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和珅生活在18世紀，但他的投資理念與股神巴菲特驚人的壹致，200多年前他就深諳“別人貪婪時我恐懼，別人恐懼時我貪婪”的道理，讓資金流動起來，錢生錢。
中國的傳統思維是“入土為安”，也就是喜歡把流動資產轉化為固定資產。今天大家有點閑錢基本都首選買房，更別說古人了，第壹選擇基本都是買地。但和珅反其道而行，乾隆五十七年，莊頭許五德與他人發生矛盾，托和珅幫助打官司，並承諾“事後或送地六十頃，或銀壹萬兩”。和珅明確表示“不要地畝，要銀壹萬兩”。
要這麽多現金當然是投資了，什麽行業賺錢，和珅就投什麽，充分讓資金滾動起來。
放高利貸，從事典當業，獲取暴利
放債取息與開當鋪、銀號、錢店都是屬於高利貸的範疇，是來錢極快的生意，因此放高利貸也就成了和珅斂財的壹種手段。高利貸本來是伴隨著人類私有制的出現，特別是由於貨幣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和珅本著“什麽能賺錢就幹什麽”的原則，大力從事放債、開當鋪、銀號和錢店等高利貸剝削。
和珅放債面很廣，不但包括官吏、商人和市民，還包括他的親戚、長隨等屬下。和珅放債的原則是借債人必須要能拿出土地或是房屋做抵押。他這樣做生意可以萬無壹失，如果借債人還不上欠款，和珅就把他們的房屋、土地收歸己有。
此外，和珅還經營典當業，典當業在清朝是非常發達的。按其店東的身份和資金的來源來看，大體可分為三類，即所謂皇當、官當和民當。皇當是以皇帝為後臺，由內務府經營的；官當是由封疆大吏與道府州縣官員主持、經營的；民當即由商人、富民等壹般人經營的。北京是王公貴族、達官顯宦的聚居之地，是當時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商業金融資本最集中、最活躍的地區之壹。
乾隆初期，光是北京地區的當鋪就有幾百家之多，和珅有當鋪七十五座，不但遍布京城的繁華街市大道通衢，而且還遍布直隸的保定地區、能州地區和薊州地區。他在北京城內的永慶當、慶余當、恒興當、恒聚當等，都是典當行業巨頭。就連和珅的家人劉全、呼什圖等人也經營著幾十座當鋪。
和珅大開當鋪不僅可以牟取暴利，還能借此轉移和消化貪汙、納賄所得的贓款，就如同現在的“洗錢”。
再者，當鋪是各種生意中最易收效、萬無壹失的買賣，不怕典當人逃匿，也不用分神去追索，逼債。因此，當鋪在他經營的工商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除金融外，和珅的業務範圍涵蓋了地產、礦山、物流、醫藥、商業等行業。同時，他還經營印鋪、帳局、瓷器鋪、藥鋪、古玩鋪、弓箭鋪、櫃箱鋪、鞍氈鋪、糧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窯等。此外，他還專門栓了80輛大馬車，從事運輸業。這些行業的收益率，遠遠高於地租。
看準時機，投機賺錢
投資這麽多產業，並不代表和珅不投資地產。而是選擇適合的時機，“別人貪婪時我恐懼，別人恐懼時我貪婪”以最低的價格購置，保證利益最大化。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臺灣和湖南數地發生了起義和叛亂，很多地主為了保險起見紛紛出售土地換取現金，使得土地價格大跌。
買地過程中，和珅確實做到了只認錢不認人，不管是他的親戚還是朋友的土地，他都毫不留情的把價錢壓到最低，最大限度的購進。而且，他買土地，不采用普通的買賣方式，而是所謂“典當”的方式，也就是說土地主像去當鋪當東西壹樣，將土地典當給和珅，而不是和珅壹次性購得。典當的價格自然要遠低於市價了，如果原來的地主事後要贖回土地，只有籌足銀兩和高額的利息之後才可以。在這期間，土地上的壹切收益就全歸和珅所有。原來地主根本沒能力贖回的，或者不想贖回的，這些土地就成了和珅的永久資產。
據抄家的官員統計，和珅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三十五處，“壹千零壹間半”，“每年***取租銀壹千二百六十八兩三錢，取租錢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由此可見，和珅購買置地是為了更好的錢生錢。
緊跟時代潮流，投資朝陽行業
和珅經商之能還表現在，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規，善於從宏觀上把握時代脈搏，緊跟時代潮流發掘朝陽行業。在與國外使臣的交往中，他意識到，煤礦業作為新興行業，將是下壹個風口，於是不顧高昂的成本和巨大的投資風險，斥巨資積極投入壹般人不敢嘗試的煤炭業。百姓取暖做飯都需要煤炭，所以他在北京門頭溝和香山開辦了兩處煤礦。由於前瞻的眼光和魄力，他在煤礦業上也賺的盆滿缽滿。
信譽為本，良好的風控意識
和珅最終能富可敵國，跟“信譽”二字是分不開的。和珅受了錢壹定會辦事，幫助人家升官發財，躲避災難等，確實很講究“信譽”。久而久之，“信譽”打出去了，成了“壟斷”經營模式。和珅也有強列的契約精神，在金錢方面親兄弟明算賬。他的外祖父伍彌泰官至大學士，向他借過兩千兩銀子，他擔心外祖父不能及時還賬，逼著老頭拿地契抵押，“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卷歸償。”而這其實已經和今天的抵押貸款別無二致，和珅的風控意識不得不佩服。
利用內幕消息，大發人情財
在朝為官，最重要的是消息靈通，尤其是職位較低不能接近權力核心的官員，能否從大官口中得到瞬息萬變的內幕消息，決定著他們的前途和命運。所以，為了得到這些消息，總會有人不惜花費巨額財富打通“關節”。
和珅的地位無疑是這些追逐者的首選目標，他只憑朝廷的“內部消息”就可以大發“人情財”。1780年，乾隆皇帝決定第五次南巡。此前剛投靠和珅的泗陽縣令國泰，接到了和珅的密信說，皇上此次南巡，必然會去祭祀孔廟，之後壹定會途徑距離泗陽縣城東邊五十裏的地方。和珅命國泰在此精心籌建壹處行宮，以博皇上垂青。國泰馬上調集全縣能工巧匠，在該處修建了壹座行宮。
乾隆祭祀過孔廟後向南進發，路過泗陽縣境時，果然發現了這座優美別致的建築，命人進入行宮，只見行宮非常好看，頓生世外桃源之感，當即命和珅召見國泰。國泰面聖時從容應對，和珅在旁贊不絕口，博得龍顏大悅，馬上被擢升為道臺（相當於地級市市長）。國泰感激不盡，立即給和珅送去大量金銀。其他投靠和珅的官員，知道和珅略施小計便讓國泰擢升為道臺，心中興奮不已，紛紛主動送禮給和珅。
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和珅為官有他“夠意思”的壹面，他為國泰無償提供壹條消息，讓國泰獲得了升遷機會，升遷之後的國泰必然會回報和珅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壹般人也不會覺得和珅收國泰的禮是不道德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