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突襲沈陽北大營，發動侵占我東三省的“九壹八事變”；翌年即扶植溥儀為滿州國傀儡政權，並且進攻熱河，窺伺華北；1933年更攻陷山海關，平津震動。當時故宮在平理事會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故宮文物南遷；而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當即指示文物暫遷上海租界。其實在此之前，故宮為考慮文物的安全，已經命各管處挑選文物，裝箱放置，以備必要時移遷；父親在當時即參加了各種不同文物的裝箱工作。
提起裝箱，這可不是壹件簡單的事；因為對於司職文物保管維護的博物院同仁來說，都是壹樁史無前例的艱難任務。當時是如何完成的，今天翻閱父親的著作《山堂清話》135頁有關故宮文物的裝箱與南運篇章中，就有比較詳細的記述：“三館雖然從事裝箱，而難易卻大不相同……最困難的自然是古物館與秘書處所裝的箱件。中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紙，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銅器，看其形狀似乎堅強，可是壹碰就碎；其它脆弱微細之物尚多，裝時各有困難；這是圖書、文獻二館沒有的……我們的做法是，將庫中自乾隆以來，由景德鎮運到宮中，原封未動所裝載的瓷器箱，打開來看，他們是怎樣包裝的。然後又向琉璃廠各大古玩商店，詢問他們是怎樣將珍貴古物裝箱出口的辦法；同時再請他們到宮內，作壹次示範表演。然後我們也就依樣畫葫蘆，如法泡制。天下事，熟能生巧，久成專家；我們有些人，裝置若幹時日以後，對於此道大有心得，不但不再求人指導，而且竟能外出客串，代替別人裝箱了。……我們由領教觀察和實地經驗得知裝箱的密訣，不外下邊的四字真言，就是穩、準、隔、緊。……”如果歸納父親文中所言，就是用“謹慎的態度”和“正確的方法”，“使件件相隔離”，然後包紮成為壹個“堅實的整體”。也就是由於這種戒慎恐懼的心情和認真實在的工作態度，才能使得後來經歷上萬裏播遷的數十萬件故宮文物，幾乎做到毫發無傷。
1933年元月，故宮把分屬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和秘書處的重要文物，壹***包裝了13491箱，在北平市長周大文的協助下，排除各項反對阻力，將第壹批於2月5日連夜運出午門裝上火車，並在重重軍警的戒護之下，於2月6日清晨駛離北平車站；從此展開時至今日已經超過70個年頭的文物南遷之旅。
從2月到5月，文物前後***分5批從北平經平漢、隴海轉津浦鐵路運到浦口，再換江輪到上海，分別存放在法國和英國租界；事實上除了故宮，還附帶運出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及國子監的6066箱文物。1934年故宮理事會通過在南京朝天宮旁修建永久保存庫，並且在1936年八月完工，於是原存上海的四單位文物，便在當年年底，全部用火車運到南京新庫存放。
在此期間，我國政府為了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935. 11~1936.3)，特別請故宮遴選了735件精品，裝入80個特制鐵箱，運到英國參展。當時故宮就選派時任古物館科長的父親，以中文秘書的名義，與4位故宮同仁，壹同押運文物，搭乘英國海軍巡洋艦，前往倫敦參與盛會；這也是故宮文物首度到外國進行的壹次非常成功的展覽。
1937年“七七事變”後，戰爭全面爆發，當時故宮的馬衡院長為了國寶的安全，當即呈請選擇精品文物，先行撤往安全地區。經行政院核準後，就以1935年參加倫敦藝展的80箱文物精華，連同初選後未送展的精品，另外再加選若幹重要文物，壹起裝入這80大箱，就在“八壹三”淞滬戰役的次日，裝上招商局建國輪溯長江到漢口，然後從武昌換乘粵漢鐵路火車運到長沙，借湖南大學圖書館暫存；之後因戰事轉劇，再在政府密令湘、桂、黔三省派軍護送下，分兩批搭乘卡車，從長沙經廣西桂林到貴州，等到兩批文物精華都運到貴陽時，已是1938年元月；當時文物就寄存在六廣門的委員長行營內。為了考慮文物在貴陽的安全，壹年後故宮當局決定把它們再遷運到黔西安順縣城外的壹個石灰巖天然洞穴—華嚴洞之內，並且設置了“安順辦事處”。執行這第壹批南遷國寶的押運者和負責人，就是父親莊尚嚴先生；而筆者就是在1938年的11月在貴陽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