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就是這樣壹個善良、多情、敏感的人，壹個非常特立獨行的作家，和同時代許多描繪現實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壹個被過去的記憶吸引住的人。沈從文對湘西鄉土的思念，在潛意識裏催動著他創作的激情，也使他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他說：“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所以他的作品內容與當時的時代主潮距離較遠，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這樣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攻擊，魯迅就曾說他是“自由人”、“第三種人”，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悶”。“作為壹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為壹個人，他的意誌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義者。他總是用壹種善良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上的壹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鄉沱江的水那樣透明，他經不起在這純潔感情裏摻上褻瀆的汙點。永遠的湘西是他的壹個情結，是他的寫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經和沈從文融為壹體。他想“跳”出來也不大可能。他對自己的湘西情結與時代精神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困惑不已。這種心理壹直纏繞著他。任何打擊都會觸動他孱弱的神經。”
而促使沈從文最終與文學訣別是：北平解放前夕，沈從文在給壹位朋友的信中說：“大局玄黃未定……壹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壹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正是基於這種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學卻貼出壁報，全文抄轉了郭沫若發表於香港的《斥反動文人》，指責沈從文“壹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郭沫若壹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壹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沈重的打擊。由此帶來的巨大壓力，使得沈從文竟致於壹度神經錯亂。北平解放後，沈從文作為小說家或大學教授都已不合時宜，壹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改行。
從此中國的文壇少了壹個沈從文，中國的文物界多了壹個沈從文，這是中國文壇的憾事，卻是文物界的幸事。沈從文離開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這壹年沈從文四十七歲。他從最低的博物館講解員做起，壹講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時冷板凳要坐壹輩子。這因為有了這樣的選擇，“他在遼遠塵封的文物角落耕種，雖然辛苦，卻避開了陸續發生的壹場又壹場的文壇爭鬥。當噩夢醒來，塵埃落定，許多人因命運蹭蹬、光陰虛度而懊悔，沈先生卻意外地以文博考識著作等身。沈從文退出熱鬧的文壇而遁入冷清的“空門”，是他後半生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睿智而不虛榮，懦弱恰含剛強。他沒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沒有虛擲寶貴的光陰，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態度，平靜而執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實現了真正的人生價值。曾與沈從文同屬“京派”作家的最後壹位傳人汪曾祺後來說他：“這壹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難言；亦得亦失，得失難言。步入冷徑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
其實，沈從文對文物也是有感情的，否則他不會改行到博物館。沈從文與文物的最早接觸，按《從文自傳》的說法，是十幾歲在湘西“統領官身邊作書記”時，登記其收藏的舊畫古董。抗戰時期在昆明西南聯大，流連於工藝品之美，時時在地攤上撿壹點價廉物美的東西，大多是後來他經常提到並傾註心力的“花花朵朵、壇壇罐罐”。四十年代末，北大籌建博物館，他就自願去幫忙，那時已是頗具眼光了。就是如此，五十年代轉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後，他還是主動當了十年的“講解員”。這種艱苦的實物學習以及不為人知同樣刻苦的文獻披覽，使他具備了罕見的綜合文物研究的能力。這是他個人悟性與努力的結果。
沈從文所走的文物研究之路，與同時代的文物專家不同，他不是正統文物科班出身，也沒有經歷過家傳古玩的熏陶、古玩經營的歷練，可他像自己個性壹樣，以自己的獨特，走自己的文物研究之路：他照例十分認真地研究文物制度，並掌握了廣泛的雜文物知識，尤其使衣著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於定論有異樣的看法，“不僅是這些搞字畫的專家的‘權威’，對於壹般文物常識少興趣，即搞博物館的同行中大專家‘權威’。看不起文物常識，不相信常識能解決問題、推翻迷信”（《用常識破傳統迷信》）。關鍵處就是“專家知識”有時沒有“常識輔導”，結果走不通，而有“知識”少“常識”的專家，憑的是書本和成見、經驗和感覺，因為不了解或不願下功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識”。他們的權威地位隔斷了這些極具意義的“常識”對學術發展的作用，而沈從文的後半生就是鍥而不舍地為“常識”的普及而奮鬥。沈從文的身體力行對當今的文玩研究與鑒定是否有現實意義？
我們不得不佩服沈從文研究文物的獨到和眼力，是金子總是要發光的，不管他在什麽位置，總能有驚人的表現與成就，從1957年到1963年，他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並且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明錦》、《中國的瓷器》等學術專著。
1978年，受胡喬木的關懷，沈從文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並配了助手。1981年，壹部從“文革”前就嘔心瀝血的八開本煌煌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精印出版。胡喬木致函祝賀：“以壹人之力，歷時十余載，幾經艱阻，數易其稿，幸獲此鴻篇巨制，實為我國學術界壹重大貢獻，極為可賀。”這部著作成為領導人出訪贈送外國元首的禮物，同時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空白，從而奠定了沈從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代服飾學家的地位。
他的另壹個貢獻就是對前人和他人用力甚少或是根本沒註意過的雜文物乃至於“非文物”的關註與研究。用現在的觀點看，早先的沈從文是很不入流的，以自己的趣味和喜好買些大路貨，看完就到處送人，因為原本就不值錢，但沈從文卻能從它們身上看出價值，所以他會對那些堆積文物庫房永遠不能展出或是出土後毫不引人註目的東西報以熱情，在他看來，“貨幣價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文物價值”的器物，“惟有能夠把它當作古代物質發展史的地下材料看，才會覺得這裏有豐富的內容，值得我們用壹種新的態度來發現，來研究，來理解”(《我們從古漆器可學些什麽》)。只有理解他的這種學術關懷，才能明白他的期待和選擇。
他的目光所關註的雜文物有：綢緞、漆工藝、玉工藝、陶瓷加工、金屬加工、前期山水畫、圖案、鏡子、扇子、燈、屏風、飲食用具、地毯、紙、車輛、肩輿、船、兵器、馬的應用和裝備、馬技與馬戲、馬球以及其它球類、雜伎、舞樂、獅與獅子舞、熊經鳥伸、玻璃、琉璃等等，其中也有“金石瓷玉”，不過他的角度是工藝而非單純器物鑒定。這些繁多而有趣的課題由於各種原因，沈從文只留下壹些片段，過多的幹擾沖抵了他的勤奮與努力，這是他留給我們的另壹個遺憾，否則我們就能有幸看到他更多的成就。
時至今日，我們再看沈從文所創作的湘西系列，那種鄉村生命形式的美麗，以及與它的對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結構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與自然“和諧***存”的，本於自然，回歸自然的哲學。“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壹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創作要負載的內容。我們不禁要驚嘆，沈從文的文學理想不正是我們當今這個時代所極力倡導的理念嗎？我們再回首壹下他的文物研究的方法與成就，是否依然對當今火爆的古玩市場，有著某種警示和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