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原本計劃寫七卷本。傅築夫只寫到第五卷最後壹章的第二節。最後壹節即第三節是他去世後由別人補寫的。傅築夫終未完成自己的體系。
傅築夫在南開31年,主要有兩大成就:壹是為國家培養了壹批人才。分布在全國的20多位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主要是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大約10年左右的時間內培養的。二是用了大約15年時間進行了第二輪的資料搜集工作,為後來到北京以後的研究工作做了準備。
傅築夫有鮮明的是非感,強烈的愛國心。大學期間的壹位同學,曾與日本侵略者有過不正常關系,傅對他十分厭惡。80年代初,該人從國外回來,特來拜訪老同學,並約傅出去參觀,傅冷落了他,也不答應外出參觀,令那位老同學敗興而去。
傅築夫的壹些老友們反映:傅先生“膽大,有正義感,嫉惡如仇”;“他很正直,愛護朋友,講信用,言行壹致”。他答應了的事情,都是千方百計履行諾言的。1983年初,他的學生毛揮代壹家雜誌向傅約了壹篇稿。不久,傅住院了。待病情略有好轉,毛揮再去看他時,他交稿了,足有上萬字。
傅築夫善於獨處,有驚人的抗幹擾能力。每天總是在那同壹位子上,幾乎是壹個姿態地看書、寫作。來客人壹般是夫人接待,只要不是來訪他的,他照舊工作。在那不大的住房空間裏,客人們聚在他身後打橋牌,又吵又鬧,對他毫無影響。
在晚年迎來了好的治學環境,他惜時如金。他常說:“對青年是來日方長,對我則是來日苦短。”他在最後的6年多時間裏,培養了兩名研究生;在滇、桂、京、津、陜作過多次學術報告。每次住院,只要從危重病房轉入正常病房,就在床上半躺著,墊上硬紙板寫作。有壹次住院三個月,完成了26萬字;最後壹次住院40多天,還以頑強的毅力完成了6萬字,字跡雖已不工整,但它卻是閃爍著生命之光的6萬字啊!去世的前壹天他還在寫。他常說:“艱苦了壹生,為什麽不叫子孫站在新的起點上,向前走得更遠、更快些呢?”
傅築夫平易近人,誨人不倦,不僅認真培養自己的學生,對不認識的青年也熱心指教。
揚州港務系統的蔣登源未曾見過傅築夫。他於1983年揚州師院中文系畢業,考研究生落第,給傅築夫來信,立即得到答復,傅築夫鼓勵他克服困難,走自學成才之路,並將自己的許多著作寄給他。他們信件來往頻繁,直到傅築夫去世。傅築夫對他的學習親筆指導,有成績就肯定、鼓勵;有偏差即幫助糾正。
傅築夫晚年生活消遣不多,不是他興趣單調,而是為了搶時間,壹些工作之余的情趣很少顧得上。他喜好古玩、字畫、養花、看京劇。年輕時喜歡畫早春的紅梅;練過四年書法;喜歡聽古典音樂中那些輕快的、優美的樂曲。
傅築夫教授雖然故去了,但他的學問與精神將永遠鐫留於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