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消費。明清以來，山西商人的經濟實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亞於大官僚、地主。據載：他們“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臺，聚古玩，買姣童於吳閭，購美玉於燕趙，比比也，縱博博，蓄優伶，賓從雜沓，壹言之悅，乾沒萬金不問。”（王錫綸《怡青堂詩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鹽商亢氏在其家鄉平陽府（今臨汾）建亢園，“園大十裏，樹石池臺，幽深如通，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康熙中，長生殿傳奇出，命家伶演之，壹切器用費鏹四十余萬。”（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亢氏在揚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園，其“長裏許，……臨河造屋壹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李鬥《揚州畫舫錄》卷九）汾陽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歿，事繼母孝，兩弟皆繼母出，性豪侈，母復縱之，恣其揮霍，後家日落”。（光緒《山西通誌》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傳至曹克讓時，生活糜爛，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喪嫁娶喜慶之日，大擺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鴉片，家中平日存儲鴉片達萬兩以上。家中傭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開支在十萬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後終因揮霍浪費而破產。
總之，明清晉商資本的運轉方式，是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結構完全協調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壹個環節，是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經濟發展到壹定程度的產物，而他們用貨幣——商品—壹貨幣的活動方式，以交換為手段，將其觸角所及的人和物，統統裝到商品經濟的車子上來，推動他們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下不斷前進。山西商人集團及其資本，本來就是應地主制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鏈條運轉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在這個鏈條的運動中起著推動和潤滑的作用”，在這種經濟體制下，“這個集團及其資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經濟的屬性，或者說其封建性，就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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