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青花瓷》平反——裴光輝駁馬未都之謬誤說
裴光輝：原文化部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委員、中華民間藏品鑒定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客座文物教授。著名文物鑒定家，青花瓷學者。出版《至正型青花瓷》《空白期青花瓷》《轉變期青花瓷》《克拉克瓷》《康雍乾青花瓷》等青花瓷學術著作多部。2005年在倫敦佳士得公司的“鬼谷門事件”中，因質疑該公司拍賣的成交價為2.3億人民幣天價的元代青花鬼谷罐而蜚聲海外，被稱為是第壹個向國外著名拍賣公司說不的中國文物專家。
今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晚會，歌星周傑倫演唱的壹首《青花瓷》，成為晚會亮點，好評如潮，並獲得“我最喜愛的春節聯歡晚會節目”歌舞類二等獎。這是壹首以中國青花瓷為創作元素的歌曲，以瓷器作為“中國元素”來創作歌曲，思路新穎，開拓了“中國風”歌曲創作的新路。歌詞和演唱都十分維美，舞臺大屏幕背景的古代青花瓷美圖更增加了節目的視覺沖擊力，可稱是視聽皆佳的壹個節目。難怪其壹播出很快就在國內廣為流行傳唱起來。
然而歌曲的熱度還在強勁上升之際，京城的收藏家馬未都先生發話了：《青花瓷》歌詞出現謬誤，並且“這些錯誤很低級，壹般水平的人都能看出來”。娛樂新聞界的過敏神經馬上被調動起來了，於是報章馬上端出這樣“奪人眼球”的標題：《周傑倫被找茬，收藏家稱詞者不懂瓷器》（《新聞晨報》）、《藏家馬未都稱周傑倫歌詞錯得離譜》（《成都商報》）、《馬未都：周傑倫的歌詞錯得離譜》（《新聞午報》）《周傑倫有硬傷，專家稱作者不太懂瓷器》（《現代快報》）《周傑倫歌詞大穿幫》（《長江商報》）《是贗品》（《青島早報》）……
那麽詞作者方文山先生到底犯了哪些“很低級”的錯誤呢？馬先生挑出了兩處：
“馬未都認為，其中謬誤最重的壹句是‘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就此，馬未都的解釋是，青花自誕生之時迅速成為中國瓷器的霸主，七百年來無人撼動。可瓶底從未書寫過漢隸，僅在明崇禎壹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寫過隸書，顯然，寫詞者並不太懂瓷器。另壹處錯誤是‘臨摹宋體落款時卻惦記著妳’。馬未都說，這句歌詞的錯誤之處在於，‘宋體落款僅見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見過’。”（《北京晨報》：《著名鑒定家：周傑倫《青花瓷》犯了低級錯誤》）
原來馬先生是要求詞作者像寫學術論文那樣來寫歌詞，不能使用虛構、想象、誇張等等文學手段，否則就難免犯“低級錯誤”。這不由使我想起宋代文豪蘇東坡鬧的壹個笑話：說的是宋代詩人王祈創作了兩句“竹詩”，他很得意地在蘇東坡面前吟誦起來，詩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東坡心裏頗不服，挑刺道“好確實是極好，但這樣算起來，十條竹竿才有壹片竹葉啊。”事後還對人說“世間事忍笑為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為難。”（事見《苕溪漁隱叢話》卷五十五《宋朝雜記》下）其實該笑的不是王祈而是蘇東坡，作為大文豪的他，不應該連文學創作的特殊規律都不懂，而用加減乘除這樣的算術工具來給詩作挑刺，文學運用的是形象思維，算術運用的是邏輯思維，豈可混為壹談？這樣的笑話，明代的楊升庵也鬧過，他曾給杜牧的名詩《江南春》挑刺說：“千裏鶯啼綠映紅”原來應是“十裏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裏”。若依俗本，千裏鶯啼，誰人聽得？千裏綠映紅，誰人見得？”(楊慎《升庵詩話》八)
對於這種迂腐的見解，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曾經舉例“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曰“其尤酸迂不通者，既於詩求出處，抑以詩為出處，考證事理。杜詩‘我欲相就沽鬥酒，恰有三百青銅錢’，遂據以為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沽壹鬥酒，恰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耶？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馬先生的不通之處恰恰正是犯了這種“詩求出處，抑以詩為出處，考證事理”的錯誤。故其“棒喝”壹出，馬上被歌唱家的fans指責為“吹毛求疵”。
然而，更令我訝異的是：經我反復琢磨，《青花瓷》歌詞中被馬先生挑出來的兩處“毛病”，即使從“考證事理”的迂腐的“學術角度”來苛求，結果竟然是無“毛”可吹，無“疵”可求。也就是說，《青花瓷》歌詞關於青花款識的描寫完全符合古代青花瓷的實際，並不存在馬先生指出的“低級錯誤”和“謬誤”。現不妨就馬先生挑出的兩處“硬傷”分析如下：
壹、按馬先生的說法，最嚴重的謬誤是“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壹句。外？因為青花瓷“瓶底從未書寫過漢隸，僅在明崇禎壹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寫過隸書”。其實，在明末清初（學術上稱“轉變期”）的青花瓷上，隸書款識大量存在，隸書款乃轉變期青花瓷的壹個重要特征，雖然大多是出現在器身和器口，但在器底者也絕非不見，只是相對較少而已。如故宮博物院藏有壹件青花嬰戲奪標圖缽式爐，底部即有“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隸書款；泉州的晉江博物館也有壹件明末青花麒麟紋象耳簋，底部有青花隸書“鶴臺珍玩”款。2006年秋季杭州藝術品拍賣會更出現壹件清代乾隆青花八寶纏枝大瓶（拍品號1317 ）底書“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隸書款。說明青花瓶底部書隸書款的做法不但轉變期存在，還延續到了清中期。壹般青花琢器（包括爐、瓶、花觚等）底部的隸書款的以堂號款為多，也有少數贊頌款及年號款。
二、馬先生挑出的另壹出錯誤是“臨摹宋體落款時卻惦記著妳”。外？因為“宋體落款僅見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見過。”在這裏必須指出的是：馬先生對什麽是宋體字的認識還比較模糊，或者說還不夠正確、全面和深入。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上面的藍料款、紅料款乃是宋體字的其中壹種，即所謂的“宋槧體”。（按“宋槧體”壹詞不是出版業的正規術語，它是傳統古玩界對壹種明代宋體字的俗稱，最早見於趙汝珍《古玩指南》壹書。）其實宋體字的面貌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有兩種：形成於宋代的“仿宋體”（日本稱“宋體”）和形成於明代的“宋體”（日本稱“明體”，也就是古玩界所謂的“宋槧體”）。兩種宋體都是從毛筆的楷書演變而來，是楷書運用於刻版而形成的印刷字體。但仿宋體由於形成較早，故保留了較多毛筆字特征；宋體由於形成時間較晚，刀刻特征更多。兩種宋體其實也不難辨認：即“仿宋體”的橫畫和豎畫粗細相當，沒有懸殊的差別，風格接近於手書；“宋體”則橫細豎粗，橫豎差別懸殊，風格接近於刀刻（見圖3）。長期以來，古玩界許多人有壹個誤區，即將主要出現在琺瑯彩瓷上的所謂的“宋槧體”（即明代形成的那種橫細豎粗的宋體字）當作宋體字的唯壹風格，卻將在瓷器上大量出現的風格接近於手書的仿宋體稱為“楷書”。其實考察青花瓷自有款識以來的實際情況則不難發現：自明代永樂宣德以訖清末，青花瓷器上的宋體（絕大多數是具手書風格的“仿宋體”）落款比比皆是。不但有宋體年號款，還有宋體堂號款、吉語款、贊頌款等等。然而因為古玩界許多人壹方面誤以為“宋槧體”是唯壹的宋體字，另壹方面又將大量“仿宋體”等混同於楷書，有這樣的誤區，則他們對在青花瓷上大量出現的宋體字竟然視而不見就不足為怪了。還應該進壹步指出的是：在青花瓷器上，不但有“仿宋體”的落款，還有“宋槧體”的落款，後者並非“僅見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只是在青花瓷上為數數量不如仿宋體多而已。故馬先生所說的“宋體落款僅見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見過。”並不符合事實。
順便更正壹下馬先生的另壹個錯誤，即關於舞臺背景出現所謂“贗品”的問題。馬先生說：“在周傑倫前面唱歌時，後邊背景中出現了幾件瓷器，其中壹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贗品’。”行內人都知道，所謂“贗品”的認定是有時間相對性的。比如康熙仿明代宣德的瓷器，在康熙時代的人看來，可以稱之為“贗品”，但如這件瓷器傳到了光緒，在光緒時代的人看來已經是“古董”了。同理，如果壹件晚清仿前朝的瓷器傳到二十壹世紀的今天，它已經是壹件很夠格的古董了，如何還稱之為“贗品”？莫非馬先生把自己當成了“晚清人”了？故舞臺背景出現所謂“贗品”的指責並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