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侵華，對於中國的文化，特別是壹些有價值的文物來說，是壹次大的劫難。無數珍寶文物和珍貴的歷史資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搶，或毀，而這對於每壹個中國人來說，是心中永遠無法抹去的痛。“九壹八事變”前後，日本“考古”學者盜掘了中國多少古墓？
“七七事變”後，日軍破壞了故宮多少文物？
日本人的《江南踏查》 報告書披露了哪些文物劫掠細節？
戰後，國民政府究竟追回了多少文物？
本文就帶領大家走進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去看看日本侵略者在對待中國文化上所犯下的鮮為人知的滔天罪行。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不完全統計，在歷史長河中，有數百萬件甚至上千萬件的中國文物流落於世界上47個國家，其中最龐大的留落地，就是同屬亞洲的日本。瘋狂盜掘：“九壹八事變”前後的文物掠奪
日本掠奪中國的國寶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擾，但真正開始大規模地掠奪中國文物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當時日軍將司令部設在北京北海靜心齋，大肆搶掠裏面的文物，萬佛樓內大小1萬尊金佛被悉數掠走。據資料，僅日軍聯隊長栗屋大佐就掠走了文徵明繪畫1卷，明代銅制香爐1個，玉器10件等。“九壹八事變”前的幾十年，利用戰爭搶掠他國有價值的文化名品逐漸成為日本的自覺行動，他們把掠奪中國文物與培養日本文化根基、“雄進國家財產”和“發揚國威”聯系起來。1902年至1914年，日本曾先後三次派遣以凈土宗西本願寺派第22世門主 （住持） 大谷光瑞 （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為首的中亞西亞探險隊深入中國境內，從事名為考古、實為盜竊歷史文物的活動。三次探險的隊員***有18人，歷時5年零11個月，行程
1.8萬公裏，足跡遍布中國新疆、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等地的40余座城鎮，294個佛跡點。“大谷探險隊”通過亂挖、亂掘和切割等破壞手段，大量竊取、掠奪中國地上地下文物寶藏。其中較突出的是9具人體標本和5塊方磚形彩墨書墓誌銘，以及公元500—640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媧交身）圖”。他的手下還買通王圓_道士，將敦煌藏經洞裏的古籍洗劫壹空。在樓蘭，“大谷探險隊”幹將橘瑞超沿著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標，找到樓蘭古城，並從古城裏發現了震驚世界的 《李柏文書》。
瘋狂盜掘使中國西北地區的文物古跡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壹場破壞與洗劫，三次“探險”，到底竊取掠奪了中國多少文物，沒有確切的數字。僅第三次“探險”，有記載表明：***竊取文物86箱，重達6731公斤，部分被盜運到日本的京都恩賜博物館。大谷自稱所獲文物“在時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種類上也多種多樣，頗為豐富”，類別有“佛典、經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書、繪畫、雕塑、染織、刺繡、古錢、印本等”。
這種假借考古、田野調查、探險的名義對中國文物進行劫掠的行為，壹直持續到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如1905年，東京大學的鳥居龍藏在遼東半島及東北地區進行調查和盜掘的行動，壹直延續到1911年。京都帝國大學的濱田耕作盜掘了旅順刁家屯漢墓等；1931年發掘了營城子漢墓，臨摹了古墳壁畫，收羅了許多文物。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內宏為首的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掘隊發掘渤海上京龍泉府的宮殿遺址，劫走壹批珍貴文物。
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1935年，日本考古隊在遼祖耶律阿保機寢陵等地發掘的珍貴文物，如耶律阿保機夫婦的玉冊殘簡，也被盜運東京。1936年起，原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
壹、長廣敏雄等開始對中國南北響堂山、龍門石窟進行調查。結果，他們從中國陸續取走了有關龍門、雲岡的石窟資料5600件，石刻資料8000件。這些文物現在仍保存在該所東洋文獻中心。其他如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和東亞文化協會的原田淑人等發掘北魏平城遺址、邯鄲趙王城、齊國故城、滕薛二國故城、曲阜漢魯靈光殿遺址、周口店和殷墟遺址，以及東京帝國大學在大同等地的發掘。僅在遼寧、吉林等地，就有為數達17起之多的盜掘。
1929年前後，壹本叫 《亞細亞寫真大觀》 的攝影月刊風靡日本。該月刊前後發表了幾千幅拍攝於1924年至1932年的照片，內容主要以中國為拍攝對象，並以中國東北三省和內蒙古地區的所謂“滿蒙”地方的照片占大多數。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情報課直接指導下的情報人員島崎役治之手。此人的公開身份是日本設在大連的“亞細亞寫真大觀社”的專業攝影社員，該社的首席“名譽贊助員”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壹。其他“名譽贊助員”“評議員”如頭山滿 （日本極右翼首領、“大東亞***榮圈”的瘋狂鼓吹者）、清浦奎吾 （兩任日本首相、反華元老）、齋藤實 （日本海軍大將）、白川義則 （陸軍大臣）、白鳥庫吉 （日本東洋史學家、考古學家）、山崎直方（日本地理學家）、鳥居龍藏 （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家） 等人，不是策動侵華戰爭的實權人物，就是精通中國文化歷史的大學教授。其險惡的軍事、政治目的，已經十分清楚了。
在這些照片中，中國每個省、市重要的建築物、各行業人群，乃至大城市中的火車站裏的客貨站、海港碼頭、市內交通及公路設施、中心廣場、商業中心街、重要廠礦、名勝古跡標誌、日本在華“紀念物”（如塑像、墓碑之類） 都在必攝之列。這些照片大多數沒有什麽觀賞價值，但作為侵略時占領壹城壹池的需要和劫掠中國文物，卻很有_用價值。
就以1928年的照片為例，島崎氏有壹篇 《濟南攝影行》 的雜記附錄在當時的“寫真大觀”刊上。“五三慘案”後，濟南淪陷，日軍就是按照這些情報資料強行將濟南附近臨淄縣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運到淄河店車站，在這裏裝上火車運往青島，再從青島裝船運往日本。
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在日軍侵占的中國領土範圍內，壹些日本考古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及個人隨之而來，他們早已不滿足於假借考古的名義在“滿蒙”和華北偷盜文物，而是有計劃有目標地在軍隊的保護下進行公開劫掠。日軍侵占東北不久，便以“保護”為名派憲兵闖進沈陽故宮，掠走清代文溯閣的 《四庫全書》。日本人因為前面對中國文物古跡進行了詳細的摸底和調查研究，所以，“他們對中國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
來源：讀書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