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魯迅是誰？
有人說他是“貓頭鷹”，是中國文化的守夜人；有人說他是“小白象”，敢於說真話、說獨特的話；有人說他是“孺子牛”，總是熱情地幫助進步青年；有人說他是“赤練蛇”，百折不撓富有韌性……魯迅似乎是壹個個側面，或者說是壹座無法徹底窮盡的大山。魯迅是壹個喜愛黑夜的人，他在《夜頌》中堅定地說：“愛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獨者，有閑者，不能戰鬥者，怕光明者。”當我們回到魯迅所處的時代，走進他的內心世界，便會發現，他是壹位內心火熱的“光明詩人”。
光明壹直是魯迅的內心向往，他從沒有放棄對光明的追逐。他告誡人們：“曙光在頭上，不擡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他鼓勵青年擺脫“冷氣”，積極行動起來，“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壹分熱，發壹分光，就令螢火壹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壹點光，不必等候炬火”。他並不是壹個盲目的理想主義者，而是壹個清醒的戰士，提倡“壕塹戰”，他深知“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他更不是壹個極度自我的理想主義者，他大聲疾呼：“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意誌堅定，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雖然作品中常流露出孤軍奮戰的寂寞，但這壹切並沒有淹沒他的戰鬥意誌。他宣告：“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壹的光。”
魯迅對光明的追求是熱烈的，進化論、階級論、革命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等都曾進入他的視野，壹些思想曾化為他精神的火炬，作為“火”的形象在他的內心燃燒。《死火》《雪》《秋夜》《這樣的戰士》《鑄劍》《‘野草’題辭》等作品中，可以窺見魯迅親手點燃的希望之火。當然，魯迅生命和思想中也有壹直堅守的因素，即“啟蒙主義”。他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各年齡段都要啟蒙。農民阿Q見到官家便主動下跪；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陳士成壹樣，沈迷於科舉考試，就連“六壹公公”這個農民也認為“中狀元”便是對讀書人最好的祝願；《祝福》中的“我”是擔負啟蒙責任的知識分子，然而面對啟蒙對象時卻失去了啟蒙的能力。當然，魯迅的啟蒙主義和康德的觀念是有區別的，康德主張“自我啟蒙”，而魯迅結合中國現狀提出的是“他者啟蒙”，即由壹群人主動擔當起啟蒙的責任，將人們從“鐵屋子”中喚醒。火炬終究會燃燒成塵，悲觀者將因此徘徊不前，樂觀者將義無反顧踏步前行。他在《墓碣文》中說：“待我成塵時，妳將見我的微笑。”
追逐光明的人往往從物質的肉體走出，靈魂向上飛揚，在世俗的時代活得詩意盎然。
詩意的靈魂催生詩意的眼睛和詩意的耳朵，尋常的物體、普通的風景都能在魯迅筆下閃耀著詩的光澤。《秋夜》中，兩株棗樹刺向奇怪而高的天空，小青蟲為追逐光明而獻身；《雪》中，北方的雪正旋轉、升騰，如沙壹樣在天空起舞；《死火》中，凍僵了的“死火”在“我”的溫暖下，燃燒起生命的火焰。它們在戰鬥靈魂的照耀下，煥發出蓬勃的生命氣息。
他將生命幻化為自然意象，思緒在天地間馳騁，沒有了重力的束縛，身體的局限，突破了時空。他將過去在黑暗歲月籠罩下的作品比喻為“野草”，愛著，恨著，痛苦著，激憤著。他自愛這野草，但又憎惡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黑暗的社會），敏感的心靈開始奔騰，來自靈魂深處的地火開始奔突，他預言：“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壹旦噴出，將燒盡壹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他發出詩人般的長嘯，釋放著蒼涼而豪邁的詩情：“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他將哲思化作詩意的場景，趕跑來自世俗社會、寫作套路的壹切束縛自己的主子，在夢境裏探索人生的意義。《野草》中，***有九篇寫到夢境：《影的告別》《好的故事》《死火》《狗的駁詰》《失掉的好地獄》《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立論》《死後》。真切的現實包裹在虛幻的夢境裏，客觀事實被主觀情感包圍融化，似籠著輕紗的夢，如鏡子中的投影，或抒情，或寓理，或諷刺，詩意充沛飽滿，讀來令人千回百轉、蕩氣回腸。
因此，魯迅筆下的很多人和事、情與理也是詩性的，我們不能總是用實證的方法去理解文本。這不是魯迅作品的弊端，而是他作為壹個文學家固有的特點。閱讀魯迅作品時，我們應時常註意運用文學的思維。文學思維並不完全等同於形象思維，文學思維還是壹種創造性思維、審美性思維和超越性思維，壹種超越客觀經驗事實，擺脫物質世界和世俗法則束縛的靈感思維。如，《藤野先生》壹文中藤野先生近乎“偉大”，而現實中的藤野在業務等方面卻近乎庸眾。如何看待這樣的落差？當我們仔細品味之後，便會發覺魯迅近乎詩壹樣的文字背後所潛藏的豐厚情感。《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故鄉》《阿長與山海經》等作品中對故鄉的描寫分明已經不再是真實的故鄉，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葚，低唱的油蛉，彈琴的蟋蟀，俏皮的斑蝥，神奇的何首烏，酸甜的覆盆子，悠揚的橫笛，明滅的漁火，精彩的社戲，美味的羅漢豆，航船上的歡笑，月光下的閏土，買來“三哼經”的阿長……壹切都化作了童話般的詩意。
是的，詩人的目光往往是兒童般的，總在好奇地打量著那個汙濁的世界，企盼著美好，呼喚著真實的改變。他知道，民族的未來在於兒童，在於兒童的真正解放。魯迅在有限的生命裏，從來就沒有放棄對兒童的關註，剛走上寫作道路不久便發表了《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壹文。他壹生喜愛玩具，購買玩具，收藏玩具，贈人玩具，保持著壹顆孩子般的童心。凝視得久了，思考便會改變、深化。他的兒童哲學是發展變化的，起初執著於充滿理想的生物進化論，認定“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後來掙紮於矛盾復雜的歷史循環論。小說《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他壹開始對小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要寶貴”，三個月後，卻說“我的寓裏正有很討厭的壹大壹小在那裏，都不像人”，“兒子正如老子壹般”。詩人的世界裏不只有清新的明月，還有迷惘的煙靄。當然，魯迅並沒有全然放棄對兒童理想發展狀態的追求，他設想的人的進化鏈是這樣的：動物——兒童——新青年——人——人國。魯迅認為，兒童自身不能發現“兒童”，只有啟蒙者才能夠發現“兒童”並讓兒童發現自己。魯迅算是“老來得子”，之前關於兒童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帶有想象性，周海嬰出生後，他的思考變得實在、具體了很多。《看圖識字》《從孩子的照相說起》《玩具》等等，都是他思考的結晶。
詩人的眼睛屬於兒童，既然有了光明，便澄澈得只能裝得下真相。他放棄了尋常衰落子弟走的舊路，在仿徨與奮進中尋求別樣的人生。他要給密不透風的鐵屋子開窗甚至拆頂，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他要揭開中國社會的瘡疤，包括痛苦，以“引起療救的註意”。然而，說真話何其難也！《立論》中，魯迅以近乎調皮的口吻訴說著壹個事實，中國人喜歡討吉兆，只能聽好話，聽不得真話，圓滑的人們便打起了“哈哈”。魯迅不理會這壹套，他堅持要說真話，而且要壹針見血、入木三分。“什麽‘君子固窮’，什麽‘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這方面隱去，遠想離城三十五裏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壹般黑魆魆的挺立著，周圍便放出浩大閃爍的白光來”，孔乙己、陳士成已經被封建科舉制扭曲，喪失了讀書人乃至做人的尊嚴；“壹個小學生飛奔上來，壹手按住了自己頭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叢中直鉆進去……他知道無可措手，只得順著褲腰右行，幸而在盡頭發見了壹條空處，透著光明。他剛剛低頭要鉆的時候，只聽得壹聲‘什麽’，那褲腰以下的 *** 向右壹歪，空處立刻閉塞，光明也同時不見了”，看示眾的人在被示眾，光明也就看不見了；“殊不料現在阿金卻以壹個貌不出眾，才不驚人的娘姨，不用壹個月，就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壹裏，假使她是壹個女王，或者是皇後，皇太後，那麽，其影響也就可以推見了：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依附於人的是奴隸，仗勢欺人的是奴才，沒有人格底線不能算人。他說，臉要自己長，面子要自己掙，壹本正經未必真君子，人不如蟲豸，“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墨寫的謊說，決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
詩的本質是“真”，詩人的本性是“真實”。為了揭出真相，他將雙眼洗得格外明亮，從不睜壹只眼閉壹只眼，總是“睜著眼看”，有時還會用放大鏡將事實呈現給世人，以引起人們的重視，引導大家走向光明。魯迅是個倔強的人，不會輕易放下“匕首”和“投槍”，為了達到改革的目的，有時甚至會迫不得已地說壹些“激憤誇張”的話。很多人不明白，他為什麽要將話說得不留余地，“壹分為二”地看問題豈不是更客觀？在1927年為香港青年會作題為《無聲的中國》的講演中，魯迅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妳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壹個窗，大家壹定不允許的。但如果妳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看來，他的犀利是基於中國人的人性和鬥爭經驗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是詩意的誇張，激憤只是因為愛得深沈。
喜歡揭真相的人往往遭人忌恨，正因如此，他才有了壹個個的論敵。面對各種攻擊，魯迅壹開始采取了隱忍退讓的態度，尤其是面對青年時，他甘願蒙受屈辱。然而，當他發現即使退到棺材裏，也還有遭受戮屍之虞時，才開始了憤然反擊。瞿秋白曾將魯迅比作希臘神話裏的萊莫斯——壹個狼的乳汁餵養大的英雄。而他自己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說：“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壹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壹樣，受了傷，就回頭鉆入草莽，舔掉血跡，至多不過 *** 幾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對封建文化、禮教和家族制度展開批判；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主張藝術應當直面現實，而不是“為藝術而藝術”或者“為學術而學術”。為此，他與《學衡》派、《甲寅》派、《現代評論》派、新月派、後期創造社、太陽社等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爭。或揭露打著“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旗號，實則維護文言文正宗地位、主張復古的事實；或抨擊壹面主張自由主義立場，標榜精神獨立，壹面偏袒帝國主義和軍閥 *** 的虛偽行徑；或批判左傾盲動錯誤和國民 *** 的腐朽與殘酷……章士釗、陳西瀅、梁實秋、徐誌摩等人都曾與魯迅有過交鋒。他在鬥爭中塑造、提煉了壹個個生動的典型，如暫時落水卻隨時準備上岸咬人的“落水狗”，見窮人狂吠而對闊人搖尾的“喪家犬”，當面恭維背後鳴鞭的“奴隸總管”，還有“商定文豪”“革命小販”以及“‘才子+流氓’式文人”等等，***性明顯，個性突出。魯迅以畫像的方式，讓人們對他們有了形象的認識。魯迅的批判是基於對事實真相的探尋，只要他認定的，便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批判。他在去世前的《死》壹文中說：“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壹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壹個都不寬恕。”他就是這樣的戰士，愛憎分明，冷熱分明，他在失望中吶喊，在絕望中戰叫，以韌性對抗絕望。
說真話，是詩人的天職，是魯迅主動肩負的責任。然而，向往光明的詩人又常常是孤獨的，甚至有壹些不得不隱藏的苦惱。魯迅曾在《論諷刺》壹文中說，自己明明說的事實，在別人看來偏偏是諷刺。他痛苦地認識到，“其實，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蔑而已”。在現實中，魯迅常常會因為某壹些原因而將真實的意思隱藏起來，需要我們仔細品讀。他在晚年時寫過壹篇《我要騙人》，壹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在募集水災的捐款，“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壹塊錢”，其實，魯迅知道“壹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壹天的煙卷也不夠的”，但他卻不忍將這殘酷的真相告訴這個稚嫩而有天使之愛的小學生，只能“騙人”。所以，在魯迅的作品中會有“欲言又止”“正話反說”和“反話正說”等現象，閱讀時必須細細甄別。魯迅說，他的寫作可以分為兩類，壹類是為自己的寫作，壹類是為別人的寫作。為自己的寫作中，諸如日記、書信等自然大部分是要比較直白地說真話的。魯迅將《野草》歸為為自己的寫作，並且說自己壹生的哲學都在裏面了。他還叮囑青年的讀者說，為了讓他們理解自己的思想是苦難的，為了讓國民更好地知道這段苦難，可以學習其中壹些寫景的文章，比如《秋夜》《雪》《臘葉》。魯迅為三種人而寫作：壹種是那些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強而艱苦奮鬥的誌士仁人們，壹種是那些正在做著好夢的青年，壹種是為自己的敵人。前兩種大多自然是要說真話、抒真情，而“為了敵人的寫作”，按照魯迅的意思，內心的痛苦就不能說得太多，他必須將這些掩藏起來，不能讓敵人覺得“我”很虛弱。
雖然被黑暗重重包圍，仍要主動迎接太陽，甚至燃燒自己發出光亮，讓光線穿透裂縫，給腐朽、窒悶的鐵屋子帶來新鮮的空氣，給絕望和沈睡中的人們送來清風。
日光穿透汙雲濁氣，自己卻壹塵不染。
魯迅是誰？分明是壹位“光明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