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布和鄭和都是著名的航海家，但在當時種種原因的綜合作用之下，出現兩人遠航的不同結果：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確立了其在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地位；鄭和七下西洋卻對當時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沒有多大的貢獻。其原因可分為以下幾點：
1 兩者身份不同：鄭和是以官吏身份、奉皇帝聖旨、代表國家出使，其遠航的經費由國
家承擔。哥倫布則是個私人航海家，遠航資金部分靠自籌，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他的航海活動是個人、社會和國家三者結合的活動。[《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5年第4期《航海家鄭和與哥倫布》作者葉洵竈]
2 兩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中國當時傳統的封閉式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的政
治經濟已發展到頂點，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尚處在萌芽的前夕。西歐處於封建制度開始瓦解和資本原始積累初期，西歐各國的封建王朝把開辟新航路同開拓疆土、擴張領土相結合，貨幣和黃金是驅使歐洲人遠渡大洋的動力。[《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航海家鄭和與哥倫布》作者葉洵竈]
3 兩者航海目標不同：鄭和遠航本質上看是為了強化和鞏固明初中央集權統治，出使他
國目的是為了“耀兵異域，示中國之富強”，與所到國家恢復和發展政治上的藩屬關系，旨在通好他國，懷柔遠人。哥倫布的遠航從根本上說是西方要求與東方直接交往的產物，意在征服和擴張，是為了尋找壹塊新的地域或壹條通往某地之航線。[《廣東社會科學》1995年第6期《鄭和與哥倫布比較研究》作者彭順生]
4 兩者所處的社會經濟結構不同：中國當時明王朝仍處於農業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為主
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階段，商品貨幣經濟發展遲緩，尚無大規模進行海外貿易的迫切需要，
當時明統治者“重本抑末”的傳統，嚴禁“私出海”和“私自下番”，限制民間對外貿易，壓制了發展海外貿易的社會需求。西歐當時的商品貨幣經濟繁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萌芽並迅速發展，琳瑯滿目的商品購買，貨幣地租的交換，使得西歐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無不對黃金充滿渴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鄭和與哥倫布航海比較研討》作者陶松雲 鄭家紅]
[楊昆標摘]
文摘2
規模大小不同：鄭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7次，歷時28年，經事三朝，所經國家33國，船隊遍印度洋各地，總航程達10萬公裏。比哥倫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總數30艘還要多好幾倍。鄭和下西洋盡管比哥倫布西航要早將近壹個世紀，但不論是航行次數之多、時間之長、航程之遠、活動範圍之廣、規模之大、參加人員之眾和素質之高、組織之嚴密都是此後的哥倫布遠航所望塵莫及，
背景不同：鄭和下西洋所處歷史條件就是中國傳統的封閉式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已發展到頂點，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尚處在萌芽的前夕。哥倫布西航發生在封建制度開始瓦解和資本原始積累初期的西歐。西歐各國的封建王朝把開辟新航路同開拓疆土、擴張領土相結合；貨幣、黃金是驅使歐洲人遠渡大洋的動力，西歐這種開放式的充滿經濟活力的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為哥倫布西航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他們兩人社會經濟發展內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後者以商品經濟為基礎，這就使得他們遠航的目的的性質和影響各不相同。
經濟後果不同：鄭和下西洋開支浩繁，消耗國家大量儲備，加重人民負擔，難以長期維持，完全是弊大於利，明政府對遠航只考慮政治影響，而不顧及經濟效益。哥倫布到達美洲帶來的是西方殖民者對亞非拉的大肆掠奪和欺騙性貿易，使大量金銀財富源源不斷流向西歐，轉化為資本，成為西歐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以引起歐洲“價格革命”，新興資產階級從中獲取暴利，促進西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
歷史功績：鄭和下西洋所發展起來的“朝貢貿易”本質上仍然是為了達到宣揚國威、示中國富強的政治目的。哥倫布西航把西半球和東半球，舊大陸和新大陸連接了起來，世界開始真正成為壹個整體，中世紀狹小的世界觀被徹底打破，從而為新哲學和新科學的產生開辟了道路；同時，它導致世界市場的形成，原先作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東部地區現在轉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為16世紀西歐經濟最繁榮的國家，商業、海運和工場手工業獲得很大發展。
航海史方面：鄭和第壹次橫渡印度洋，開創了洲際航海史的新篇章，這對達伽馬繞過非洲南端、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對麥哲倫的環球航行，起了先導作用，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航程，不難看出，鄭和實際上是15、16實際世界規模航海活動的引發者；哥倫布西航對世界航海史的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最大貢獻是：開辟歐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開辟歐洲到亞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從而把西方航海探險活動推向高峰。
總之，哥倫布遠航為加速西歐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其意義遠遠超過鄭和下西洋
參考書目： 《鄭和與哥倫布比較研究》 彭順生《廣東社會科學》1995、6
《鄭和與哥倫布》 葉洵竈《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4
《哥倫布與鄭和的比較》陶松雲 鄭家紅《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1
《哥倫布發現美洲的主旋律》錢明德 《世界歷史》1994、3
[蔡仟仟摘]
文摘3
15世紀是世界歷史上遠洋航行探險取得重大突破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壹個突出特點
是，它是從歐亞大陸兩端——遠東和遠西——幾乎大致同時向海洋大進軍，鄭和下西洋遠遠早於哥倫布“下西洋”。但這壹***同的歷史機遇對歐亞大陸兩端的歷史發展卻導致了大不相同的結局。我國傑出史學大師梁啟超曾說：“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開壹新紀元，而鄭君之沒以俱逝……”究其因，就要對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的航行進行比較。
如果僅從航行技術與開拓新航路的角度來看，兩者大致相似的。但如深入觀察壹下
，就會發現鄭和航行方式與哥倫布的航行方式大不相同。
首先，哥倫布的航行是西歐中世紀後期社會經濟發展對商品與市場的需求，特別是
對東方的香料和金銀的需求所刺激，是被壹種內在的經濟力量所推動。而鄭和航行卻是在另壹種歷史背景下進行的，鄭和在成宣時期30年間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說明當時的社會經濟繁榮與富足，但關鍵在於這些活動的動力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下西洋主要是為了確保南洋海道的暢通，以重新確立海外冊封制度，恢復洪武初年諸藩朝貢的盛況，遂賞封建帝王“君主天下”、“禦臨萬方”的虛榮心。鄭和航海的壯舉盡管規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漢武的封建王權頂峰的威力顯示。
其次，鄭和航行的組織形式與哥倫布航行的組織完全不同。後者是私人積資的海外
探險活動。船只裝備是自備的，更多的是求助與商人，是壹種契約式的利益結合。鄭和航行的組織形式則不大相同。它是由中央王權組織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動，它的船只是壹支龐大的皇家艦隊。鄭和的遠洋航行，構成壹系列連續的海上出征，只有高度中央集權、財力雄厚的歷史時期才可能出現。
第三，兩種完全不同的遠洋航行的組織方式，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制所決定的
。在歐洲的航海探險和遠洋貿易中，已經出現了王權向私人或商業公司轉讓專屬所有權和特權的趨勢，而中國卻仍然在傳統的制度結構中發展。哥倫布的航行的主要任務是開辟新航路，其目的是為了發展東西貿易。從表面上看，鄭和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積極經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標誌，事實上這只是歷史的表象。首先，鄭和出使南洋雖然已具有發展海外貿易的性質，但仍然是在傳統的朝貢貿易體制下進行的。其次，朝貢貿易是壹種特殊的貿易體制，其貿易方針是“厚往薄來”。
鄭和航行與哥倫布航行對各自國家的航海事業發展引起截然不同的社會效果。後者
激起了舉國上下的航海熱，從而開辟了歐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進行殖民征服的大進軍。而前者卻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間的下西洋熱，反而是嚴禁民間下海，所以中國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附——
航行目的 航者身份 航行經費 航行結果 航行隊伍
中國 確立海外冊封制 使者，官員 國家支付 導致後來“禁 官員
度，朝貢貿易 海”
西方 尋找黃金 剝削者 自發籌集 發展了西方資 自發組織
本主義
資料來源：
《歷史研究》92年1—3期
《15世紀中西航海發展取向的對比與思索》（羅榮渠）
[陳玉霜摘]
文摘4
15世紀，世界航海史上出現了奇跡，從而造成了16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轉折。其中最為偉大的是鄭和七次下西洋和哥倫布四次西航到美洲。但這兩位舉世聞名的航海家所處的時代背景，遠航的目的和性質，規模和影響各不相同。以下是所做的壹些比較：
壹． 身分不同
鄭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聖旨，代表國家出使亞洲南部，非洲東部沿海地區。下西洋所需壹切，包括“寶船”，攜帶的貿易物品都由政府提供，參加的人員也有政府委派，因此，鄭和下西洋完全表現為封建國家的行動。哥倫布是個私人航海家，遠航的資金部分靠自籌，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員來源廣泛。所以，他的航海活動是個人，社會，國家三者結合的活動。
二． 時代背景不同
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條件是中國傳統的封閉式小農經濟為基礎地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已發展到頂點，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尚處在萌芽階段。哥倫布西航在封建制度開始瓦解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初期的西歐，可見兩者有***同點，即國家政治的穩定和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其遠航的目的，性質和影響各不相同。
三． 目的性質不同
鄭和下西洋完全是為了鞏固明朝，顯示國威。哥倫布遠航是在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情況下進行原始積累的結果。
四． 規模大小不同
鄭和下壹次西洋所用的船只比哥倫布四次所用的總船只還要多好幾倍。
五． 結果影響不同
鄭和下西洋是人類征服海洋，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裏程碑，哥倫布到達美洲，標誌西歐早期殖民侵略和殖民征服的開始。
參考文章：《航海家鄭和與哥倫布》葉洵竈
[唐燁雯摘]
文摘5
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就其活動的性質來說，既不是壹般的商船隊，也不是壹般的外交使團，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組織的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船隊。
他出使的任務之壹，就是招徠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系。為了完成這壹任務，鄭和所到各國以後，第壹件事便是宣傳朱棣的皇帝詔書。向各國宣諭：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國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來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說的去做，各國之間不可以眾欺寡，以強淩弱，要***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來朝貢，則禮尚往來，壹律從優賞賜。
第二件事便是贈送禮物。賜各國國王誥命銀印，賜國王及各級官員冠服和其他禮物，表示願意和那些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的關系。
第三件事是進行貿易活動。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產品，使各國為中國的精美、完好的手工業品所吸引，從而願意來中國稱臣納貢，進行貿易活動。中國出口的絲織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亞非各國享有盛譽。
亞非的很多國家早就想同中國發展貿易關系。只是由於朱元璋“海進政策”，才限制了這種貿易的發展。朱棣取消“海進政策”派遣鄭和出使，表明中國恢復了同海外各國的正常貿易。海外各國同時也認為，跟中國納貢稱臣，進行貿易，建立友好關系，是有利可圖的事。
他們對鄭和的不滿，集中在兩點上：壹個是太缺乏主權意識和領土觀念了。他們說，倘若鄭和當年也能像哥倫布、麥哲倫們壹樣，自己的船航行到哪兒，就把明朝政府的管轄權劃到哪兒，想想中國現在的版圖該有多大？另壹個是太缺乏經濟頭腦了。歐洲歷史上那些航海家太貪財，壹個個比海盜還海盜，固然不可取；鄭和卻又太視錢財如糞土了，為了宣示大明的浩蕩皇恩，只知散盡千金買個“八方來朝”的虛名，毫無通過市場交換聚集財富的意識。他的航海活動付出的實在太多，收獲的實在太少，終因耗資巨大，國庫難以承受，導致中國遠洋航行從此夭折，留下了不少的歷史遺憾。
只不過當時，我也是這些觀點的積極鼓吹者。認識到鄭和所作所為，絕非他的個人行為，有著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深刻的歷史根源。從秦始皇開始，雖說他也是個航海的熱心人，幾次組織船隊出海采長生不老藥，還讓徐福稀裏糊塗飄到了日本。但他最熱心的還是修萬裏長城，這實際就為中國播下了封閉的種子。到了明清時期，只不過將這堵籬笆墻擴大到海岸線，以大海為樊籬，可謂壹脈相承。1996年，我在美國雷鳥大學國際工商管理班結業的演講中慷慨陳詞：中國歷史上，如果不是駕馭海洋的意識與駕馭海洋的能力反差太大的話，那麽發現美洲的就不會是哥倫布，而是我們中國人。舉座的美國教授，聽得目瞪口呆。
與哥倫布們相比，鄭和七下西洋的的意義，關鍵還不在時間上、規模上超出他們，而在於他的航海體現了壹種截然不同的海洋觀念，傳播的是另壹種海洋文化。壹句話，哥倫布們駕駛的是掠奪之舟，鄭和統帥的是友誼之舟。鄭和七下西洋，最遠航程達6000海裏以上，到過東南亞、印度洋、紅海、東非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去到任何壹個地方，都是表達明朝政府願意與世界各國友好往來的願望，播撒中華文化的種子，雖然也有動武的時候，但壹般都是不得已進行武力自衛，最終結果還是言歸於好。因此，他所到之處，都給那裏的人們留下了和平使者、文化使者的形象。不少地方為他建寺立廟，至今香火不絕。
----節選自：艾劍，《漫議“兩鄭”的新評說》
/lhxw/hyys/fzzl.htm
[邵澤權摘]
文摘6
1.歷史背景
西歐中世紀後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對商品和市場的需求,東方香料與金銀尤為誘人。而當時正常的東方貿易,受到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重重限制。打破這種局限，開辟新航路成了歷史的必然。
航海探險家作為壹種新的，擁有創新精神的社會力量應運而生。西歐封建君主因封建領主經濟結構多方面限制了其對財富的榨取。而議會又限制了其征稅能力，這就決定了他們對國內外貿易和海外擴張的極力推崇的特點。對航海家的探險活動采取支持和鼓勵政策。
鄭和所處的成宣時期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其時中國的商品經濟也比較繁榮，但在重本輕末的政策下，仍以自給自足為主。鄭和下西洋的動力在於政治而非經濟。
2．組織形式
我們可以從下表中看到：
航海船隊 經費來源 主要目的 扮演角色
中國形式 皇朝特譴隊 國庫撥付壹切 對海外藩屬確立 官方外交
開支，指派官 冊封和朝貢制度 冊封使團
營機構造船， 宣揚國威 朝貢貿易
辦貨 使團
西洋方式 王室特許私 以股份公司和 探尋新土地、島 征服者
人航海探險 私人集資為主， 嶼、新航路，搜 基督教
隊 王室或貴族贊助 尋黃金、香料， 傳播者
或直接參與 獵獲戰利品 殖民者
通商者
海盜
導致這種不同的根源是不同的經濟制度。歐中的航海探險和遠洋貿易已出現了王權向私
人或商業公司轉讓專屬所有權和特權的趨勢。這是西方所有權的結構開始改變的壹個重要開端，而中國仍是在傳統制度結構中發展。
3．結果
哥倫布發現了美洲，還有讓所有人欣喜若狂的黃金，把貿易中心逐漸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帶來了壹場商業革命和價格革命。重商主義下大開放和海外殖民成為發展主流。
鄭和下西洋是遵循傳統的朝貢貿易體系，“厚往薄來”，並沒有帶來什麽熱潮。朝廷壹方
面對海外奉行開放政策，另壹方面對本國商人出海厲行封禁政策。中國走出了南洋，沒有走向世界！
擇自圖書：《歷史研究》92年（1-3期）
文章：《15世紀中西航海發展趨向的對比與思索》作者：羅榮渠
[彭玨妮摘]
文摘7
從世界歷史發展中的某些相似機遇，引起中西發展的對比，在極其相似的歷史表象下常常掩蓋著極大不同的歷史本質，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的航行的比較也正是如此。
首先，哥倫布航行是西歐中世紀後期社會經濟發展對商品與市場的需求，特別是對東方的香料與金銀的需求所刺激，是被壹種內在的經濟力量所推動的，西歐航海家深入大洋的探險活動具有不同於封建階級的新興社會力量的創新活動，那些支持和鼓勵哥倫布們的航海的西歐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義，采取各種措施鼓勵本國商人出海，以達到增加王室金庫收入和壯大國力的目的。
鄭和航行卻是在另壹種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其在成宣30年間的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說明當時的社會經濟繁榮與富足，而關鍵則在於這些活動的動力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中國封建王朝不同於西歐，沒有對海外商品和市場的需求。下西洋主要是為了確保南洋海道的暢通，以重新確立海外冊封封建度，恢復洪武初年諸蕃朝貢的盛況，遂賞封建帝王“君主天下”，“禦臨萬方”的虛榮心。鄭和大航海的壯舉規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漢武式的封建王權頂峰的威力顯示。
其次，鄭和航行的組織形式與哥倫布航行的組織形式完全不同。後者是私人積資的海外探險活動。為籌資遠征的資金，向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英國宮廷求助，以獲取特許狀，船只裝備是自備的，更多的是壹種契約形式的利益結合，哥倫布出航的船只和人員不多，正符合商業資本主義遠洋探險的性質。鄭和航行的組織形式則大不相同。它是由中央組織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動，它的船隊是壹支龐大的皇家航行。
兩種完全不同的遠洋航行的組織形式，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制所決定的，在歐洲的航海探險和遠洋貿易中，已經出現了主權向私人或商業公司轉讓專屬所以權和特權的趨勢，這是西方所有權都制度結構開始改變的壹個重要開端，而中國卻仍然是在傳統的制度結構中發展。
鄭和航行與哥倫布航行對各自國家的航行事業發展引起迥然不同的社會效果。後者激起了舉國上下的航海熱，從而開辟了歐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進行殖民征服的大進軍。而前者卻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間的下西洋熱。
資料摘自《歷史研究》1992年 羅榮渠
[曾健茵摘]
文摘8
15世紀，世界航海史上出現了奇跡，從而造成16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轉折。其中最偉大的是鄭和七次下西洋和哥倫布四次西航到美洲。但這兩位舉世聞名的航海家所處的時代背景、遠航的目的性質和影響各不相同。
1、出航的社會背景不同
鄭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聖旨，代表國家出使亞洲南部、非洲東部沿海各地，下西洋所需壹切，包括寶船，所攜帶的“賫債”或貿易的物品皆由政府提供，參航的人員也由政府各部門抽調。因此鄭和下西洋完全表現為封建國家的活動。
哥倫布是壹個私人航海家，遠航的資金部分靠自籌，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員有招募的，有政府委派的，也有由從監獄提取的，所以他的航海活動是個人、社會和國家三者結合的產物。
2、目的和歷史意義不同
鄭和出使西洋是和平友好的使者，訪遍亞洲三十余個國家，為建立和平友好的國際關系作出了傑出貢獻。①但他開創的事業沒能進行下去,是由於：壹方面下西洋中,官方所壟斷的朝貢貿易主要是圍繞“宣德化”，“揚國威”，“柔遠人”，“示富”等政治目的進行的，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另壹方面是明王朝壹貫推行的海禁政策。②
哥倫布出航是為了尋求黃金，追求財富。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的巨大作用在於：促成中西文化的匯合，新舊大陸的聯系，促使資本主義世界性的崛起和封建主義世界性的衰落，給世界帶來巨大的近代文明，同時又使古老文明的東方世界變成落後苦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更使印第安人及其燦爛的文明造成空前的浩劫。地理大發現形成東西差異、南北差距的基本格局。③
參考資料：
①摘自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01期 《鄭和是和平友好的使者——駁潘輝黎、阮文勝等人的侵略論》王民同
②摘自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01期《鄭和開創的事業為何沒能堅持下去》劉璞
③摘自科學學研究1995年03期《科學歷史在這裏沈思——鄭和航海與近代世界》宋正海
[黃雪薇摘]
文摘9
1403~1433年中國著名的航海家曾率領壹支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其規模之大，人員之眾，組織之嚴密，氣魄之雄偉，歷時之久遠非地理大發現時的西方船隊所能比擬。然而，鄭和沒有繼續向西航行，也沒有繼承者拓展他的事業，他的業績很快被西歐人開辟新航路和地理大發現的業績所掩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壹．兩者的目的不同
促使鄭和下西洋的動因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三次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壹是因為明成祖為了尋找在權力鬥爭中失敗而失蹤的建文皇帝，以防止其潛伏下來圖謀復辟的可能，以及聯印抗蒙。二是為了宣揚明朝的聲威，擴大其在海外的政治影響，促使海外諸國來朝。第四次至第七次下西洋是為了發展對外友好關系和朝貢貿易，同時尋找麒麟（其實是非洲帶來的長頸鹿），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並重。由於中國封建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明代雖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朝貢關系實際上的不平等，對中國來說得不償失。另外，遠洋航行耗資巨大，國家經濟負擔沈重，在鄭和最後壹次航行回來的第三年，統治者就明令禁止繼續制造海船，鄭和的龐大船隊也被擱置在海灘任其腐爛，航海事業更是後繼無人。
而哥倫布等歐洲航海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黃金和香料，尋找新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而非政治目的。在西歐形成的重商主義的理論，認為利潤是從流通領域創造的，工商業才是財富的主要來源，黃金白銀是壹個國家不可少的財富，如果沒有它就要通過海外活動獲得它，這種理論引導人們到海外尋求財富，所以他們在中國人大規模毀海船時開辟了新航路。
二．科學發展程度不同
古代中國天文學對天體的觀察，壹直未能擺脫占星術的影響。因此，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壹直處於前科學狀態。地理學也壹樣，封建統治者把中國同世界等同起來。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天圓地方，中國處在大地的中央，其他國家不過是應臣屬於皇帝的蠻夷之地。地理學的任何新發現，對他們的這種理論都構成挑戰，所以他們不會像中世紀末期西歐國家的統治者那樣去支持航海，探險和海外商業活動。
到了哥倫布時代，佛羅倫薩著名的地理學家托斯堪納所繪的世界地圖，已經把中國和印度標在大西洋的對岸。“極東便是西”，已經成為西歐諺語。許多航海家堅信從歐洲壹直西航可以達到亞洲東部，所以說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的航行成功是科學的勝利。
三．國民價值觀念不同
在中國，高度集中的君主專制主義抑制了人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才能。在精神方面，君主們只提倡人民對統治者無條件盡義務，當時的取士制度很大程度上使到整個知識界思想僵化，是人們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奧秘的任何興趣。道德家們特別推崇孫子的“父母在不遠遊”的信條，這種強大的社會規範的力量滲入到民族意識的深處，加上自古以來的種族偏見（所謂華夷之辯）和鄉土上的觀念的影響，抑制了人們到遙遠的地方去尋求知識和財富的欲望。
而西歐的文藝復興要求個性解放，提倡積極的冒險精神，其人文主義思想對西歐人向海外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另外，當時人們對英雄的崇拜，希望超越原來的社會條件和環境以獲得更完美的生活的精神，激勵著壹批又壹批航海家去進行艱苦的探險，當然促使他們的還有殖民掠奪的願望。
所以，鄭和雖然航海史上的先驅，但地理大發現卻最終完成劃時代的意義。
參考資料：
[鄭穎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