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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和周作人有什麽不同?如果是兩個人,請給出他們的信息!謝謝妳

魯迅和周作人是兄弟。參見:

魯迅兄弟

從對伊伊的深情到分道揚鑣,導致了人生的壹大悲劇——壹個魯迅原來的四個兄弟,弟弟早逝,留下三個兄弟。自己長命百歲,老二是男的,老三是男的。或許是那種書卷氣十足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不願沒落的信念。祖上從小就對魯迅兄弟寄予厚望,尤其是魯迅和周作人。

魯迅和周作人相差四歲,是最親的兄弟。再加上周作人聰明隨和,兩人在壹起的時間最多,自然比別人厚。有壹些有趣的事情。他們經常壹起工作,很少互相隱瞞。秋天,桂花香,家人都愛在桂花樹下休息。魯迅和周作人出人意料地表演了自己的兒童劇,把大人們逗樂了。冬天,家裏裝水的大桶裏結了壹層薄冰。魯迅破了之後,撈出來給周作人,嘴都炸了。當然,他們也有失望的時候。有壹次,魯迅從壹幅《老鼠結婚》的畫中得知,元宵節晚上是老鼠結婚的日子,於是和弟弟耳語了壹夜,睜著眼睛,卻什麽也沒看見。第二天,周作人事事無精打采,卻不怪弟弟。

當然,兄弟之間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從小性格就屬於兩個截然相反的範疇。魯迅是壹個在是非之間不甘寂寞的人。而周作人則沈穩,細心,不愛惹事。即使在惡劣的環境中,他也能忍受。有壹次,他們聽說翟汪新臺門私塾裏有個叫“短胡子”的先生,對學生特別惡毒。所有想小便的學生都必須提前詢問,並得到“小便標誌”後才能上廁所。對此,三潭印月的同學們非常驚訝。然而,魯迅不僅感到震驚。第二天中午,他帶領“義師”來懲罰他。當他到達時,他發現沒有人。大家把氣撒在“撒尿簽”上,全部折疊起來,把“短胡子”的筆筒和硯臺蓋在地上,以示懲罰。在這場大戰中,魯迅咄咄逼人,就像壹個教練,而周作人盡了最大的努力,卻始終不當頭。

魯迅十三歲時,他的祖父周因卷入壹起考試案而被關進杭州監獄。父母怕牽連孩子,趕緊把孩子放在離城不遠的大姑父家避難。周作人還在遭受床溺之苦。當他早上起床時,他經常把席子淹死。時間長了,嘲諷的聲音漸漸多了起來,甚至還吐槽出了“乞討”的消息。魯迅知道自己因為依賴別人而不得不吞下逆來順受的惡趣味,但又不想更傷周作人的心,於是獨自承擔起親人的目光。周作人那麽年輕,對這些困難壹無所知。直到後來看了魯迅關於這種生活的回憶文學,才知道哥哥對自己的保護是多麽細致。

半年後,家裏又發生了壹件不幸的事——生病的父親突然吐血。為了請名醫,家裏忍痛賣地。好不容易請到了“名醫”,可能買到的藥品卻特別奇怪,藥品介紹更是難找。什麽是老米,什麽是結霜三年的甘蔗,什麽是“蛐蛐對”?旁邊是小字:“原始匹配。”雖然百草園裏蟋蟀很多,但要抓到“原生夫婦”並不容易。為此,魯迅打電話給周作人,事先約定,壹人遇到“蟲夫婦”就抓壹個。好在兄弟倆也習慣合作。幾經周折,終於抓到壹對,用棉線綁好,送到藥罐裏。然而,奇怪的草藥和藥物仍未能挽救他父親的生命,不久老人就去世了。但是兩兄弟在這種困難情況下的合作卻深深的刻在了他們的心裏。直到兄弟倆分手,他們還是忘不了兒時留下的總情。

甲午戰爭的失敗激起了魯迅尋求真理的強烈願望。他決心要走壹條不同的路,不顧人們的嘲笑和奚落,逃向其他人。1898年五月,魯迅給奶奶和媽媽磕頭,帶著行李走了。當時,周作人正在杭州為祖父服務,未能為大哥送行。到了南京後,魯迅只能靠鴻雁捧書,關心督促兩個弟弟,希望他們好好努力,將來成為有用之人。直到第三年正月二十五,魯迅才放寒假返校,繞道杭州,匆匆面見周作人。離別後,周作人很難過。他回到屋裏,蹲在麻油燈下。他用大哥去年春天寫給他和周的《三別兄弟》的原韻寫了三首詩,送到南京。不久,魯迅寄回三首新詩,其中壹首說:“夢魂常奔故鄉,信人間苦,別離。子夜倚床,憶兄弟,殘燈如豆,月明。”

1902 65438+10月,魯迅以第壹、三名的成績畢業。恰好上江南督訓練處要派學生出國留學。二十壹歲的魯迅被選中,去了扶桑。遠在東京的魯迅更想念弟弟們。他給周買了許多書,並認真地寫了他的名字送去。同時給當時在南京讀書的周作人發了壹張自己的近照。照片的背面,我寫了壹行小字:“會稽山腳下的平民,徜徉在日出之國。弘文大學的校服,鈴木新壹的攝影作品。在四月中旬這個吉祥的日子,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郵箱裏走了五千多裏,到達了星星的希望。庶人兄弟點點頭周作人收到壹張魯迅的照片,輕輕地讀了照片後幽默的題詞。他忍不住笑了起來,仿佛聽到了藍青官話裏大哥那帶著紹興方言的平靜而舒緩的聲音。

轉眼間夏天到了。有壹天,老三周獨自壹人待在紹興家中,忽然看見壹個短發、高幫靴、壹身旅遊服裝的男子從門口走進來,放下背包,笑吟吟地看著自己。他定睛壹看,不禁叫道:“啊,是大哥!”“聽到大哥回家過暑假的消息,周作人立即從南京趕回紹興。從那以後,三兄弟整天在壹起,聊不完的話題。他們從國家談到民族,從愛國主義談到革命。兩個弟弟聽說魯迅在日本結識了革命黨,成立了浙江同鄉會,就和徐守尚、陶壹起創辦了《浙江潮》月刊。他們高興得忘了吃飯和睡覺。周作人當即表示,畢業後壹定要去日本,就像他大哥壹樣。周也嚷著要走老大哥的老路。魯迅壹想到家裏的老母親,就親切地安慰三哥,還是留在家裏,陪著母親自學,並說:“將來我要向同學們學習,掙壹筆錢,大家分享。這樣好嗎?”不高興地回答周,“我不要妳支持我。”魯迅吃驚地問,“妳不相信我嗎?”當周看到他大哥的真情流露時,想到他平時經常對自己說的話,我們兄弟倆今後要友好相處,永遠生活在壹起。不分手,就不再煩躁。不過,就算以後在農村讀書,也要有個像樣的學名!

魯迅和周作人商量給老三改名字。魯迅認為他的名字叫“庶人”,取自“十年樹木,百年庶人”的意思;二胎叫“為人”,來源於“紂王手考,為人遠”的典故;現在老三家也應該有“人”字了,所以就從松手改成了任劍。

1905年,周作人赴京參加公費留學考試,終於如願以償。同年6月,隨回家的大哥來到日本結婚。起初,他在法政大學學習日語,後來他在立教大學學習英國文學、日本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魯迅雖然被列為東京德語學校的學生,但他的重心開始關註文學創作活動的準備。按照他的計劃,第壹步是出版雜誌,第二步是翻譯介紹俄羅斯和東歐的文學作品。周作人還積極參與魯迅的革命文學活動。幾年後,周作人開始談戀愛。他愛上了壹個叫魚臺野子的日本女孩。對於民族歧視非常嚴重的中國來說,壹個日本人有這樣的艷遇實屬罕見,更何況女生又白又帥。到了1909,周作人和魚臺野子的愛情成熟了,兩家約定了日期,打算結婚。為此,周作人既高興又苦惱,因為當時周作人的開支主要來自公務費,壹旦成了親戚,就遠遠不夠了。為了實現弟弟的學業和小家庭的幸福,魯迅決定放棄在東京的第二步文學活動計劃和去德國深造的機會,準備回國找工作。

魯迅回國後,先在浙江任兩級師範學校教師。雖然每個月“收入不多,無法養活自己”,但他還是節衣縮食,堅持每月給周作人寄稿費。壹年後,他在紹興府學堂做督學,收入增加了壹點,於是把每月發給周作人的稿費提高到60元。平時,魯迅還是想多買些書,多做些拓片古玩來研究,但壹想到周作人和魚臺世家,他總是盡量節儉。

1912年,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回到紹興。魯迅在事業上對周作人的關註,除了繼續給予經濟上的支持之外,更多的是關註。周作人曾翻譯過中篇小說《炭筆速寫》。他先後把譯本寄給《小說月報》和中華書局,但都碰壁了。魯迅見周作人為此十分苦惱,親自為他奔走,終於得到了文明書店的答復。後來又和周作人壹起,用“周綽”的筆名發表了壹些作品,以至於《熱風》編的時候,也選了幾篇周作人的散文。1915 1這壹個月,魯迅花了很大的精力編纂了《會稽縣雜記》,也是以周作人的名義出版的。

魯迅萬萬沒想到,兄弟之間的裂痕已經逐漸顯現。

自從周作人娶了妻子,魯迅就隱約感覺到了兄弟之間的感情變化。導致這種變化的外部機遇主要來自於小姑子。羽太信子的家庭原本是平民小戶,但她卻擺出壹副排場。兒子上學和回家,她都要用包車去接。除了多名做飯的男仆、日式人力車司機和打零工,她還要雇傭幾名打掃房間、洗衣服照看孩子的女傭。平時我比較邋遢。當我有錢的時候,我去日本商店買東西。新做的被褥才用了幾年,傭人壹高興就給;有時候,壹桌菜做好了,她突然心血來潮,想把餃子的菜重新打包。如果孩子生病了,哪怕是頭疼,她也會請外地的醫生坐壹輛車去給他治療。當時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月薪300元,加上稿費和講課費的收入,相對於普通工作人員來說算是高薪了。每個月,他把所有的收入都交給魚臺真子,加上周作人的工資。按理說這壹天應該是小康。然而,最後魯迅不得不到處向朋友借錢。

後來魯迅看不下去了。第壹,他勸周作人和他嫂子談談。周作人似乎回答得很好,但見到馨子後,他還是讓妻子逗他發脾氣。當然,害怕大哥的威嚴和他的經濟支持,在很長壹段時間裏,魚臺真子對魯迅的憤怒不得不隱藏在畢恭畢敬的外表下。

周作人怕惹事,所以與時俱進。有時候,為了達到平靜,他可以安靜地看壹會兒書,甚至做出壹種讓人無法理解的懶惰和寬容的舉動。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弱點,在家族成員中,他是第壹個被魚臺真子制服的人。以後誰要送老公去做他不願意做的事,只要他被打擾,無法學習,他就要被迫跪地,做他想做的事。有壹次,周作人告訴魯迅,他打算把嶽父嶽母從日本接來,和他們壹起生活。魯迅不同意,認為多年來寄錢供養他們,已經是極為隱忍了。只要他繼續長期支持他們,他就會問心無愧。更何況他們還有別的孩子,為什麽壹定要來中國?周作人現在很不開心。後來魯迅調查了這段往事的來龍去脈後發現:“周作人是經過考慮才這樣做的。他有壹次和馨子吵架,馨子搗亂,他就讓步了。”

魯迅雖然對弟弟和弟媳仁至義盡,但對不合理的事情還是反對,錯誤還是改正。有壹次,玉太子的孩子在紙窗下玩火,差點釀成大禍。魯迅知道後,認為應該訓誡。馨子聽後非常不舒服。當她丈夫晚上回來時,她對此大吵大鬧,並開始誹謗。起初,周作人還無動於衷。後來聽了這種話,心裏慢慢苦了起來。魯迅平時很喜歡小孩子。只要侄子侄女來玩,他都很開心,經常買些糖果食品給他們吃。馨子心胸狹窄,他總是擔心最後的事件。他壹直想找個方式發泄自己的感情。他看到孩子吃了叔叔的東西,馬上跳出來,當著魯迅先生的面罵孩子,還嚴詞訓斥,說以後不許吃別人的東西。這讓魯迅極為尷尬,只好自嘲說:“看來窮人買的東西大概都是臟的!”話雖輕且巧,心裏的苦澀卻幾乎讓他想哭。很快,他從孩子口中得知,他們的父母也私下照顧孩子:“以後不要去大爹的房間,讓他壹個人呆著。他心中充滿了悲傷。

1923年7月3日魯迅、周作人逛東安市場回家。他們發現氣氛有些不對,周作人進屋後就再也沒出來過。晚上,魯迅沒有看到他的二哥,他們邀請他壹起吃飯,所以他隨便吃了壹點就睡著了。第二天起床,他還是覺得家裏沒人,聽不到平時孩子上學的吵鬧聲。除了信偶爾板著臉出現,其他人似乎都在有意回避他。魯迅感受到了壹種無聲的壓力,而且這種壓力隨著他看似冰冷的眼神不斷加強。7月19,終於轉到總爆發。周作人拿著壹封信來到魯迅的房間,扔在桌子上就走了。魯迅看到信封上寫著“來自魯迅先生”幾個字,腦子頓時壹暖。他趕緊打開信封,展開信箋,只見上面畫著壹段很簡單的文字,大意是“以後請不要到後院來!””魯迅把仆人叫到身邊,讓他捎個口信,想和周作人談談。過了壹會兒,仆人回答說,周作人不想見魯迅。

就這樣僵持到8月2日,魯迅再也不忍心讓大家生活在這種充滿火藥味的氛圍中。他決定搬出自己在八道灣買的房子,交給二哥。

第四,魯迅搬出八道灣後,重病纏身,直到165438+10月8日才“開始浪費粥當飯吃”。雖然他的身體開始恢復,但他心中的傷口從未愈合。1924年5月,魯迅正式搬至北京西三條胡同,接回不堪忍受馨子辱罵的母親與他同住。生活終於漸漸穩定下來。

他想起自己在八道灣的書和壹些器皿都沒動過,就抽空又去了壹趟老房子。那天天氣悶熱。魯迅到了八道灣,覺得口渴,就悄悄踏進外院的廚房,拿起壹個鐵皮瓢,從水缸裏舀出涼水喝。恰好房客張廷謙看見了他,他想把魯迅叫進屋裏喝茶。魯迅對他做了個安靜的手勢,輕聲說:“別鬧了,管好妳自己吧!”喝完水,他獨自走進內院。不壹會兒,內院傳來周作人的責罵聲。張廷謙壹聽不好,立刻把罵追進了內院的西廂房。他看到周作人手裏拿著壹個足有壹尺多高的獅子形青銅香爐,正要砸向魯迅。張廷謙沖上去壹把抓住,勸周作人回到後院屋裏。魯迅沒想到周作人會對自己動武,就生氣了,還給他壹個陶枕。馨子很少看到魯迅生氣。他很緊張,害怕自己會站出來受罪。他趕緊打電話求救。不壹會兒,真子的幫手——於太沖、和許都來了。在他們面前,馨子胡謅了魯迅的種種“罪狀”,而周作人則“挽救”了妻子的“捏造”。魯迅沒有心慈手軟。他問周作人:“妳說我有很多缺點。我在日本的時候,因為妳每個月只靠留學的壹些費用,所以回國幫妳。這樣不好嗎?”周作人頓時啞口無言,擺擺手說:“以前的事不算!””這時,站在壹旁的張和徐也想說話。魯迅不希望別人插手他的私事,心平氣和地對他們說:“請妳們不要為我們周家擔心。”張和許只好走開。而魯迅也“終於拿著書走了出來。"

從八道灣回家的路上,魯迅的胸口堵得厲害。回到家,他不想老母親和他壹起傷心,就裝作若無其事,把八道灣和周作人的爭吵藏了起來。魯迅心裏很清楚,所以周作人夫婦查封了他在八道灣的部分財產,本質上是算計失敗後的泄憤,尤其是在余泰新的兒子這方面。之前對魯迅施加各種壓力的初衷,只是想給魯迅壹個下馬威,讓他以後多交點錢,少管點事。但她沒想到,魯迅絕不是第二個周作人。他沒有屈服,而是遠離他們,這條重要的經濟補給線就此中斷。為此,魯迅來取東西,真子就刁難,又罵又打。盡管如此,魯迅對二哥的負面情緒還是用沈默來表達。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現在有些人認為魯迅和周作人的分手純粹是因為政見和觀點的不同。事實上,這是荒謬的。周作人自己也曾說過這樣壹句話:“妳要每天創造新的生活,就得以此為重,犧牲妳和大哥的友誼,來換取家庭的和睦。”至於誰對誰錯,周作人聲稱采取非辯解,還把17年7月到8月2日的日記剪了下來。魯迅呢?甚至比他哥哥還說:“我小說裏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為我是長子。寫‘他’不好的時候,最多影響壹下自己;我寫四哥也沒關系。我的四個兄弟很久以前就去世了。但老二和老三絕對不能提壹個字,免得別人誤會。”

轉眼間,魯迅離開八道灣已經兩年多了,哥哥伊壹的心願終於落空,但他依然滿懷希望,期待著二哥的歸來。165438+10月3日,他早早起床,穿上毛衣坐在桌前,繼續未完的小說《兄弟》。當他寫到“妳壹定在想妳哥哥的病,妳真的是‘原上的鴿子’……”,他覺得喉嚨有點發緊,壹股強烈的悲傷緊緊攫住了他的心。他覺得《詩經》裏描寫的那個被困在高原?鴿子和小鳥向同伴求救的叫聲,似乎在呼喚他和已經分手的二哥。11天後,魯迅寫了另壹部小說《傷逝》。周作人看完小說後說:“《傷逝》這部小說很難理解,但如果和《兄弟》壹起看,...《傷逝》不是普通的愛情小說,而是以男女之死為借口來悼念兄弟情義的斷絕。”“我也後悔這次遣散,但我能怎麽辦呢?"

周作人和大哥分手後的兩年,由於革命的慣性,竟然在戰場上殺了他壹段時間。在劉和珍烈士的追悼會上,他曾稱“紅色紅色,壹些學術名人和新聞記者仍被誣陷在那裏;既然死了,所謂革命政府和帝國主義是壹回事。”壹副對聯喊出了自己的譴責之聲,呼應了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等文章。然而,就在事發壹年後,他不僅失去了勇氣,還學會了和平共處。政壇壹有風吹草動,他就在屋頂掛壹面太陽旗,意思無非是告訴別人,主人是日本僑民,希望不要輕舉妄動。1927年4月,張進京,白色恐怖進壹步加劇。出版了許多周作人作品的北新書店被查封,《語絲》雜誌也被查封。周作人怕孫不安全,幹脆躲到壹個日本武官家裏,赤裸裸地支持日本人。

早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涉及到民族問題,周作人和魯迅的表現就不壹樣。魯迅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周作人呢?說到日本,我壹直很佩服。在日本找到壹對情侶後,對這個異國他鄉的情感興趣更濃了,東京常被比作“第二故鄉”。正因如此,我有時對魯迅在日本的革命文藝活動表現出較低的熱情。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兄弟倆的分歧與日俱增,魯迅的骨頭越來越硬,而周作人則依戀於清靜的學習生活,開始對時事漠不關心。此外,余泰新無止境的享樂欲望迫使他為五鬥米彎腰,生活的庸俗使他的無憂無慮的性格慢慢變質為茍且偷生的變種。

魯迅第壹次看到隱藏的後果,他很焦慮。定居上海後,他對周說:“八道灣只有壹個中國。”無法與周作人直接對話,只好與周商量,表示希望二胎也來南方。後來,他給張廷謙寫信,委婉地告訴周作人要南下。看完信,張廷謙感動地感嘆:哥哥分手多年,遇到麻煩還關心他。我想如果周祁鳴(周作人)迷失了,壹定會是“盡力交友,相逢壹笑泯恩仇”遺憾的是,讓張廷謙唏噓不已的熱度在周作人身上依然沒有激起,以至於魯迅對二哥最關鍵的關懷也被無聲地打了回去。從此,兩兄弟就分道揚鑣了。

可能是因為他對三哥的關心沒有二哥多吧。自從魯迅定居上海以來,他已經給了周雙倍的補償。當時魯迅也正面臨著人生的重大轉折。周和就在身邊,他經常和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壹起學習馬列主義,討論中國的社會問題。魯迅與* * *黨員的接觸大多是通過周進行的。瞿秋白被捕後,他得以與魯迅和黨組織取得聯系,也通過周。其間,在魯迅的領導下,他還加入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勇敢地投身於對陳賡、羅登賢、廖承誌等人的營救。

同時,魯迅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給予了三哥無微不至的關懷。他知道周娶了魚臺真子的妹妹,“每個月工資壹大半被八道灣逼著”為了調節三哥壹家的生活,魯迅每個周末都為周夫婦準備豐盛的晚餐。後來,周從四川北路搬進了法租界,回去的路很長。魯迅總是花錢買輛車送他們回去。在孩子的學雜費、醫藥費等資金上,周也得到了他大哥的慷慨資助。1932年初,王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後,實施了大量裁員,周也未能幸免。對於此事,壹向不願意求人的魯迅在當年3月至8月間,多次寫信給他的老朋友徐守尚,請求蔡元培出面,通融壹下,最後周才得以復職。魯迅的關心使周在壹個冰冷的社會裏少受了很多苦。

1936 10 19、魯迅因肺病去世,周作人在北京接到訃告後沒有來參加追悼會。他不知道他的大哥總是想著他,擔心他。他壹直在思考如何幫助他擺脫糟糕的處境,可惜,直到去世,也沒有合適的辦法。上海的黨組織對周作人的退休和倒臺並沒有掉以輕心。找到周,表示有意接近周作人,希望周能與他溝通。同時,由於華北局勢緊張,很多朋友也希望周作人能離開八道灣,來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和其他書店都表示願意支持他。面對這些熱情的援助之手,想到哥哥生前的遺願,周不禁潸然淚下。他馬上給在北京的二哥寫了壹封信,懇切地轉達了大家的心聲。誰知,這封信和魯迅過去撞墻壹樣,遭到了周作人的冷落。此後,周也斷絕了與周作人的交往。

抗戰爆發後,北大奉命南遷,校長蔣夢麟委托馮祖訓、孟森、錢、周作人四位教授留守北大。沒有工資,周作人只好整天埋頭在八道灣苦雨村寫他的速寫。不久,偽臨時政府教育部成立。當時偽教育的總導演唐與周作人是同鄉,所以極力引周作人出山。周作人再怎麽糊塗,也知道這件事不小,心中充滿了疑惑。1939年元旦,兩個自稱“中日中學”的學生突然掏出手槍,向周作人開槍。子彈打中了壹件厚棉袍裏的小棉襖的紐扣,然後透過破碎的紐扣打碎了他腹部的表皮。雖然出血不多,但心裏的驚駭把周作人嚇死了。於是,周府的大門被貼上了柱子。當時有壹種說法,日本人對不願意自陷的人多采用這種軟硬結合的方法,周作人是否也采用這種策略。我不敢下結論,但至少在當年8月,周作人正式下水,出任北大文學院長,隨後擔任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處處長。此後,他在偽政權的陷阱中越陷越深,終於到了“洗不清”的地步。在此期間,他當然做了壹些好事,如包庇和資助了參加冀東暴動的地下黨員,但漢奸文人的汙點是永遠洗不掉的。

1945年9月,“反漢奸”運動開始,下令軍事統帥逮捕漢奸,當晚就向周作人宣布了逮捕令。周作人被首都高院押往南京審判。據說:“承蒙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北大原校長蔣夢麟及委托周作人留校保管財產的證明,判決由死刑改為十四年有期徒刑。直到6月1949,周作人才出獄。不過,也就是在他最黑暗的日子裏,周參加了中國* * *制作晚會,和他是兄弟。由於後期和大哥個人關系的不同,最後的得失如此不同。

畢竟人不是草木。在痛苦的反思中,周作人大概意識到了自己在與兄弟相處中犯下的錯誤,隨著年齡的增長,更加感到愧疚。到了晚年,他幾乎陷入了壹種愚蠢的依戀,無法自拔。晚年,在《唐智的回憶》壹書中,他莫名其妙地回憶起40年前在西山生病的事件。那壹次,周作人患了胸膜炎,每天下午都發高燒,到了晚上就暈倒了。送他去醫院的是大哥,後來讓他去西山療養。他還時不時地抽身出去,代表他去拜訪和處理信件和各種瑣事。後來這本書在香港報紙上連載,引起了國內外很多人的關註。特別奇怪的是,在快要寫完的時候,周作人的思緒突然回到了童年。他寫道:“大約八年前,...當時套房裏有壹張朝北的小床,有時是我和魯迅玩耍的地方。記得有壹次模仿演戲,兩個人在床上來回走,演兄弟。讀了這段深刻的文字,讓我想起了祖先在講述童年時的種種含義。比如很多作家用它作為母愛的伴侶,來拯救壹個墮落的生命。在這裏,周作人是不是也用這個意思來洗刷後世的汙穢,哀嘆自己因衰老而不能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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