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裏頭文化最早於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遺址發現。1956年發掘洛達廟遺址的時候，人們註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幹特色，壹度被稱為洛達廟類型。1959年起在洛陽偃師二裏頭遺址進行科學發掘以後，發現二裏頭遺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將這種類型的遺存命名為二裏頭文化。
二裏頭文化於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縣王村遺址發現，當時出土的遺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在洛陽東幹溝村附近又曾幾次發現這種文化的墓葬與灰坑。這個遺址的晚期堆積中發現有青銅小刀和青銅錐，器形和鑄造工藝都很原始。從地層關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斷出這種文化的年代晚於人們熟悉的河南龍山文化，又早於商代，這種文化的特點及其所處的時代，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註意。
很快，在洛陽偃師灰咀和二裏頭、鄭州洛達廟、鞏義稍砦、澠池鹿寺、陜縣七裏鋪等地都發現了這類古文化遺存。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洛陽二裏頭遺址的大規模科學發掘，資料越來越豐富，許多碳14測定數據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紀。考古界遂把這種文化定名為二裏頭文化，並做為夏文化的主要討論內容。
20世紀80年代，二裏頭文化遺址的發現不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陜西省東部各地都有發現，已達100多處。這些遺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宮殿建築、村落、墓葬群，也有壹些銅器冶鑄、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業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銅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經濟和文化的珍貴資料。
為了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中國社科院在洛陽二裏頭工作隊的二層小樓裝扮壹新，“華夏第壹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隊門口豎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為其揭碑。在專家眼裏，這是壹塊分量很重的石碑。因為在二裏頭這個看似普通的村莊下，埋藏著中華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這裏曾是中國第壹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壯闊史劇。 上個世紀，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這給了中國學者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希望能從考古學上尋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尋找夏王朝存在的證據，成了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
1959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洛陽偃師二裏頭被納入學者的視線。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後，中國三代考古工作者對洛陽二裏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壹處早於洛陽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裏頭遺址和二裏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由於它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所以從發現至今，圍繞它的爭論壹直沒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裏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裏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裏頭壹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時，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孤軍奮戰，如今，此壹“異說”逐漸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年屆80的鄒衡先生說，“夏的存在與否，在國際學術上是壹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二裏頭遺址用事實證明了夏朝的真實存在。”
二裏頭遺址體現了夏朝已出現等級制度，等級分化。 在皓發白首的專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裏頭工作隊隊長許宏顯得年輕而有活力。正是這位在世紀之交接任隊長的年輕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學理念，給二裏頭遺址考古工作迎來了轉型和振興。這種理念著重於遺址的範圍與城市布局、城郭遺跡的尋找、禮制建築的發掘、中心遺址與周圍其他聚落的關系等。
幾年來，二裏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範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壹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壹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壹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裏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裏頭遺址和二裏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裏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二裏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它的每壹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裏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壹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壹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蕩的社會大變革。這壹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壹時期。這壹時期壹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裏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裏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壹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當劉慶柱揭開紅色綢布、壹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復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時，在場的70余名專家學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中國二裏頭遺址與二裏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最為精彩的壹幕。
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於二裏頭遺址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被學者正式命名為“中國龍”，認為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綠松石龍形體長大，總長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至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
將之命名為“中國龍”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闡釋了其中的原因：“中國”壹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壹件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二裏頭遺址地處最早被稱作‘中國’的地方，所謂‘天下之中’的洛陽平原，又是我國年代最早的‘中國’即第壹個王朝都城所在地，那麽，二裏頭遺址所見的龍，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龍’”，杜金鵬說。
以往的考古發現中，有許多比二裏頭還早的龍的形象，比如，1994年，遼寧查海遺址曾發掘發現的壹條距今8000年的興隆窪文化石塊堆塑龍。這條龍用大小均等的紅褐色礫巖擺塑，全長19.7米，龍頭部最寬處約2米，呈昂首張口、彎身弓背狀。1987年，濮陽市文物工作隊在壹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內，發現在壹人體骨架的東西兩側以蚌殼擺塑了龍虎圖案。龍虎頭北尾南，與人骨架的頭腳方向相錯。其中蚌殼龍位於人骨架的東側，長1.78米。龍昂首、曲頸、弓身、前爪扒、後爪蹬，狀似騰飛。它們與二裏頭遺址的龍壹樣，都是由石塊、蚌殼等堆塑而成，有壹定的繼承關系 ，但作為文明時代的龍形，則以二裏頭最早，所以杜金鵬說，“從文化傳統的親緣關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從夏、商、周到秦漢壹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現於二裏頭的龍形器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源頭。” 至於距今7000多年的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豬龍等，但它們跟秦漢以來的文化沒有直接的聯系。
杜金鵬說，偃師二裏頭被學術界推定為夏代都城遺址，而夏王朝被學者認為是中國第壹個中央王朝，二裏頭遺址出土的龍文物，應該視為華夏民族***有的最早的龍圖騰。
據龍的發現者許宏博士介紹，它是在二裏頭宮殿區壹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被發現的。當時，它被放置於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髖骨處。這引起了專家學者對綠松龍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進行種種猜測。杜金鵬推測，它是壹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而成的“龍牌”，色彩艷麗，對比強烈，富有沖擊效果，是在宗廟祭祀典禮中使用的儀仗類器具。
除了綠松石龍，二裏頭遺址還發現有其他與龍有關的文物，如陶器、銅牌飾上的龍圖像，有的似蛇，有的脫離了原始形態的蛇形象，有爪有鰭。據當前所知，在全國現有250處二裏頭文化遺址中，集中出土龍文物的只有作為都城的偃師二裏頭遺址，且都是出土在宮殿區或其附近重要地點如鑄銅遺址或祭祀區。專家認為，這表明二裏頭時期，龍文物的地位是顯赫尊貴的，是與夏王和其他貴族密切相關的，龍已經成為壹種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權，這種觀念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