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洋女士離開去和錢鐘書先生談話,這可能是本世紀迄今為止最浪漫的事情。無論是悼念還是祝福,楊吉康先生的名氣太大了,死時得到的只是很多人的“驚嘆”,但我想這對早就知道命運的夫妻不會在意這些。我不知道對他們有什麽評價,也不在乎歲月在河床上流淌留下的痕跡。我只知道,這對有思想有文字的情侶構建的世界,是如此的奇妙和令人愉悅。就像壹個時代的終結,總是以偉人之死為標誌,比如王國維在北京的殉難,就是儒家經典的終結,比如76年的大事,這也是時代的告別。但無論如何,總會有人作為時代的殿堂來提醒時間,總結過去。到了清朝,1912年清帝退位,學術理論風生水起,但歸根結底,無論是顧還是戴東垣,都是梁啟超總結出來的。中國近三百年的學術史,只有梁仁公能寫,別人絕對寫不了。沒有知識支撐總結,沒有時代巨變的體驗。所謂學術總結,無非是學術之爭的總結,而學術之爭本質上是意識形態之爭,那就是正統之爭。現代散文與古文,黃老與孔孟,純儒與雜儒,理學與心學,漢學與宋學,乃至新文化運動,都是如此。毫無疑問,這場新文化運動取得了勝利。它的創始人,如陳獨秀、胡適、周樹人,開創了壹代風氣,於是讀書的種子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直到形成了我們今天的文化。每次遇到說“懸崖後無中國”的人,我都不說話,這大概相當於壹門標榜為永動機的民間課程要在清華校區開課了,無法交流。而這個總的感覺,借用楊吉康先生的名言,就是“妳的問題主要是讀書不多,想得太多。”這句話現在很流行,很多人都說很有啟發。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初中課本的《論語》第二條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說三千年前,沒有人願意記住它。現在他說他已經開悟了,連詛咒祖先的禪宗都不敢這麽做了。我們現在的文化石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但大變革時期的社會必然是百家爭鳴。江洋女士的伴侶錢鐘書先生,是壹位從古到今博學多才的人物。要知道,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稱得上古今大師。我們見過太多文人的自吹自擂。拋開名聲不談,胡適先生只能說是學貫中西,而不是學貫古今。章太炎先生是國學大師,但不能稱之為中西學大師。周樹人先生,這是三代文學的衰落,但很難被稱為國學大師。如形形色色,是個缺點,但錢鐘書先生恰恰研究了古今,獲得了很多西方新思想。寫作《圍城》可謂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作。17、18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在觀念上有壹種“和風,那已來了千裏”。《宋詩選註》和《寫在生命邊緣》自不必說,能和《苦雨齋》比肩的,六十歲以後創作的《管嘴編》,大概可以擱在古代了。就是這樣壹個人,眼高於天的劉文典發出感慨,清華以後讀錢鐘書。劉文典的奇聞最著名的是踢翻蔣介石。但他說莊子是三百年來最通透的人。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和劉文典談起莊子在魏晉時期的浪漫人生。根據回憶錄,劉文典看不起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有壹天,日本飛機轟炸,教授們都躲開了。劉文典身體不好,不能跑步。突然,他看見沈從文跑過來,比他還快。這怒火沒打到壹個地方,就開始罵:“我就學莊子的跑步,就算妳搞新文化,妳跑什麽?”傲慢可見壹斑,沈從文先生用自己獨特的風格證明了自己,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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