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起兵太原而有天下，所以視五臺山為“祖宗植德之所”。李淵在起兵反隋時，就對佛教許下大願，說當了皇帝，壹定大弘三寶。武德二年（619）李淵便在京師集聚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事務。唐太宗即位後，重興譯經事業，使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主持，又度僧三千人，並在舊戰場各地建造寺院。貞觀九年（635），下詔曰：“五臺山者，文殊必宅，萬聖幽棲，境系太原，實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祗畏。”“是年，臺山建十剎，度增數百。”
武則天在爭奪皇位的鬥爭中，非常重視佛教的作用。長壽二年（693），名僧菩提流誌等上新譯《寶雨經》，稱菩薩現女身，為武則天上臺大造輿論。證聖元年（695），又命菩提流誌和實叉難陀重新翻譯《華嚴經》。聖歷二年（699）譯畢。新譯《華嚴經》說：“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壹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長安二年（702），武則天自稱“神遊五頂（清涼五臺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臺山的代表寺院清涼寺。工峻後，命大德感法師為清涼寺住持，並封其為“昌平縣開國公，食邑壹千戶，主掌京國僧尼事。”
這是五臺山在全國佛教界取得統治地位的發端，也是五臺山在封建統治者的利用和挾持下，發展成為名山聖地的開始。
據記載，唐代自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傾仰靈山，留神聖境，禦劄天衣，每光五頂，中使香藥，不斷歲時，至於百辟歸崇，殊幫賫供，不可悉記矣。”顯而易見，從唐太宗到唐德宗，都對五臺山佛教給予極大的支持和扶助。
從佛教經典來看，除新譯《華嚴經》說文殊菩薩住處“名清涼山”外，《佛說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也雲：“佛告金剛密跡王言：我滅度後，於此南贍部州東北方，有國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五頂，文殊童子遊行居住，為諸眾生於中說法。”
由於佛教經典中所說的文殊菩薩住處——“清涼山”“五頂山”，同五臺山的地形、氣候、環境，極為相似，所以，中外佛教徒便把五臺山這個“五峰聳出”“曾無炎暑”的自然存在物，當作是他們虛幻世界裏的文殊菩薩住地了。這樣，五臺山就成了佛教徒們競相朝禮的聖地，馳名中外，顯赫於世。不言而喻，五臺山作為佛教聖地，是借助於李唐王朝的強盛而名揚中外的。
在唐代，佛教備受推崇，文殊菩薩尤其為佛教徒所尊崇。國家規定，全國所有寺院的齋堂，都必須供奉文殊菩薩像。由於朝野都尊奉文殊菩薩，視五臺山為佛教聖地，所以五臺山空前隆盛，名僧輩出，澄觀就是壹個突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