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丹朱正在汾河灘和壹群人戲水，忽見父親的幾個衛士，不容分說，強拉扯著他上了平山，把弓箭塞到他手裏，對他說：“妳父帝和母親叫妳來山上打獵，妳可得給父母裝人啊。”丹朱心想：射箭的本領我又沒學會，咋打獵呢?丹朱看山上荊棘滿坡，望天空白雲朵朵，哪有什麽兔子、飛鳥呢?這明明是父親母親難為自己!“哼，打獵我就是不學，看父母能把我怎麽樣!”衛士們好說歹勸，丹朱就是坐著動也不動。壹夥人正吵嚷著，帝堯從山下被詩人攙扶著上來了，衣服也被掛破了。看到父帝氣喘籲籲的樣子，丹朱心裏不免有些心軟，只好向父帝作揖拜跪，唱個喏：“父帝這把年紀要爬這麽高的山，讓兒上山打獵，不知從何說起?”帝堯擦了把汗，坐到壹塊石上，問：“不肖子啊，妳也不小了，十七、八歲了，還不走正道，獵也不會打，等著將來餓死嗎?妳看山下這麽廣闊的土地，這麽好的山河，妳就不替父帝操壹點心，把土地、山河、百姓治理好嗎?”丹朱眨了眨眼晴，說：“兔子跑得快，鳥兒飛得高，這山上無兔子，天上無飛鳥，叫我打啥哩。天下百姓都聽妳的話，土地山河也治理好了，哪用兒子再替父帝操心呀。”帝堯壹聽丹朱說出如此不思上進、無心治業的話，嘆了壹口氣說：“妳不願學打獵，就學行兵征戰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學會了，用處也大著哩。”丹朱聽父帝不叫他打獵，改學下石子棋，心裏稍有轉意，“下石子棋還不容易嗎?坐下壹會兒就學會了。”丹朱扔掉了箭，要父親立即教他。帝堯說：“哪有壹朝壹夕就能學會的東西，妳只要肯學就行。”說著拾起箭來，蹲下身，用箭頭在壹塊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畫了縱橫十幾道方格子，讓衛士們撿來壹大堆山石子，又分給丹朱壹半，手把著手地將自己在率領部落征戰過程中如何利用石子表示前進後退的作戰謀略傳授講解給丹朱。丹朱此時倒也聽得進去，顯得有了耐心。直至太陽要落山的時候，帝堯教子下棋還是那樣的盡心盡力。在衛士們的催促下，父子們才下了平山，在乎水泉裏洗了把臉，回到平陽都城。
此後壹段時日，丹朱學棋很專心，也不到外邊遊逛，散宜氏心裏踏實些。帝堯對散宜氏說：“石子棋包含著很深的治理百姓、軍隊、山河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轉意，明白了這些道理，接替我的帝位，是自然的事情啊。”孰料，丹朱棋還沒學深學透，卻聽信先前那幫人的壞話，覺得下棋太束縛人，壹點自由也沒有，還得費腦子，犯以前的老毛病，終日朋淫生非，甚至想用詭計奪取父帝的位置，散宜氏痛心不已，大病壹場，怏怏而終。帝堯也十分傷心，把丹朱遷送到南方，再也不想看到丹朱，還把帝位禪讓給經過他三年嚴格考察認為不但有德且有智有才的虞舜。虞舜也學帝堯的樣子，用石子棋教子商均。以後的陶器上便產生圍棋方格的圖形，史書便有“堯造圍棋，以教丹朱”的記載。今龍祠鄉晉掌村西山便有棋盤嶺圍棋石刻圖形遺跡
今日，在亞洲的圍棋人口有數千萬人，在歐美國家也有不少人會下圍棋。
圍棋的規則十分簡單，卻擁有十分廣大的空間可以落子，使得圍棋變化多端，比中國象棋更為復雜。這就是圍棋的魅力所在。下壹盤圍棋的時間沒有規定，快則五分鐘，慢則要幾天，多數時候下壹盤棋需要壹到二個小時。
下圍棋對人腦的智力開發很有幫助，可增強壹個人的計算能力、記憶力、創意能力、思想能力、判斷能力，也能提高人對註意力的控制能力。下圍棋也會對小孩子起到積極作用，使他們能更好的分析事物。
圍棋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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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對弈又被稱為“手談”，雙方以落子作為語言進行交流，每手棋都傳遞著信息。 從戰術上講，圍棋中有“金角銀邊草腹”之說。意指圍取同樣多的地，在棋盤角上可利用棋盤的兩條邊，所需子力(手數)最少；在棋盤邊上只能利用棋盤的壹條邊，所需子力(手數)較多；在棋盤中腹沒有邊可利用，所需子力(手數)最多。所以主流弈法多優先在棋盤角和邊上圍地。 圍棋是壹門經濟學。不同於其他棋類項目以先擒獲對方某種棋子為勝，追求達到目標的過程，圍棋以控制地盤大者為勝方，追求數量的優勢；而與其他棋類項目壹樣，圍棋也是雙方輪流下子，棋子及落子的機會就是棋手所掌握的稀缺資源。
經濟學就是研究如何配置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資源以盡可能地滿足人類無限的欲望的科學。圍棋研究如何把有限的子力資源配置好，以盡可能地滿足棋手控制更大地盤的欲望。用己方的6枚棋子在角上圍2目活棋是容易的，但資源配置效率卻很低，對手的6枚棋子完全可以圍出更多的活棋而獲得優勢。 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壹)是機會成本，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魚和熊掌互為機會成本，須作取舍。這在圍棋特有的“打劫”中也有體現，劫爭和劫材互為機會成本，亦須取舍，也適用比較利益原理。實際上，取舍貫穿整個下棋過程，如果以中庸或‘和’的角度理解圍棋就會有更多的對人生的體會。 不同於國際象棋和軍際象棋、軍棋等，棋盤上的子力數隨棋局進展單調遞減，絕不可能增加，圍棋盤上的子力數除了被提吃外，壹般隨棋局進展而增加。
故除了第壹手棋外，每壹手落子都是在原有局面子力存量基礎上的增量，後續的每壹手落子都要作壹次邊際分析，而邊際分析正是經濟學的重要研究方法。 博弈論是從包括圍棋等在內的各種遊戲(game)中總結出來的，也適用於圍棋。 經濟學的另壹個重要原理是較多的預期收益往往伴隨著較大的風險，圍棋亦如此。用己方的6枚棋子在角上圍2目地是牢靠的，自己可在這2目地盤上作主，沒有風險，區區2目地的收益卻很低；而用同樣的6枚棋子圍出更多的地盤，收益是多了，但有時這樣的地盤上就不壹定能自己作主了，有被對手破除的風險。這與經濟現象何其相似！ 圍棋有點像經濟史上的圈地運動。
中國圍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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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們形象地比喻為黑白世界的圍棋，是我國古人所喜愛的娛樂競技活動，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壹種棋戲。由於它將科學、藝術和競技三者融為壹體，有著發展智力，培養意誌品質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思想意識的特點，因而，幾千年來長盛不衰，並逐漸地發展成了壹種國際性的文化競技活動。
圍棋，在我國古代稱為弈，在整個古代棋類中可以說是棋之鼻祖，相傳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據《世本》所言，圍棋為堯所造。晉張華在《博物誌》中亦說：“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舜是傳說人物，造圍棋之說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圍棋起源之早。
春秋、戰國時期
圍棋已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曾記載了這樣壹件事，公元前559年，衛國的國君獻公被衛國大夫寧殖等人驅逐出國。後來，寧殖的兒子又答應把衛獻公迎回來。文子批評道：“寧氏要有災禍了，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用“舉棋不定”這類圍棋中的術語來比喻政治上的優柔寡斷，說明圍棋活動在當時社會上已經成為人們習見的事物。
秦、漢、三國時期
秦滅六國壹統天下，有關圍棋的活動鮮有記載。《西京雜記》卷三曾有西漢初年“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為天下第壹人”的記述，但這類記載亦是寥如星辰，表明當時圍棋的發展仍比較緩慢。到東漢初年，社會上還是“博行於世而弈獨絕”的狀況。直至東漢中晚期，圍棋活動才又漸盛行。1952年，考古工作者於河北望都壹號東漢墓中發現了壹件石質圍棋盤，此棋局呈正方形，盤下有四足，局面縱橫各17道，為漢魏時期圍棋盤的形制提供了形象的實物資料。與漢魏間幾百年頻繁的戰爭相聯系，圍棋之戰也成為培養軍人才能的重要工具。東漢的馬融在《圍棋賦》中就將圍棋視為小戰場，把下圍棋當作用兵作戰，“三尺之局兮，為戰鬥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當時許多著名軍事家，像三國時的曹操、孫策、陸遜等都是疆場和棋枰這樣大小兩個戰場上的佼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之壹壹王粲，除了以詩賦名著於世外，同時又是壹個圍棋專家。據說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對圍棋之盤式、著法等了然於胸，能將觀過的“局壞”之棋，重新擺出而不錯壹子。 我國圍棋之制在歷史上曾發生過兩次重要變化，主要是在於局道的增多。魏晉前後，是第壹次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魏邯鄲淳的《藝經》上說，魏晉及其以前的“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壹百五十枚”。這與前面所介紹的河北望都發現的東漢圍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肅敦煌莫高窟石室發現的南北朝時期的《棋經》卻載明當時的圍棋棋局是“三百六十壹道，仿周天之度數。”表明這時已流行19道的圍棋了。這與現在的棋局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當時的圍棋已初步具備現行圍棋定制。
南、北朝時期
由於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起，導致文人學士以尚清談為榮，因而弈風更盛，下圍棋被稱為"手談"。上層統治者也無不雅好弈棋，他們以棋設官，建立"棋品"制度，對有壹定水平的"棋士"，授予與棋藝相當的"品格"（等級）。當時的棋藝分為九品，《南史·柳惲傳》載："梁武帝好弈，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見棋類活動之普遍。現在日本圍棋分為"九段"即源於此。上述這些變化，極大地促進了圍棋遊藝技術的提高，為後來圍棋遊藝在中國的進壹步發展和向國外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唐、宋、元時期
唐宋時期，可以視為圍棋遊藝在歷史上發生的第二次重大變化時期。由於帝王們的喜愛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圍棋得到長足的發展，對弈之風遍及全國。這時的圍棋，已不僅在於它的軍事價值，而主要在於陶冶情操、愉悅身心、增長智慧。弈棋與彈琴、寫詩、繪畫被人們引為風雅之事，成為男女老少皆宜的遊藝娛樂項目。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第187號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圖》絹畫，就是當時貴族婦女對弈圍棋情形的形象描繪。當時的棋局已以19道作為主要形制，圍棋子已由過去的方形改為圓形。1959年河南安陽隋代張盛墓出土的瓷質圍棋盤，唐代贈送日本孝武天皇、現藏日本正倉院的象牙鑲鉗木質圍棋盤，皆為縱橫各19道。中國體育博物館藏唐代黑白圓形圍棋子，淮安宋代楊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圓形棋子等，都反映了這壹時期圍棋的變化和發展。 唐代"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是中國圍棋發展史上的壹個新標誌。所謂棋待詔，就是唐翰林院中專門陪同皇帝下棋的專業棋手。當時，供奉內廷的棋待詔，都是從眾多的棋手中經嚴格考核後入選的。他們都具有第壹流的棋藝，故有"國手"之稱。唐代著名的棋待詔，有唐玄宗時的王積薪、唐德宗時的王叔文、唐宣宗時的顧師言及唐信宗時的滑能等。由於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擴大了圍棋的影響，也提高了棋手的社會地位。這種制度從唐初至南宋延續了500余年，對中國圍棋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從唐代始，昌盛的圍棋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漸越出國門。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團將圍棋帶回，圍棋很快在日本流傳。不但湧現了許多圍棋名手，而且對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來唐入貢的日本國王子所帶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則是用集真島上手談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鮮半島上的百濟、高麗、新羅也同中國有來往，特別是新羅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圍棋的交流更是常見之事。《新唐書·東夷傳》中就記述了唐代圍棋高手楊季鷹與新羅的棋手對弈的情形，說明當時新羅的圍棋也已具有壹定的水平。
明、清時期
明清兩代，棋藝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現之壹，就是流派紛起。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形成了三個著名的圍棋流派：壹是以鮑壹中（永嘉人）為冠，李沖、周源、徐希聖附之的永嘉派；壹是以程汝亮（新安人）為冠，汪曙、方子謙附之的新安派；壹是以顏倫、李釜（北京人）為冠的京師派。這三派風格各異，布局攻守側重不同，但皆為當時名手。在他們的帶動下，長期為士大夫壟斷的圍棋，開始在市民階層中發展起來，並湧現出了壹批"裏巷小人"的棋手。他們通過頻繁的民間比賽活動，使得圍棋遊藝更進壹步得到了普及。 隨著圍棋遊藝活動的興盛，壹些民間棋藝家編撰的圍棋譜也大量湧現，如《適情錄》、《石室仙機》、《三才圖會棋譜》、《仙機武庫》及《弈史》、《弈問》等20余種明版本圍棋譜，都是現存的頗有價值的著述，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圍棋技藝及理論高度發展的情況。 滿族統治者對漢族文化的吸收與提倡，也使圍棋遊藝活動在清代得到了高度發展，名手輩出，棋苑空前繁盛。清初，已有壹批名手，以過柏齡、盛大有、吳瑞澄諸為最。尤其是過柏齡所著《四子譜》二卷，變化明代舊譜之著法，詳加推闡以盡其意，成為傑作。 清康熙末到嘉慶初，弈學更盛，棋壇湧現出了壹大批名家。其中梁魏今、程蘭如、範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稱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風奇巧多變，使其後的施襄夏和範西屏受益良多。施、範二人皆浙江海寧人，並同於少年成名，人稱"海昌二妙"。據說在施襄夏30歲、範西屏31歲時，二人對弈於當湖，經過10局交戰，勝負相當。"當湖十局"下得驚心動魄，成為流傳千古的精妙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