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5日晨6時許，上海開往南京的“吉和”號輪船正在長江上逆水航行。甲板上，壹個清瘦憔悴的青年男子倚著船舷，壹手抓著酒瓶，壹手捧著海涅的詩集，壹邊喝酒，壹邊讀詩。南京已經不遠了，壹些旅客三三兩兩地走上甲板。突然，這名男子越過船舷，縱身躍下滾滾長江。船上發現後急拋救生物撈救，但水深流急，那人掙紮了幾下很快不見了蹤影。這位投身赴江流的男子，就是被魯迅稱為“中國的濟慈”的朱湘，他死時年僅29歲。 朱湘自殺的重要原因是長期的經濟窘困。1926年，朱湘在夥食費都經常交不出的情況下，還自費出錢辦了壹份名為《新文》的刊物，並由自己壹人寫稿、編輯、校對和發行。可是因為手頭拮據，雜誌雖然陸續編定了六期，但只印行了兩期便停刊了。朱湘壹生中，僅有的壹段富足生活是在安徽大學任英文文學系主任的初期，當時他每月有300元的薪水，不僅衣食無憂，而且有閑錢去購買古玩字畫。但好景不長，學校不久就開始欠薪，朱湘的高薪成為畫餅。他的壹個孩子出世不久，就因為沒有奶吃而活活餓死，這件事對他刺激很大。 與此同時，朱湘還要面臨頻頻失火的後院。朱湘的夫人劉霓君與朱湘有著相似的身世，二人是指腹為婚。婚後不久，由於性格的差異，壹封書信引來了霓君的猜忌，兩人感情出現了裂痕。雖然留美期間，兩人寫很多書信傾訴相思之苦，但歸國後久別重逢的歡樂並未持續多久，舊有裂痕便又暴露出來，並且日益擴展和加深。他們時常發生口角，甚至打架，把家具、擺設砸碎，待和好後再去買壹套新的回來。家庭不睦，反復無常，缺少親情，給心靈壹直流浪的朱湘無法提供穩定和安寧的歸宿。 在從安徽大學辭職後的壹年半時間裏，朱湘漂泊於長沙、武漢、北平、天津、上海和杭州等地，以賣文為生，不得已時便向舊友們求援和告貸。此時他罹患了腦充血病，加上事業和離家的精神折磨，文思已大不如前之敏銳精進。各報刊又大都是刊出文稿後才支付稿酬，往往杯水車薪、遠水解不了近渴，有時竟鬧到身無分文、受盡侮辱的地步。有壹次在上海，他穿著舊棉袍，由輪船上的茶房“押解”著去找友人趙景深，因為無錢買票，行李被押在船上。這對於清高孤傲的詩人來說，是多麽沈重的嘲弄和打擊！ 朱湘自殺後，聞壹多曾在唁函中提到:“子沅(朱湘)的末路實在太慘，誰知道他若繼續活著不比死去更痛苦呢！” 在中國新詩誕生初期可圈可點的詩人當中，郭沫若、徐誌摩、聞壹多和朱湘這四人是並駕齊驅的。就詩的風格而言，郭沫若的詩如不羈的烈火，徐誌摩的詩有若璀璨的寶石，朱湘好比無暇的美玉，聞壹多則是澎湃的江河。以郭沫若、徐誌摩、聞壹多三人的成就來說，世人就算不全了解，大多也有所耳聞。而知道朱湘的卻幾乎是百無壹人。這對這樣壹個對新詩發展做出了諸多創造性貢獻的詩人來說，生未能逢其時，死又不能傳其名，何嘗不是最大的悲哀呢？或許這也是詩人苦難的壹種余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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