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壹生醉心於古代文物，致力於收藏字畫名跡。他自30歲開始收藏中國古代書畫，初時出於愛好，繼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為己任，他不惜壹擲千金，雖變賣家產或借貸亦不改其誌。如曾買下中國傳世最古墨跡西晉陸機《平復帖》，傳世最古畫跡隋展子虔《遊春圖》等。經過他手蓄藏的書畫名跡見諸其著作《叢碧書畫錄》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稱為天下第壹藏。自雲：”壹件《遊春圖卷》使他從豪門巨富變為債臺高築，甚而被匪徒綁架、生命堪虞，猶稱“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其傳奇般的際遇，成為久傳不衰的佳話。
不惜代價、甚至置性命於不顧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於愛國至誠，也是基於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深刻認識與由衷的酷愛。張先生慧眼識寶，所藏書畫件件堪稱藝術史上的璀璨明珠。在他的藏品中，晉陸機《平復帖》是中國傳世書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壹件名人手跡，隋展子虔《遊春圖卷》則是傳世最早的卷軸畫，也是最早的獨立山水畫，合為雙璧。此外還有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宋黃庭堅《諸上座帖》、趙佶《雪江歸棹圖卷》，元錢選《山居圖卷》等等，都是在藝術史上占有獨特地位的重要文物。
對於斥巨資購藏並用心血保護的法書名畫，張伯駒先生和夫人潘素女士（金碧青綠山水畫家）並不視為壹己所有，而是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遺產。
自20世紀50年代起，張先生夫婦陸續將收藏30年之久的書畫名跡捐獻國家，使這些文物成為博物館的重寶，表現了崇高的愛國情操和無私的奉獻精神。
1965年，張伯駒將《百花圖》以及所剩的其他古書畫***計三十多件藏品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館，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博物院時，當時吉林省有壹位叫宋振庭的文化官員，他握住張伯駒的手說：張先生壹下子使我們博物館成了富翁了。
而陸機的《平復帖》、展子虔的《遊春圖》、杜牧《張好好詩》等古代書畫極品都是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 1956年，故宮博物院收到了壹份極為珍貴的大禮：著名收藏家張伯駒及其夫人潘素，將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陸機的《平復帖》、杜牧的《張好好詩》、範仲淹的《道服贊》以及黃庭堅《草書》等8幅書法，無償捐獻出來。
“張伯駒先生捐獻的任何壹件東西，用什麽樣的形容詞來形容它的價值都不為過。”電視紀錄片《故宮》的策劃之壹、紫禁城出版社社長章宏偉由衷地感慨，章宏偉說，為故宮做捐獻的最頂尖的有兩位，壹位是捐瓷器的孫瀛洲，壹位則是捐書畫的張伯駒。陸機的《平復帖》，是現今傳世墨跡中的“開山鼻祖”。雖長不足壹尺，只有9行字，卻蓋滿了歷代名家的收藏章記，朱印累累，滿紙生輝，被收藏界尊為“中華第壹帖”；隋代大畫家展子虔所繪的《遊春圖》，距今1400多年，被認為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壹幅畫作。“這幾樣東西父親隨便留給我們壹件，就夠我們幾代人吃不完的，那可是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啊！”張伯駒與潘素惟壹的女兒、73歲的張傳彩老人笑咪咪地說。父親在後海留下的惟壹壹所老宅因年久而修繕，她與老伴樓宇棟兩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壹大早便冒雨搭公***汽車來約定地點接受采訪。從外套後面不小心露出來掛著月票的紅繩，讓人很難想象眼前這位衣著樸素的七旬老人，曾經是鼎盛時期在北京擁有數處院落、那個顯赫而富有的張家大小姐。“我記得有壹天晚上睡覺前聽父母討論，說最後這壹部分字畫怎麽辦。我們那時年輕，也從來不過問父親的事情。但知道他眼睛很厲害，收藏的東西都是精品中的精品。”1955年底，政府發行公債，號召人民踴躍購買。張伯駒也對這個新生的政府產生了信賴與熱忱，“他跟我們說這個政府可不像國民黨，我們應該要重視、要熱愛”，壹向遊離於政治之外的張伯駒還曾通過當時的統戰部部長徐冰，把自己珍藏的李白真跡《上陽臺帖》捐獻給喜歡書法的毛澤東（1958年由毛澤東轉給故宮收藏）。所以張伯駒在動員大會回來後就跟夫人潘素商量買公債之事。“當時家裏生活是沒什麽問題，但沒有多少現錢，因為錢都買了字畫，哪還有錢啊！”於是張伯駒與夫人商量，將30載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獻出來，成為故宮的永世藏品。政府為此獎勵的20萬元，被張伯駒婉言謝絕。“他說得很簡單，‘我看的東西和收藏的東西相當多，跟過眼雲煙壹樣，但是這些東西不壹定要永遠保留在我這裏，我可以捐出來，使這件寶物永遠保存在我們的國土上。’”張伯駒的女婿樓宇棟回憶。“很多人不理解父親，把好大壹座房子賣了，換了壹個帖子，再把這個帖子捐出去，到底為的是什麽？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張傳彩老人很平靜地說：“父親就是這樣壹個人，他是壹個愛國家的人，他認為這些文物首先是屬於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的，只要國家能留住他們，他付出多大代價也在所不惜。”
據當代資深山水畫家、國畫理論家關瑞之 先生回憶：1980年夏，他陪同張伯駒、關松房 、啟功、魏龍驤等老人同遊頤和園時，河南的壹位領導問關松房、張伯駒兩位老人：當今很多名人都在考慮建博物館、灌唱片將自己的藝術作品傳世，您們是不是也有考慮？張老回答：“我的東西都在故宮裏，不用操心了”。張老的回答令在場的所有人無不對其肅然起敬，這是張伯駒先生1982年過世前對個人收藏的壹次公***感言。
1956年7月，時任文化部部長沈雁冰（茅盾）親筆為捐獻8件國寶的張伯駒頒發了壹個褒獎令，這張薄薄的紙片，被張家仔仔細細地保存著，它也見證了壹個深愛中華文化的人為保存本民族文化遺產所做的偉大貢獻。
《平復帖》是其中最典型壹例。
張伯駒最早是在湖北壹次賑災書畫會上見到《平復帖》的，當時歸溥儒（溥心畬）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孫，恭親王之孫。溥儒在1936年將所藏的唐代韓幹的《照夜白圖》賣於他人，後流於海外。這件事情讓張伯駒久久不能釋懷。據王世襄回憶，張伯駒深恐《平復帖》蹈此覆轍，因此委托琉璃廠壹家老板向溥儒請求出售。但溥儒索價20萬元，張伯駒力不能勝而未果。第二年又請張大千也向溥儒求購，同樣在20萬元的要價前止步。 壹直對此念念不忘的張伯駒後來偶然得知溥儒喪母，急需錢財為母發喪，經傅沅叔斡旋，以4萬元購得。張伯駒後來得知，另壹位白姓字畫商人聽說此事後，也想拿到此帖賣給日本人，出價便是20萬。慶幸的是，《平復帖》已在張伯駒手裏。張伯駒後來寫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圖》出國而未能，此則終了宿願，亦吾生之壹大事”。在張伯駒眼裏，這些蘊含了中國文化的字畫的價值，甚至超過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發生了壹起轟動壹時的綁架案，被綁架者正是張伯駒。 “我父親每個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開會，壹早飛機下來以後，我們的車去接父親。”像往常壹樣，壹輛汽車開在前面，張伯駒乘坐的那輛車跟在後面。誰知壹進胡同口，張伯駒很快被壹輛黑色小汽車上下來的人帶走。 綁架者的身份和底細也很快成了上海灘公開的秘密——他們是汪偽特工總部的“76號”特務組織，他們向張伯駒夫人潘素索要300萬（偽幣），否則撕票。綁架者明顯是沖著張伯駒的錢財來的，但張家的錢其實大部分都變成了那些珍貴的字畫了。“我父親的叔叔跟我母親到處借錢，因為家裏沒有錢，他們有錢都買了字畫。”張傳彩回憶，最簡單可行的辦法是變賣字畫，拿錢贖人。潘素後來設法去看了張伯駒壹次，丈夫卻偷偷告訴她，家裏那些字畫千萬不能動，尤其那幅《平復帖》！“父親說，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緊，這個字畫要留下來，他說不要以為賣掉字畫換錢來贖我，這樣的話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個月，張伯駒寧可冒著隨時被“撕票”的危險，卻始終不肯答應變賣壹件藏品。直到綁匪妥協，將贖金從300萬降到40萬，潘素與張家人多方籌借，才將張伯駒救出。
張伯駒很快離開上海，取道南京、河南來到西安，潘素將年幼的張傳彩托給西安的壹位友人，自己壹人先回北京，後來的幾年裏，張傳彩只記得父母親壹次次往返於北京和西安之間，長大後才知道那時候北京已經淪陷，母親潘素為了不讓像《平復帖》那些國寶級的字畫出任何意外，將它們偷偷地縫在被子裏，壹路擔驚受怕地帶出北京。 張伯駒與《遊春圖》，是另壹段值得被永遠銘記的佳話。30年代溥儀到東北當偽滿洲國皇帝時，帶走故宮1200件珍貴文物，1945年，隨著日本的戰敗，壹些珍貴字畫開始流於市面。“吾人即建議故宮博物院兩項辦法：壹、所有賞溥傑單內者，不論真贗，統由故宮博物院作價收回；二、選精品經過審查價購收回。”時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的張伯駒認為，那批文物中有價值的精品約四五百件，按當時價格，不需太多經費，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傳出消息：琉璃廠壹位叫馬霽川的老板正為壹幅古畫尋找買主，這幅古畫正是稀世珍寶《遊春圖》。張伯駒原本建議故宮博物院出面買下，並表示如果經費不夠，自己“願代周轉”，但故宮方面仍未有回應，無奈之下張伯駒決心個人出面。 “張伯駒”這個名字以及他獨特的價值，因為那段特定的歷史而在很長壹段時間被遮蔽。有關這位傳奇人物的那些並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漸開掘出來，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來的那種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歷史的塵煙，綻放壹種耀眼的光芒，也溫暖著壹代中國人的文化記憶。
“予生逢離亂，恨少讀書，三十以後嗜書畫成癖，見名跡巨制雖節用舉債猶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張伯駒在《叢碧書畫錄序》中自述。張伯駒似乎是註定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兩大要件：壹為財，二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於後者，天生聰慧的張伯駒有令人驚嘆的過目不忘的本領。他自己曾回憶，在友人家裏偶翻壹書，過若幹天後，還能將其中詩句背誦下來，而持有此書的友人卻毫無印象。
有人曾經描寫他所見到的張伯駒，面龐白皙，身材頎長，肅立在那裏，平靜如水，清淡如雲，舉手投足間，不沾壹絲壹毫的煙火氣。張伯駒那時所經歷的生活，被人形容為中國現代最後的名士生活圈。而對世俗的生活相當淡漠的張伯駒，好像也壹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裏。張伯駒的老朋友孫曜東回憶，雖然擁有偌大壹份家業，但張伯駒在生活上樸素得令人難以置信，“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穿絲綢，也從不穿得西裝革履，長年壹襲長衫，而且飲食非常隨便，有個大蔥炒雞蛋就認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對汽車的要求是，只要有四個車輪而且能轉就行了，絲毫不講派頭。”但對看中的文物，張伯駒卻是壹擲千金。“那時很多字畫商人都喜歡和他打交道，因為人家開出的價，他從來不還。”張傳彩說。
張伯駒散淡的個性，著名紅學家周汝昌曾有很傳神的描述：“我到了張先生那裏，去熟了以後，我不理張先生，張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學校了，我也不告辭，我出了門就走，擺脫俗念，我們那個關系沒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參與了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工作，得以與張伯駒結交。王世襄後來回憶，他壹直想研究《平復帖》，但想到東西實在太珍貴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張家看上壹兩次，“沒想到我壹說，他就說‘妳拿回家看去’，這下倒給我添了負擔了”，“到家之後，騰空了壹只樟木小箱，放在床頭，白棉布鋪墊平整，再用高麗紙把已有錦袱的《平復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門，回來都要開鎖啟箱，看它安然無恙才放心。觀看時要等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而無日曬處，鋪好白氈子和高麗紙，洗凈手，戴上白手套，才靜心屏息地打開手卷。”王世襄回憶自己拿到這幅“稀世之寶”時的心情。“《平復帖》在我家放了壹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壹時頓覺輕松愉快，如釋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