。
隋唐銅鏡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隋代和唐初年間，銅鏡的主題紋飾以瑞獸為主，瑞獸鏡比較盛行、瑞獸鏡是隋唐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類型。它除了繼承中國古代銅鏡的傳統，又有了新的創新。瑞獸葡萄鏡是唐鏡引人註目的鏡類，它揭開了唐代鏡主題紋飾的序幕。
唐高宗至唐德宗時期，銅鏡裝飾上出現的新形式、新題材、新風格，使銅鏡進入富麗絢爛的時代。
唐德宗至晚唐、五代時期，主要流行對鳥鏡、瑞花鏡、盤龍鏡。
唐代鏡最大特點之壹是藝術樣式或藝術手法的多樣化。銅鏡藝術也呈現出濃郁“盛唐氣象”。 中國銅鏡在唐代以前，以圓形為主，極少有方形的。到宋代後除繼承過去的圓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葵花形、菱花形鏡以六葵花為最普遍。它們的棱邊與唐代有所不同，有的較直，形成六邊形鏡。此外還有帶柄鏡、長方形、雞心形、盾形、鐘形鼎形等多種樣式。並出現了很多花草、鳥獸、山水、小橋、樓臺和人物故事裝飾題材的銅鏡，還有素面鏡，窄邊小鈕無紋飾鏡，這些題材都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此外，還有壹些神仙、人物故事鏡和八卦鏡等。
金代銅鏡從近幾十年考古發掘出土的金代銅鏡來看，其主體、紋飾也是十分豐富的。雖有不少是模仿漢、唐、宋各代的銅鏡做工，但也有壹些別開生面的圖紋。常見的有雙前鏡、歷史人物故事鏡、盤龍鏡、瑞獸鏡、瑞花鏡等。金代銅鏡紋飾，壹是仿造漢、唐、宋三代銅鏡的圖案；二是吸收了前者的紋樣，又創造出壹些新式圖樣。以雙魚鏡、人物故事鏡較為多見，特別是雙魚鏡、童子攀枝鏡最為流行。 元明以後，銅鏡制作更見衰勢，除傳統式樣外，雙魚紋、雙龍紋、人物故事如柳毅傳書等是較新穎的式樣。但這時的銅鏡制作粗糙，較多的只有紀年銘文而無紋飾。在這壹時期，特別是明代，仿造漢鏡和唐鏡的風氣很盛，所仿銅鏡多數是漢代的六博紋鏡和唐代的瑞獸葡萄鏡，仿制銅鏡壹般形體較小，紋飾模糊不清，已無漢、唐銅鏡的昔日風采。
齊故城南商王莊出土的戰國銅鏡
光潔平整的表面、繁復華美的背紋、高超的冶煉工藝……古代銅鏡無疑是中國種類眾多的出土文物中的精品。其中，尤以秦漢時期的銅鏡最為精美。2013年，考古人員在山東省淄博市臨淄齊國故城內闞家寨村南壹帶發掘西漢時期的銅鏡鑄造作坊，這是世界上首次發現的古代銅鏡鑄造作坊遺址。這壹遺址的出土，為我們“破譯”2000年前塵封於地下的銅鏡鑄造的工藝密碼，提供了壹個難得的良機。
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臨淄齊故城冶鑄考古項目組和科技考古中心主辦的“科技考古與手工業考古：臨淄齊故城冶鑄考古多學科合作研究中期討論會”上，來自多所高校及研究機構、多學科領域的數十位專家匯聚壹堂，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交流探討秦漢銅鏡，乃至戰國秦漢時期青銅冶鑄業和鐵器工業的田野考古、科技考古研究成果。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臨淄齊故城冶鑄考古項目組負責人白雲翔對此次研究給出了很高的評價，他告訴記者，該項目是對考古學多學科合作研究的壹次成功的案例，說明田野考古與科技考古、不同領域的科技考古合作是可能實現，且具有廣闊前景的。
多學科“牽手”解決考古問題
白雲翔告訴記者，除在學術成果方面的意義外，該項目也是立足於田野考古，強化現代科技手段應用和多學科合作研究的壹次有益嘗試。
“多學科合作，首先強調的是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的結合。近年來，科技考古異軍突起，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同時，科技考古必須以解決考古學問題為根本，必須在歷史的時間、空間背景中，解讀考古現象。”白雲翔說，此外還應打破科技考古領域的劃分，多角度、多方面地思考考古中發現的問題，並反思自己領域的研究方法，最終在矛盾和吸收中，探尋歷史真相。
據介紹，青銅冶鑄和鐵器工業是戰國秦漢時期國家支柱性產業，技術復雜，包含內容豐富；而臨淄齊故城是戰國秦漢時期東方的工業大都市，其冶鑄技術代表著當時的最高水平。“因此，有必要借助多學科合作方式進行研究。”白雲翔說。
拓展冶鑄考古研究思路
“這片遺址區是都城中的冶鑄遺址，規模非常大，應該是官辦作坊，文獻記載也非常豐富，對研究古代冶金技術，特別是冶鐵技術有重要意義。”長期從事冶金考古研究的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所長潛偉告訴記者。
通過采集礦石、爐渣、少量殘鐵器、耐火材料等樣品，運用金相分析、掃描電鏡能譜觀察等科技手段，可以還原戰國秦漢時的冶鐵工藝。“例如，在第壹地點發現大量迸濺出來的鐵渣，可以推測出該作坊中冶鐵時曾出現鍛打方式。”潛偉告訴記者。
與會專家表示，對於冶鑄考古而言，除應關註冶鑄技術外，還需要更多關心環境、關心冶鑄中的人。“齊故城冶鑄遺址作為都城內的官辦作坊群，各作坊間如何布局，作坊間有沒有合作，是否涉及管理，原料產品有無流通，這些問題均可以加深我們對於齊故城冶鑄技術的理解，而這些問題往往需要與其他領域學者***同合作研究。”潛偉說。
多學科成果相互印證
來自上海博物館的研究員廉海萍長期致力於銅鏡鏡範研究，她告訴記者：“通過分析檢測可知，齊故城的鏡範制作工藝非常復雜，鏡範可能是分層制作的，因為緊貼銅鏡的面層泥質比背層更加細膩，可能是先在貼近銅鏡處夯制細膩的面層，再在面層上夯制背層，然後再壹起燒制，進而保證青銅鏡表面具有更高的光潔度和盡可能少的鑄造缺陷，體現了青銅鏡冶鑄的高超技藝。”此外，通過分析可知，鏡範中添加了稻殼灰。她告訴記者，可以推測，添加稻殼灰能夠改變鏡範的物理性能，使材質更輕、具有壹定的排氣性。
廉海萍告訴記者，通過研究，現已初步揭示銅鏡鏡範制作的流程：首先制作銅鏡的泥模，在泥模上分層制作背範和面範，然後焙燒鏡範，在鏡範型腔面塗上分型劑，最後就可以澆註銅液了。廉海萍說，接下來，她的團隊會進行制作銅鏡的模擬實驗，最大限度的驗證、還原銅鏡的制作過程。
除廉海萍外，參加此次項目研究的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學者也做了許多關於鏡範的研究。白雲翔告訴記者，此次專門設計將壹塊樣品分成幾份，給不同的研究單位進行檢驗。
“我們得出很多相同的結論，例如鏡範中添加了稻殼灰成分，對彼此的結果相互印證；當然也存在分歧，例如鏡範的燒制溫度。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都會更加關註出現分歧的地方。”廉海萍說。
動植物考古高調“加盟”
在這次冶鑄考古多學科合作中，植物考古、動物考古、人骨研究的參與，引起了學者們的關註和熱議。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植物考古專家趙誌軍告訴記者，乍壹看來，植物考古與冶鑄考古是“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就此次考古研究而言，植物考古能解決冶鑄考古許多問題。
“過去植物考古往往集中於沒有文獻記載的史前時期，即1萬年前至商周時期。然而，在文獻記載較為豐富的秦漢時期，記載往往集中於達官顯貴，幾乎沒有關註普通百姓、工匠生活方式的文獻，有待植物考古去填補空白。而對於工匠生活方式的探討，能夠揭示隱藏在背後的社會制度的問題。”趙誌軍說。
例如，在齊故城發掘的灰坑裏發現99類植物種屬的種子，包括農作物11種，其中以谷物最多，表明當時的居民的食物中以小米為主；另外，包括小麥、大麥、水稻、大豆等，還首次發現燕麥和芝麻，並發現了葡萄、甜瓜等瓜果。可見當時人們的食譜是非常豐富的。如此豐富的農作物品種是當地種植的，還是通過貿易交換而來？早期遺址中發現的水稻較多，而晚期發現的小麥較多，是因氣候變化導致的農業種植的變化，還是所在作坊的工匠來源發生變化(如果是短期雇工，他們有可能自己攜帶口糧)？
“當然，其中也有壹定的不確定性，畢竟，灰坑中發現的4萬粒種子，其實只是人們因為各種原因遺棄的、極小壹部分糧食，要想得到準確的結論，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趙誌軍告訴記者。
趙誌軍的研究得到了許多研究鏡範的學者的關註，因為他發現，在齊故城中水稻種植量不大，是否與鏡範中含有的稻殼灰矛盾？趙誌軍認為，制作鏡範時所需的稻殼數量其實並不大，跟農作物的種植結構並不構成絕對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