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原本計劃寫七卷本。傅築夫只寫到第五卷最後壹章的第二節。最後壹節即第三節是他去世後由別人補寫的。傅築夫終未完成自己的體系。
傅築夫在南開31年，主要有兩大成就：壹是為國家培養了壹批人才。分布在全國的20多位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主要是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大約10年左右的時間內培養的。二是用了大約15年時間進行了第二輪的資料搜集工作，為後來到北京以後的研究工作做了準備。
傅築夫有鮮明的是非感，強烈的愛國心。大學期間的壹位同學，曾與日本侵略者有過不正常關系，傅對他十分厭惡。80年代初，該人從國外回來，特來拜訪老同學，並約傅出去參觀，傅冷落了他，也不答應外出參觀，令那位老同學敗興而去。
傅築夫的壹些老友們反映：傅先生“膽大，有正義感，嫉惡如仇”；“他很正直，愛護朋友，講信用，言行壹致”。他答應了的事情，都是千方百計履行諾言的。1983年初，他的學生毛揮代壹家雜誌向傅約了壹篇稿。不久，傅住院了。待病情略有好轉，毛揮再去看他時，他交稿了，足有上萬字。
傅築夫善於獨處，有驚人的抗幹擾能力。每天總是在那同壹位子上，幾乎是壹個姿態地看書、寫作。來客人壹般是夫人接待，只要不是來訪他的，他照舊工作。在那不大的住房空間裏，客人們聚在他身後打橋牌，又吵又鬧，對他毫無影響。
在晚年迎來了好的治學環境，他惜時如金。他常說：“對青年是來日方長，對我則是來日苦短。”他在最後的6年多時間裏，培養了兩名研究生；在滇、桂、京、津、陜作過多次學術報告。每次住院，只要從危重病房轉入正常病房，就在床上半躺著，墊上硬紙板寫作。有壹次住院三個月，完成了26萬字；最後壹次住院40多天，還以頑強的毅力完成了6萬字，字跡雖已不工整，但它卻是閃爍著生命之光的6萬字啊!去世的前壹天他還在寫。他常說：“艱苦了壹生，為什麽不叫子孫站在新的起點上，向前走得更遠、更快些呢?”
傅築夫平易近人，誨人不倦，不僅認真培養自己的學生，對不認識的青年也熱心指教。
揚州港務系統的蔣登源未曾見過傅築夫。他於1983年揚州師院中文系畢業，考研究生落第，給傅築夫來信，立即得到答復，傅築夫鼓勵他克服困難，走自學成才之路，並將自己的許多著作寄給他。他們信件來往頻繁，直到傅築夫去世。傅築夫對他的學習親筆指導，有成績就肯定、鼓勵；有偏差即幫助糾正。
傅築夫晚年生活消遣不多，不是他興趣單調，而是為了搶時間，壹些工作之余的情趣很少顧得上。他喜好古玩、字畫、養花、看京劇。年輕時喜歡畫早春的紅梅；練過四年書法；喜歡聽古典音樂中那些輕快的、優美的樂曲。
傅築夫教授雖然故去了，但他的學問與精神將永遠鐫留於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