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繪畫藝術歷史悠久，歷代書畫家創作了大量的書畫作品，其中不少既是精湛的藝術品，又是珍貴的文物。而千余年來，人們又因各種原因制作了許多贗品。因此在傳世的書畫實物中，存在著魚龍混雜，真偽雜糅的情況。對每個喜愛書畫的人來說，無論是研究、欣賞，還是購買、收藏，其首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辨別真偽。書畫辨偽是與書畫作偽聯系在壹起的。據記載，南朝時已有人偽作二王法書，唐代張易之曾使人偽作名畫，然而五代以前，此類存心作偽之事並不多見，人們臨摹復制古書畫主要還是作為壹種流傳研習的手段。宋代，隨著商業的空前發展，書畫作品成為壹種獲利頗高的商品，壹些大都市中出現了包括書畫在內的文物市場，如汴京相國寺的集市上即有專門買賣書畫的鋪席，於是作偽謀利的現象就變得較為普遍了。北宋米芾稱其所見宋初李成的畫作，僅兩件是真跡，其余三百件皆是贗品，而據宋人記載，米芾本人也曾經偽作古書畫以騙取他人真跡，作偽之風於此可見壹斑。在這種情況下，書畫辨偽之學便勃然而興了。當時不少書畫家和文人學者都以精於鑒賞著稱，他們在論述歷代書畫作品時，常提到真偽的問題。南宋趙希郜所撰《洞天清錄》是我國第壹部以辨偽為主要內容的文物鑒賞著作，其中“古翰墨真跡辨”、“古畫辨”等篇即專論書畫辨偽。從書中所述看，當時已能根據藝術風格、紙絹、筆墨、幅式、裝潢、印章等方面來辨別真偽了。如論李公麟之畫，“殆無滯筆，凡有筆跡重濁者，偽作”；論幅式，“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米芾、米友仁)，非古制也”；論墨色，“古畫色黑或淡墨，則積塵所成，有壹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明代，書畫作偽之風更興，當時不但有個別人的作偽，而且還出現了專制假畫的作坊，相應的，人們對書畫的真偽也更為註意。曹昭原著，王佐增編的《新增格古要錄》中有“古畫論”、“古墨跡論”等篇，所論書畫辨偽問題較前人更為廣泛而深入。高深《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有“論帖真偽紙墨辨正”、“畫家鑒賞真偽雜說”等篇，書中所論，在不少方面對《新增格古要錄》有所糾正和補充。此外，許多書畫著錄書對辨偽問題也時有涉及。 清代以來，書畫作品的功能有所擴大，名人字畫不僅是壹種可供鑒賞、擺設的文物古玩，而且被人當作可儲藏保值的財富，甚至還常被用以賄賂饋贈，成為壹種謀取官職，疏通關系的手段。這促使書畫買賣更為興盛，價格日益提高，於是作偽的規模更大，手法也更高明。因為書畫的真偽直接關系到人們的經濟利益和官場活動的成敗，所以凡與書畫打交道的人，如書畫家、收藏家、古玩商等，都對辨偽問題十分重視。當時有關書畫辨偽的論述和論著頗多，由於歷史考據學和古器物鑒定學的發展，人們的辨偽方法更為完善，指導思想也更為正確。如錢泳曾提出要獨立思考，多看實物的基本原則，否定了以往流行的“須具金剛眼力，鞠盜心思”的捉賊式辨偽方法。這顯示出，清代的書畫辨偽已逐步形成了壹套比較完整的體系。 民國時期，書畫辨偽的方法更加進步，水平也有所提高，並日趨制度化、學術化。有關的專論和專著不斷發表和出版，辨偽的知識更為普及。當時，政府的古物陳列所和博物館中有專門的人員從事系統的書畫鑒定、辨偽工作，而日益發展的古玩業中也出現了大批精於鑒定、辨偽的行家，有些人還據自己的經驗撰成專著，如趙汝珍的《古玩指南》中即有論述書畫作偽和辨偽的專篇，至今仍有壹定的參考價值。 解放後，隨著史學研究的深入和文物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包括書畫在內的文物研究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書畫辨偽走上了科學化和系統化的道路。從事書畫鑒定的許多專家不但虛心吸取了前人的經驗，而且多有創造和發明，再加上現代科學手段的運用，如以紅外線照像顯示反差極小的畫面、印痕和墨跡等，從而使書畫辨偽之學更臻於完善。他們所做的辨偽工作，認識之全面和深入，方法之完備和精密，論斷之精辟和準確，都是前人不可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