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博物館(包括美術館，下同)的藏品來源不僅是購買，還接受捐贈。博物館接受的捐贈可以分為有償捐贈和無償捐贈:有償捐贈者可以從博物館獲得微薄的物質回報，無償捐贈者沒有任何物質利益。新中國成立之初，文物和藝術品的價格極其便宜，它們的最佳歸宿是捐給國家，所以壹些博物館收到了許多藝術家和收藏家的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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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無償獻血者是有利可圖的。
最直接的就是稅收優惠。比如在美國，1969的稅改法案規定，收藏家可以從聯邦稅中扣除捐贈藝術品的全部市場價。美國國稅局每年處理超過6.5438億美元的藝術捐贈退稅，總額接近6543.8億美元。捐贈減稅政策使美國公共博物館收獲了大量的藝術藏品，也造就了美國博物館業的繁榮。正是利用了這壹政策，壹些捐贈者為了騙取退稅，故意誇大藝術品的價值，壹些古董的價值被擡高了5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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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捐贈者還可以從無償捐贈中獲得其他好處。
利用自由利潤的經典案例是100年前的“吉列刀片模型”。1903年，美國推銷員吉姆·吉列發明了可更換刀片的剃須刀。那壹年，他只賣出了51刀架和168刀片。接下來，吉列把刀架以極低的折扣賣給了美國陸軍，作為士兵的必需品。他還把工具架賣給了銀行，作為給新客戶的禮物。壹年後，他成功銷售了9萬對刀架和1240萬個刀片。這種先提供免費(或幾乎免費)產品，再通過銷售消耗品或服務來盈利的營銷模式，在經濟學上被稱為“交叉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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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企業捐贈也有同樣的效果。
西方很多大型博物館的運營都是依靠企業的支持來應付日常的免費展覽。例如，大英博物館的日本館早就展示了三菱和松下等贊助商的名單。大企業捐贈給博物館，自然會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尊重，樹立良好的公益形象。作為回報，公眾往往願意通過積極的消費行為主動強化企業的市場地位，從而使其獲得更多的商業機會。相對於巨額的廣告費用，企業捐款的成本並不是很大，但贏得的客戶忠誠度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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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美國對藝術家極其吝嗇。
在美國，藝術家從政府捐贈作品，比收藏家少很多。他們1969的稅改法案規定，藝術家在捐贈個人作品時，只能扣除作品的材料費。如果是繪畫，材料成本只包括畫布和顏料的成本，大約只有成品市場價的幾百甚至幾萬。雖然藝術家的辯護人在國會為此鬥爭多年，但法律至今沒有改變。美國政府不願意鼓勵藝術家捐款的原因是涉嫌操縱作品市場價格。
藝術家操縱作品的市場價格，類似於媒體的“免費模式”。
許多大眾媒體(如報紙、電視，尤其是互聯網)的業務蒸蒸日上，但它們的信息價格遠遠低於生產和發行成本。真正買單的是廣告商。這是壹個雙贏的局面:受眾幾乎免費地享受著媒體提供的各種信息，廣告主把媒體吸引的壹部分受眾變成了自己的客戶，媒體也從中獲益良多。在此期間，媒體的關註度是廣告主最看重的，因為“眼球”的積累會轉化為他們的實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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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博物館已經成為了壹個類似於媒體的中介平臺。
這位藝術家把自己的作品捐贈給博物館的最大願望就是妥善保管和展示。西方博物館對藝術捐贈有壹套完整的收藏、保存和研究機制。他們會指派專人管理，經常舉辦專題展覽和講座，出版地圖集或研究成果。雖然這位藝術家免費捐贈的作品數量有限，但他從博物館獲得了無限的觀眾。博物館的聲望越高，藝術家受到的關註就越多，提高其作品在市場上的價格就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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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中國藝術市場興起後，藝術捐贈並不熱情。
原因是中國缺乏藝術捐贈的“自由經濟”土壤。對於藏家來說，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的支持，捐贈者無法享受國際通行的免稅鼓勵，也很難獲得公益形象帶來的商機。對於藝術家來說，由於目前博物館管理機制的缺失，捐贈物要麽保存不良，要麽被忽視，這與藝術家捐贈的初衷相去甚遠。當藝術品可以在市場上賣得很好，但捐贈的“自由經濟學”卻難以在博物館發揮作用時，人們當然不願意選擇捐贈。
文章選自/新沂銀器藝術品鑒定數據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