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元生於1635年三月十壹日（4月27日），卒於1704年九月初二日（9月30日） 顏元頭像
。其父顏昶曾被蠡縣壹位小官吏朱九祚收為養子。顏元生在朱家，原名朱邦良，後其父顏昶因與朱家失和，於明朝末年顏元四歲時，隨清兵逃往關外。其母王氏因夫杳無音訊，於顏元12歲時改嫁。顏元便同其養祖父母壹起生活。養祖母去世，顏元代父居喪，行朱子“三日不含，朝夕哭”的家禮，饑餓哀毀幾至於死。 顏元8歲發蒙，從學於吳持明。吳能騎、射、劍、戟，精戰守機宜，通醫術，又長術數。因此，顏元從小所受的教育就與眾不同。19歲，又師從賈珍。賈主張以“實”為生活的準則，提倡“講實話，行實事”，這對於顏元後來的“實學”思想不無影響。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棄舉業”。20歲，“究天象、地理及兵略”，此時朱家因訟中落，生活由顏元“耕田灌養”。21歲，“閱《通鑒》，忘寢食”。22歲，學醫。23歲，“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並且還學習技擊。24歲開私塾教書，此後多賴開藥鋪行醫為生。 顏元的學術思想有壹個變化發展過程。24歲時，他“深喜陸、王，手抄《要語》壹冊”。26歲時，始知程朱理學之學旨，34歲“因司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靜坐讀書，乃程朱王為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從此以後，他力主恢復堯舜周孔之道，猛烈抨擊程朱陸王學說，從原來篤信理學變成批判理學的傑出代表，學術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五十七歲時候，南遊河南，發現“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壹分程朱，始入壹分孔孟，乃定以為孔孟、 顏元著《習齋四存編》
程朱兩途”。他說：“八股之害，甚於焚坑”“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覺”，朱子的學術不過是“禪宗、訓詁、文字、鄉願四者集成壹種人”，“千百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也！” 顏元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主張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藝和孔子的四教來教育學生。在他開設的講堂上，安放著琴、竽、弓、矢、籌、管，每日帶領學生從事禮、樂、射、書、數的學習，探究兵農水火等實用之學。顏元不僅教育學生“習動”，而且身體力行。他武藝出眾，57歲時與商水大俠李子青比武，“數合，中子青腕”，足見他老年時仍保持著矯健的身手。62歲時，應郝公函之聘，主持肥鄉漳南書院。他親自規劃書院規模，制定了“寧粗而實，勿妄而虛”的辦學宗旨，這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張。後書院為水淹，返歸故裏。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顏元壹生培養了眾多的學生，其中有記錄可查者達100多人。高足李恭（1650 —1733年），字剛主，號恕谷，繼承和發展了顏元的學說，形成了當時壹個較為著名的學派，後人稱為“顏李學派”。 顏元壹生不以著述為事，其主要著述為《四存編》、《習齋記余》。《四存編》有中華書局1957年標點本。
編輯本段人物評價
梁啟超：“博野顏元，生於窮鄉，育於異姓，飽更憂患，堅苦卓絕。其學有類羅馬之“斯多噶派”。其對於舊思想之解放，最為徹底。”“有清壹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借者壹切摧陷廓清之，對於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的旗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 錢穆：“以言夫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大師，習齋要為巨擘矣。豈僅於三百年！上之為宋、元、明，其言心性義理，習齋既壹壁推倒；下之為有清壹代，其言訓詁考據，習齋亦壹壁推倒。「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王昆繩語，見居業堂集卷八與壻梁仙來書遙遙斯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以為習齋詠矣。” “習齋，北方之學者也，早年為學，亦嘗出入程、朱、陸、王，篤信力行者有年，壹日飜然悔悟，乃並宋明相傳六百年理學，壹壁推翻，其氣魄之深沈，識解之毅決，蓋有非南方學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諸人所及者。”
編輯本段教學主張
批判傳統教育
顏元極力批判自漢以來二千年的重文輕實的教育傳統，包括玄學、佛學、道學以及宋明理學。他提倡實學，亦有其歷史依據。他認為堯舜周孔就是實學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實學註重考習實際活動 顏元彩像
，其弟子或習禮，或鼓瑟、或學舞、或問仁孝、或談商兵政事，於己於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學教育卻相反，主靜主敬，手持書本閉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講堂上側重於講解和靜坐、讀書或頓悟，其害有三：壹是“壞人才”。即理學教育所培養的人才柔弱如婦人女子，無經天緯地之才，他指出，如果學生的學習與實際生活相脫離，即使讀書萬卷，也是毫無用處的。這種教育不僅害己，而且害國。二是“滅聖學”。他認為理學家只從章句訓詁、註解講讀上用功，從而陷入了壹種文墨世界，國家取士、教師授課、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為準，這就丟棄了堯舜周孔的實學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後，為害更大。三是“厄世運”。漢儒宋儒之學敗壞了學術與社會風氣。學術完全成了壹種文字遊戲，統治者更是利用科舉八股把士人囿於文字之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社會道德、經濟、人才的腐敗與衰竭，皆與此有關。結論：以實學代理學。 批判傳統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學教育，這是實學教育思潮的壹個顯著特征，顏元是這壹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他的批判主要有三個方面。 1、揭露傳統教育嚴重脫離實際的弊端 顏元指出，傳統教育壹個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脫離實際，把讀書求學誤以為是訓詁，或是清談，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學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脫離實際更為嚴重。傳統教育培養出的人既不能擔荷聖道，又不能濟世救民。所以他認為，這種教育“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他指出：“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2） 這表示了他對傳統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學教育嚴重脫離實際的深惡痛絕。 2、批判傳統教育的義、利對立觀 傳統教育的另壹個弊病，就是在倫理道德教育方面，把“義”和“利”、“理”和“欲”對立起來。顏元針對這種偏見，繼承和發展了南宋事功學派的思想，明確提出了“正其誼（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的命題。他認為 “利”和“義”兩者並非絕然對立，而是能夠統壹起來的，其中，“利”是“義”的基礎，“正誼”，“明道”的目的，就是為了“謀利”和“計功”。同時，“利”也不能離開“義”，而且“利”必須符合“義”。顏元的這種思想，沖破了傳統的禁錮，使中國古代對於義、利關問題的認識近乎科學。
抨擊八股取士
顏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對於學校教育的危害，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學校是培養人才的正當途徑，而那種傳統的科舉制度，以時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實學，不僅不能選拔真才，反而會引學者入歧途，貽誤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盡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於焚坑”。（3）反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態度，躍然紙上。 誠然，顏元是打著古人的旗號批判傳統教育的，即所謂“必破壹分程、朱，始入壹分孔、孟”。然而，在當時“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的社會條件下，他無懼“身命之虞”，而敢於猛烈批判傳統教育，尤其把抨擊的矛頭集中指向程朱理學，這是壹種大無畏的勇敢精神。這在當時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動。梁啟超說顏元是當時思想界的大炸彈，這是頗有見地的。 顏元十分重視人才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平，無民命。”把人才視為是治國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針中，把“舉人才”列為首位。他說：“如天不廢予，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顏元不僅重視人才，而且進壹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在他看來，“朝廷，政之本也；學校，人才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矣”，“人才為政事之本，而學校尤為人才之本也”。所以，從人才的角度來分析，顏元的上述見解確有道理，它正確地揭示了學校、人才、治國三者之間的關系，突出了學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對於當前我們正確認識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的戰略地位，不無意義。 顏元對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也有具體主張。他認為，“令天下之學校皆實才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若“令天下之學校皆無才無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8）可見，他主張學校應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經世致用人才。顏元的這種主張目的雖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即他說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能夠“佐王治，以輔扶天地”，這是顏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視人才對於治國的重要作用，強調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這些都是正確的。同時，他提出的“實才實德之士”的培養目標，顯然已沖破了理學教育的桎梏，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發展社會生產的新興市民階層對於人才的新要求，在當時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顏元關於教育內容的主張，是以反傳統、反教條、反程朱理學脫離實際的書本文字教育的戰鬥姿態出現的。因而，為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在教育內容上，顏元提出了“真學”、“實學”的主張。它的特點是崇“實”而卑“虛”，與傳統教育，特別是與程朱理學教育，針鋒相對，“彼以其虛，我以其實”，以“實”代“虛”，以有用代無用。顏元認為堯舜周孔時代的學術便是“真學”、“實學”，所以大力提倡當時的“六府”、“三事”、“三物”。這裏所說的“六府”、“三事”，即《尚書·大禹漠》所雲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禮·地官》所雲的“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在顏元看來，“三物”與“三事”是異名同實。“三物”之中。又以“六藝”為根本，“六德”、“六行”分別是“六藝”的作用和體現。所以，顏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於強調“六藝”教育。
強調六藝之學
顏元托言經典強調“六藝之學”，並非真是要回復到堯舜周孔時代，而是托古改制，“以復古求解放”，在古聖昔賢“六藝”教育的旗幟下，宣揚自己的主張。晚年，他曾規劃漳南書院，陳設六齋，並規定了各齋的具體教育內容，這是對他“真學”，“實學”內容的最明確、也是最有力的說明。漳南書院的六齋及各齋教育內容為： 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 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五子兵法，並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禦、技擊等科； 經史齋：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 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 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 帖括齋：課八股舉業。 漳南書院之所以暫還設立“理學齋”和“帖括齋 ”，只是為了“應時制”，“俟積習正”，則關閉這兩齋。因此，顏元“真學”，“實學”的教育內容，不僅同理學教育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無論是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藝”教育。它除了經史禮樂等知識以外，還把諸多門類的自然科技知識，各種軍事知識和技能正式列進教學內容，並且實行分科設教，這在當時確實是別開生面的，已經蘊含著近代課程設置的萌芽，將中國古代關於教育內容的理論推進到了壹嶄新的發展階段，這是顏元對於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的重要貢獻，值得人們重視。
強調習行教學
強調“習行”教學法，這是顏元在學術思想轉變後關於教學方法的壹個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張。他35歲時，“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便將家塾之名由“思古齋”改為“習齋”。 顏元像
[1]顏元認為，要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必須通過自己親身的“習行”，“躬行而實踐之”，求諸客觀的實際事物。因而他所說的“習行”教學法，就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聯系實際，要堅持練習和躬行實踐，惟有如此，學得的知識才是真正有用的，否則，不和自己的躬行實踐相結合的知識是無用的。 顏元重視“習行”教學法，壹方面同他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有密切關系，他主張“見理於事，因行得知”認為“理”存在於客觀事物之中，只有接觸事物，躬行實踐，才能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另壹方面，他重視“習行”教學法的直接原因是為了反對理學家靜坐讀書、空談心性的教學方法。在他看來，“從靜坐講書中討來識見議論”，壹是由於脫離實際，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二是終日兀坐書房中，影響健康。為了改變理學家這種把道全看在書上，把學全看在讀和講上的教學方法，顏元大力提倡“習行”教學法。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顏元強調“習行”，並非排斥通過讀和講學習書本知識。他認為書本記載的“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豈可全不讀書”。因而通過讀書獲得知識，“乃致知中壹事”。但“將學全看在讀上”，“專為之則浮學”，而且書讀得愈多，愈缺乏實際辦事能力。同樣，講說也不能廢除，但不可脫離實際空講。因而他主張讀書、講說必須與“習行”相結合，而且要在“習行”上下更多的功夫，化更大的精力。 顏元所說的“習行”，雖然講的是個人行動，忽視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看輕了理論思維的重要性，因而沒有社會實踐的意義。但他強調接觸實際，重視練習，從親身躬行實踐中獲得知識，這可說是中國古代教學法發展上壹次手足解放的運動，它壹反脫離實際的、註入式的、背誦教條的教學方法。可以說是教學法理論和實踐上的壹次重大革新。這在當時以讀書為窮理功夫，講說著述為窮理事業，脫離實際的“文墨世界”中，無疑是吹進了壹股清新之風，令人耳目壹新，具有進步意義。
重視勞動教育
重視農業知識的傳授，註重勞動在培育人才中的作用，這是顏元教育思想的又壹個重要特點。 顏元長期生活在農村，親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後來雖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但從未脫離勞動。像他這樣壹生不脫離農業生產勞動的著名教育家，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 正因為他自己壹生長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因此，使他能夠沖破自孔丘以來儒家輕視農業生產勞動的傳統思想束縛，對勞動有壹個新的認識，不僅認為人人應該勞動，而且還重視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這種勞動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重視傳統農業知識。顏元始終把向學生傳授農業知識置於其教育活動的重要地位。他曾說：“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壹致加功，是為正學”。在親自制訂的“習齋教條”中，規定“凡為吾徒者，當立誌學禮、樂、射、禦、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 註重勞動對於育才的作用。顏元認為，勞動不僅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強盛，而且對人也有教育作用。首先勞動具有德育的意義。它不僅能使人“正心 ”、“修身”，去除邪念，還有使人勤勞，克服怠惰、疲沓。其次，勞動還具有體育的意義。勞動可以增強體魄，是重要的養生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顏元雖重視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但他的思想仍沒有越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藩籬，這是顏元教育思想的消極面，是他無法克服的歷史和階級的局限。
編輯本段個人名言
為學從切實處下手，自不落空。 誌不真則心不熱，心不熱則功不賢。 寡欲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 人才為政事之本，而學校尤為人才之本也。 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 憂愁非書不釋，忿怒非書不解，精神非書不振。 君子處事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矣。 壹風俗而成治功，莫善於取人以德，其本莫重於謹癢序之教。 教子十過，不如獎子壹長；教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易功也且全恩。 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壹日，便習行中錯壹日，紙墨上多壹分，便身世上少壹分。 為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故誤人才敗天下者，宋學也。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會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行道上，鮮見其人也。 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壹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雖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竟不必附和雷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