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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的形成,發展和沒落

從鐮倉幕府成立到明治維新,武士階級統治日本長達700年之久。武士政權或武家政權是日本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政權形態,而且直接與近現代日本相聯結,因此在日本社會和民族性格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91年日本集英社出版了壹套(日本歷史)叢書,其中第7卷(武者之世)寫武士階級形成的歷史。著者是日本東北大學教授入間田宣夫。他在該書結語中評價了武士政權的歷史作用。他先引用了1602年利瑪竇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中對日本的文字說明:“尚強力”、“權常在強臣”,然後評論道:這個評語決不是褒獎語,其意思是說,日本人好戰,武力優勝者即可掌握權力,由於這種野蠻的風俗,日本不能成為先進的文明國家,這是很可悲的。著者認為:利瑪竇是從國際性的或普遍性的立場出發評價中世紀的日本人的,而國際性普遍性的立場,例如當時的中國人認為男子應以習文修學為最高目標,而視武人為鷹犬,而日本正相反,“其民多習武,少習文”。著者認為:這正是武士政權存在的陰暗的壹面,而這壹中世紀的遺產即輕文重武的島國風氣,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現代也未能消除,對此我們難道不應抱有警惕麽?入間田教授的論斷說明了武士政權對近現代日本的深遠影響。從了解日本、認識日本的角度看,研究武士階級的形成史是壹個富有現實意義的課題。

關於武士階級的形成問題,日本學者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從六七十年代以來,無論在史料的發掘方面,或是在視角的深化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進展。從史料的發掘方面說,過去被認為史料價值不高的物語(話本)、軍記(戰記)壹類作品受到重視;過去僅被作為美術史、風俗史史料的繪卷(畫卷)也被視為視覺史料而用於歷史研究;此外,日記、考古資料也得到廣泛的利用。從視角的深化方面說,隨著史料的多樣化,社會史、軍制史、地域史等新視角不斷提出,並取代階級分析的舊方法。從階級觀點研究武士的出現,壹般認為是領主為自衛而建立私人武裝的結果,但是這個論斷缺乏史料的支持。社會史則從社會職能的角度進行解釋,認為武士的社會職能是練武、打仗,可以說是“殺人請負人”(殺人包幹者),而武力的請負化是與當時王朝國家的基本統治原則“請負制”壹致的。軍制史則強調武士與地方政權相結合,構成軍團制廢除後的國衙軍制的壹部分,以及武士與公權相結合對武士階級形成的意義。武士起源於東國,武士政權亦建立於東國,其原因何在?地域史著重探討這壹間題,指出當時東國是防禦師夷的兵站基地,並由此而在那裏形成了軍事貴族,他們是武士的前身。

相對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累累,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卻寥寥無幾。從觀點上看,我國學者有關武士階級形成的論述基本上也是吸取日本學者的看法,而且是以前的傳統看法。吸取日本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據史實,用我們的觀點來闡明武士階級的形,成史,應該提上日程。本文作壹初步嘗試,以拋磚引玉。

”武士“壹語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中國初出為:唐“天寶十壹載(752)改諸衛士為武士”。日本初出為:寶龜二年(771)“賜親王已下五位已上絲,各有差。其明經、文章、音博士、明法、算術、陰陽、天文、歷術、貨殖、恪勤、工巧、武士,總十五人賜絲十絢”。這裏的“武士”當然與本文所說的武士含義不同。

本文含義的“武士”壹語十世紀以前雖已出現,但不固定。同樣含義的詞語還有“兵”、“侍”、“武者”等。這幾個詞語間也稍有區別:“兵”,以戰爭為職業者;“侍”,貴族的警衛;“武者”,政權中的武人。日本學者認為這三個詞語反映同壹實體的不同側面,到十二世紀時三者統壹為“武士”。

以上是“武士”的語源。

武士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應該予以明確的定義。日本學者間有兩種定義方法。壹種從職能定義,例如:“以武藝為專業者”(萬有百科)、“以武技、戰鬥為業者”(世界大百科)。但是,武士不僅是壹個職能集團,而且還是壹個政治集團、社會集團。顯然這種職能定義的方法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狀況,因此都需要作補充說明。例如:“在封建時代作為支配者而發揮權勢”(萬有百科)、“後來成為身分階層或其所屬成員的呼稱”(世界大百科)。但是,什麽支配者、什麽身分並不明確。另壹種從階級定義,例如:“擁有武力並在農村居住的本地領主”(現代百科)、“憑依武力統治地方而又任職於政府者”(小學館百科)。這些定義雖然指出了武士的階級性,但又局限於“本地領主”、“地方統治者”,而實際上鐮倉幕府後武士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成為全國統治者。因此這些定義只適用於平安時代,而不適用於鐮倉幕府後的時代,尤其是江戶時代。顯然這種定義作為定義缺乏普遍性。

武士出現於十世紀,200多年後鐮倉幕府建立,以後武士政權延續了近700年,直至明治維新。在這近1000年間,武士並不是壹成不變的。那麽應該以什麽時點作為定義的基準呢?上述兩種定義方法的問題恰巧是沒有弄清楚武士定義的時基準。我認為定義武士應把武士作為壹個階級或階層來看待,以其形成作為定義的時點基準。而作為壹個階級或階層的武士,其形成又應以武士政權的建立作為標誌。根據以上考慮,我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指標來定義武士。第壹,經濟上為領主,既可以是莊園領主,也可以是封建領主;第二,社會上以武藝、戰爭為職業;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權為目標;第四,思想上以主從關系為道德準則。作為壹個政治集團、社會集團的武士階級應具備以上四個指標,尤其是第二、第三點最基本。這樣的定義把武士與壹般的職業軍人、雇傭軍人區別開來,既適用於武士形成期,也適用於武士政權期。當然在武士形成期這些指標不那麽典型,但已具有這些因素。武士政權雖然歷經變遷但不出這些基本點。

以下我們把武士作為壹個階級,並以武士政權的建立作為其形成標誌,來考察武士的形成問題。

階段

武士形成為壹個階級並建立政權,歷經近3個世紀的曲折過程。這個過程大體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壹,土著擴張階段,939年平將門之亂以前;

第二,對抗朝廷階段,平將門之亂----1028年平忠常之亂;

第三,充當鷹犬階段,平忠常之亂----1156年保元之亂、1159年平治之亂;

第四,形成新貴階段,保元、平治之亂----1185年平氏滅亡;

第五,建立幕府階段,平氏滅亡----1192年源賴朝任征夷大將軍。

以下以平、源兩氏勢力消長及有關重大事件為線索,描述各階段的基本狀況與特征。

土著擴張

桓武平氏的始祖高望王,889年賜姓平氏,被任命為上總介,下放阪東(關東)。阪東是鎮撫蝦夷的前進基地,是落後的邊陲之地。“兇徒結黨,群盜滿山”。高望王下放阪東是朝廷為加強邊備而采取的壹個部署,但卻為平氏土著(定居、紮根)關東,擴張勢力提供了機會。因為邊陲遙遠,朝廷鞭長莫及,控制力弱。

國司官分四等:守、介、椽、目,任期四年。高望王任期屆滿後,未回京都,而在阪東定居,以便擴大勢力。到其子代,勢力已達於上總、下總、常陸。高望王的8個兒子中,有3人任鎮守府將軍(長子國香、三子良將、四子良孫)。此外,國香任常陸大椽、二子良兼任下總介、良孫任上總介、七子良持任上總介、八子良茂任常陸少椽。而到其孫代,勢力更擴大到下野(良茂子良正任介)、相模(良將子將文任守)、武藏(良兼子公雅任守)、陸奧(國香子貞盛、繁盛任守)等地。在平將門之亂爆發以前平氏已三代稱雄阪東。

平氏擴大勢力的手段:與地方豪族聯姻,如國香與常陸椽源護有姻戚關系。源護為嗟峨源氏,也是賜姓皇族。這是和平手段。非和平手段為私鬥,如931年良將子將門與伯父良兼因“女論”而發生戰爭(後者之女為將門妻)。四年後(935)將門又與常陸椽源護及伯父國香交戰,殺源護子及國香,繼而又與國香子貞盛等交戰。雙方都向朝廷申訴。先是朝廷發太政官符追捕將門,將門上洛陳弁後又發追捕良兼、貞盛、源護的官符。貞盛不服也上洛陳詞,朝廷又發太政官符責問將門。雙方都企圖利用與朝廷的聯系,使爭鬥有利於自己。

十世紀中葉,平氏已在阪東構築了足以發動反亂的實力。就平將門而言,他在下總國豐田莊建立據點,勢力範圍及於相馬郡與猿島郡。他在猿島郡的石井鄉還建有營所。營所既是將門出巡的休憩處、四方人馬來往的住所,又是儲藏兵器的倉庫、堡壘。將門有壹支自己的武裝,大約壹千人,稱為“驅使”(可能是親兵)、“從類”。此外,還能動員、指揮大約八千人的稱為“伴類”的其他地方豪族的武力。如上述,他在中央貴族中也有自己的後臺。將門不僅在同族間進行秘鬥,而且幹涉其他地方豪族與國司間的爭鬥。如939年武藏權守興世王與足立郡郡司武藏武芝發生爭執,興世王違反慣例率兵強行進入足立郡內,沒收、查封百姓的財產和房屋,“將門急聞其由,告從類雲:武芝雖非我近親,但我欲鎮定彼此之亂”。於是率兵“向武藏國”,與武芝壹同責問國府。

總之,經過三代人四五十年的擴張,平氏已形成了稱雄阪東,足以發動反亂的實力。顯然壹旦時機成熟,他們的能量散發出來,必然會形成震動全國的大反亂,而其導體即是國衙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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