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仿古之風盛行，對古風的青睞確實是這壹時期宮廷工藝的突出特點,但仿古決非始於此時，宋代文人即開始好古，明中葉以後蔚成風氣，清乾隆時期只是集其大成而已。其實，對於古代的追慕早就根植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基因中了，不論是儒家所宣揚的西周禮制的中和之美，還是道家所傾心的遠古太樸之道，認為今不如昔的退化的歷史觀深刻地影響著國人的觀念意識。而對於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國家而言，類似情況並非絕無僅有，古代希臘人也認為歷史從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向黑鐵時代不斷地倒退演化。而美國學者李維甚至說：“所有西方的文化，都縈繞於對先前黃金時代的回憶。”（見[美]李維《現代世界的預言者》）
乾隆朝為何興起仿古風
乾隆時期宮廷仿古是工藝史仿古傳統累積的結果，有其內部發展的邏輯合理性，但仿古風格能夠在此時成為工藝生產的主流，並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還有著深刻的外部因素的推動，概而言之，大致有三：壹是整個社會的風尚都傾向於復古，對於仿古工藝的盛行起了決定性作用。當時古代的事物成為國人心目中敬畏和崇拜的對象，深入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直到這壹時期，甚至還有很多人相信“古銅器多能辟祟，人家宜蓄之”。而早在明中葉以後，由於商品經濟的萌芽，工藝品市場也勃興起來，各種古玩頗受消費者的歡迎，但古董難求，仿古器於是便成為工藝品市場中最易為人接受的穩妥的風格樣式。另外，乾隆時期知識階層興起了壹種以文字訓詁為核心、
全面清理古代文獻與文化的考據學風潮。考據學對古代文化的態度影響了世風，進而啟發了工藝仿古。二是政治原因。滿族本為少數民族，文化積累薄弱, 為了更好地鞏固統治，清朝統治者壹方面采取文化彈壓的手段，制造峻密的文網，屢興文字獄，使文人士大夫不敢妄言當代政治是非和社會現實問題，轉而皓首窮經，將聰明才智用於古代文化的整理；另壹方面統治者則有意識地把自己塑造成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整個文化傳統的代表者，有“正朔”的合法繼承性，並且通過國家名義組織研究和總結古代文化的工程，以宣揚“文治”的功業。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康熙與乾隆時期分別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因此國家的政策和導向促進了仿古之風的盛行。三是統治者個人喜好的影響。高宗少年時所受的教育是以理想的帝王模式為基礎的，其學習內容以正統的儒家經典、歷史典籍為主。他熟讀《詩》、《書》、《四子》，對《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哲學都有心得，並旁及《通鑒綱目》、《史》、《漢》、八家之文等。在此過程中，他由衷地被中原高度發達的文明所濡染，真心地熱愛和推行古代文化，在帝王的角色之外，極為自覺地選擇了文人的角色，並以文人的標準要求自己。考據學影響了高宗，他曾經親自撰寫《五瑞五器說》、《圭瑁說》等考證文章，組織編寫了《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等著錄內府所藏古代銅器的著作，為宮廷工藝仿古提供了最適宜的模板。因此，當朝天子的喜好促進了仿古之風的盛行。
乾隆朝最愛仿什麽
乾隆朝的仿古範圍十分寬泛，僅以工藝品為例，既包括仿商周鼎彜，仿秦石鼓，仿漢博山爐、蠶紋璧，也包括仿汝、哥等宋代名窯瓷器，甚至還仿明永樂、宣德青花，仿成化鬥彩瓷等，歷代名品都是仿古的對象。不過，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則是對商周特別是西周青銅禮器的仿制。在各種工藝類別中都能找到青銅器的典型形制，如鼎、爵、尊、簋等以及青銅器的典型紋飾，如獸面紋、夔紋、回紋等經轉化後所形成的構圖元素，這與高宗的倡導不無關系。由於青銅禮器作為正統思想中理想的禮樂制度的集中體現，是古典美學的凝聚，故而成功地仿制這類器物，未嘗不是高宗重現聖王時代的壹種自矜，同時也是對他心目中宮廷工藝典範的壹種探索。
仿古與作偽有區別嗎
仿古，照字面意思看來，只要是對古代工藝母題的模仿都可歸入仿古的範疇之內。仿古易與作偽相混淆，有些論者是將仿古與偽古看作同壹個概念的，其實還是應該將二者區分開來。如果孤立的針對某壹器物而言，的確很難辨別“仿”與“偽”的界限。大抵“偽”傾向於亂真，不擇手段地做舊、添款、制造相關佐證，而“仿”近乎學習與引用。要知道，至乾隆時期，古代工藝已經發展千年，積澱出豐富的語匯範式，摸索出各種精密的技術，形成了穩定的審美心理，這些都體現在歷代工藝傑作上，因此仿古也就首先意味著繼承。這壹點在相對較為系統的繪畫理論中有明確的提示，如清初著名畫家王原祁就說：“畫不師古，如夜行無燭，便無入路，故初學必以臨古為先。” 王原祁的說法其實在工藝品制作中也十分適用。此外，豐厚的工藝傳統使各個品類都已經發展到近於完善的境地，另辟蹊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正如紀昀所感嘆的：“縱觀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盡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範圍。” 因此，仿古在乾隆這個特定時期除繼承的意義外，也是整理、綜合、演繹的過程。總之，“仿”古實是創新，體現時代觀念，“偽”古刻意模仿求像，淆亂真假，誤導大眾。當然，壹旦進入市場流通領域，“仿”古亦可以轉化為“偽”作，變成牟取暴利的贗品。宮廷工藝似乎不存在這種逐利的欲求，也缺少作偽的必要理由。至於在乾隆初年，高宗為什麽對怎樣才能制作出與古代玉器絲毫不差的作品特別感興趣，我們已難以確知，也許是出於對做舊法好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