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因為探討人性、人道主義的長篇小說《人啊人》，而蜚聲文壇的已故女作家戴厚英在滬上復旦大學居所的書齋，有壹個很新奇的名稱：任性齋。雖然它的布置風格非常傳統，可以說與“時代潮流”頗不協調——既沒有什麽豪華擺設，也不見值錢的古玩藝術品。房間內放著滿滿的四個書櫥，壹張寬大的寫字臺，壹只老式的三人沙發。也許，只有那部當時尚不多見的臺式電腦，彰顯著主人公思想狀態的“先鋒”與“前衛”。為什麽給書齋取這樣的名稱呢？戴厚英說：自己“原本是性情中人，生活在性情之中，顏色、式樣對我都是毫不重要的外殼，不值得註重的。”有壹位愛好書法的青年朋友，專門為她的齋名書寫了匾額，白紙、黑字、木框，質樸而大氣。戴厚英在閑暇時刻，仔細品味那雄渾厚拙的字形，確乎能感到不隨外界風雨飄搖、銹蝕之性情的魅力——豐富、深邃、堅韌，生機勃勃。進而聯想到，只要懷抱這樣的性情，世界上什麽樣的苦酒、辣酒不敢開懷暢飲？什麽樣的孤獨寂寞不能甘之如飴？但時間久了，她還是感覺，那三個字寫得有些過於莊重和沈重了。特別是那個“齋”字，右邊壹豎直直地伸下來，墨跡似乎被厚厚的泥土掩埋了。如此站久了，豈不太累？戴厚英想，應該讓它輕松、休息下來。於是，到黃山旅遊買回的五只陶猴派上了用場。戴厚英雖然屬相是虎，但她對猴子卻壹直情有獨鐘，她認為，猴上下攀緣所依附的，無非樹木山巒，不貴不賤，卻披戴著常青的枝葉，吸取山巒的靈氣。它沒有雄踞山頭的威嚴，卻享受嬉笑揶揄的情趣。何況，“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小小美猴王，也敢於置豺狼虎豹的威脅於不顧，幻想自成壹統，自由自在。雖不免成為大人們的笑柄，但終究算得上壹種迷人的藝術境界。想到就做，她叮叮當當壹陣敲打，五只猴子便跳到墻上“任性齋”匾額的旁邊，有的打拳，有的踢腿，嬉笑打鬧，似乎已經幫助那個“齋”字拔出了沈重的腿腳。平實的書房頓時變得靈動活潑起來。 “文化大革命”後，戴厚英以自己的生活為素材，寫出了《詩人之死》。上海文藝出版社決定出版。上海某些人聞訊，視為猛獸———因為聞捷之死與那些人有關。此書停了下來。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還是決定轉印，打了紙型。這時，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壓此書。終於此書無法在上海印，轉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關鍵時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給予支持，使此書問世。上海新華書店原訂六萬冊。印成後，受到某些人幹涉，上海退書，壹本也不讓進。後來，總算進了壹點點。有人看了，說：“寫壹個專案組長跟專案對象的戀愛？！”
《人啊，人！》出版之後，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 因何在。可是，聲勢浩大的“批判”，反而使這本書壹下子引起註意。美國出了燙金精裝本，香港出了兩種版本，法國出了譯本，日本、聯邦德國也在翻譯出版……可是，她不僅得不到版稅，連樣書也沒拿到。
戴厚英還告訴我，外國出版社編輯來滬，要求會見作者。復旦大學黨委請示上海市委宣傳部，未予同意。德國波恩大學馬丁教授求見，也遭拒絕。裏根總統訪問復旦大學時，復旦大學有關的接待文件上，專為戴厚英寫了壹條：“如果外國記者問起戴厚英，就說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種人”。戴說，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屬“三種人”，為什麽強往這上面套？據說，上海市委壹位書記在壹次會議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戴說，這顯然不符合事實。
戴說，對《人啊，人！》的“批判”，是她壹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擊。
打擊，反而磨煉了她。她說，壹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靜。她無心於功名利祿，唯壹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學上有所建樹。迄今她還不是中國作協會員。但是，她說，她在讀者中的廣泛影響，已無愧於是壹位中國作家。中國作協要她寫申請。她說，她不寫。她不願打著白旗進入中國作協。 戴厚英性格剛強，而且對待壹切事物都觀點明確，有時甚至難免走極端。不怕，因為她壹旦醒悟後，就絕不文過飾非，而且會坦誠地糾正自己。例如在人道主義問題上，她極左過，而且出於真誠。但當她認識自己的失誤時，她有勇氣並且毫不猶豫地公開否定自己，從而在八十年代初寫出了影響深遠的《人啊，人！》。
說起戴厚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自我認識上的坦率。她在批評旁人時不留情面，她對自己也更是這樣。
戴厚英是壹個誠實的人。她對旁人認真，對自己也丁是丁，卯是卯，絕不馬虎。這說來容易，實踐起來卻很難。恰如其分地批評旁人不易，準確的自我批評難度更大。
論年齡，我和厚英是隔代人。我們之間可說是忘年交。1949-1979年間，神州大地接連發生幾次大折騰，把人心都搞亂了。人民***和國成立時，她才只有十壹歲。厚英基本上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她積極向上，敢打敢沖，因而在動蕩的年月裏，也做過日後反悔的事。問題不在於她那個時期說了些什麽，做了些什麽，而在於她的動機：她是出於真誠。後來她在認識上起了變化，那也是反思的結果。
前年八月她在家中慘遭殺害壹事，在國內外曾引起強烈反響。這樣卓越的作家，竟死於壹個愚昧兇殘的歹徒之手，這真是難以想象的。
厚英住在上海，心卻總依戀著生她養她的安徽。她多次為家鄉賑災而解囊，且計劃退休後回鄉去振興教育，濟老扶貧。她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厚英為人光明磊落，性格直爽坦率，是非分明，作品富有強烈的使命感，1987年初，我和潔若曾在香港與她同看改編成話劇、用粵語演出的《人啊，人！》。我壹面聽著男主角謳歌人道主義思想的大段獨白，壹面對作者敢於探討人性，呼喚人性的膽量由衷地感到欽佩。
厚英是位深深地紮根於家鄉的鄉土作家。她具有豐富的人生經歷，深厚的文學理論根底和旺盛的創作力。如假以天年，本可大有作為。不幸竟遭到這樣的慘死。這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巨大損失！
感謝安徽文藝出版社及時印出這八卷厚英的遺作。這裏是淮河女兒戴厚英畢生的愛與恨，她的信念與期望。厚英的鮮明形象必將永遠留在千千萬萬讀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