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各家所論，其說“四大名硯”在歷史上的形成，有唐代說、宋代說、明代說三種。其說“四大名硯”的硯種和排列順序大致有紅絲硯、端硯、歙硯、澄泥硯和端硯、歙硯、洮河硯、澄泥硯二種。其說紅絲硯在宋代以後退出“四大名硯”後，則又有洮河硯補入說和澄泥硯補入說二種。
也有對“四大名硯”說淵源存疑，但仍承認有“四大名硯”者，如傅紹祥《中國名硯·紅絲硯》稱：“實際上，‘四大名硯’之說，其淵源難以考證。……筆者貿然推斷，可能是唐人因對當朝前後相繼出現的歙硯、端硯、紅絲硯、洮河硯喜愛而自然而然成習慣之說，遂流傳於後世”。吳笠谷《名硯辨》稱：“‘四大名硯’稱法的始作俑者，壹時難考”，但又認為“客觀而論，‘四大名硯’之因緣際會不同，影響各有消長，但皆屬硯史上公認的著名硯種，排名前四也屬實至名歸”。
當然，也有不談所謂“四大名硯”，比較客觀地敘說硯史者，如民國年間趙汝珍所撰《古董辨疑·古硯辨》稱：“書史所載之硯石，不下百余種……惟硯之可貴，除本體外，尚有因作工之佳者，刻面之妙者，或名人所遺者，或掌故所關者，原因甚多”。又如廣陵書社為再版《閱微草堂硯譜》《歸雲樓硯譜》等寫的出版說明稱：“隋唐以後，由於造墨技術的發展，對硯質要求高，相繼發現名硯石，並有了端硯、歙硯、紅絲硯、洮河石硯、澄泥硯等名硯”。
從總體上看，“四大名硯”的說法，似乎在歷史上已經形成，但事實上，歷史上根本就沒有“四大名硯”之說。各種所謂的“四大名硯”說法純屬子虛烏有。檢索歷史文獻，我們發現，歷史上對各種硯臺或名硯的排序與品評大致有如下幾種情況。
第壹，相關硯史、硯譜從總體上對硯臺進行論說，在論述中有先後的排序，但並非名硯的排名。
北宋米芾所撰《硯史》是現存最早的專門化的硯史著作，《四庫全書總目》稱，該書“備列晉硯、唐硯，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記諸硯，自玉硯至蔡州白硯，凡二十六種。而於端、歙二石，辨之尤詳”。書中所記25種硯臺、硯石(實際上只有25種，青州青石硯重復二次論述，未加辨別)，其論述依次為玉硯、葛仙公巖石、華嚴尼寺巖石、端硯、歙硯……“自謂皆曾目擊經用者，非此則不錄。其用意殊為矜慎”。可見其既不是當時所有的硯石品種，也沒有名硯排名的意旨。
南宋高似孫所撰《硯箋》第壹卷記述端硯，第二卷記述歙硯，第三卷記述其他各硯65種。他對端硯、歙硯各用壹卷的篇幅記述，說明了對此二種硯臺的重視，其他則看不出對某種硯臺的特別鐘愛或已經形成了排名。
乾隆年間官方編纂的《西清硯譜》，凡二十五卷，“其序先以陶之屬，上自漢瓦，下逮明制，凡六卷。次為石之屬，則自晉王廞璧水硯，以至國朝朱彜尊井田硯，凡十五卷。***為硯二百”。分析《西清硯譜》的文本，我們註意到：其卷壹至卷六的“陶之屬”，分別記述漢未央宮東閣瓦硯、漢未央宮北溫室殿瓦硯、八棱澄泥硯等，並沒有將“澄泥硯”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卷七至卷二十壹的“石之屬”，是對石質硯臺的著錄。其中，卷七至卷十五分別按歷史年代記述，卷十六至卷二十壹是無法判明紀年而按石種記錄，這種按石種的記錄，或許能夠體味出編纂者對名硯的排序。最先著錄的48方硯臺均為端硯，接下來記述的是紅絲硯、龍尾石硯、歙溪石硯、洮河石硯、雘村石硯。但這也只能看出壹種傾向，同樣不存在“四大名硯”的排序。
第二，相關論述曾對歷史上某壹個時期的名硯有過排名，但並非所謂的“四大名硯”。
最早論述名硯的是柳公權，《舊唐書·柳公權傳》稱：“(公權)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壹，研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宋代以後，有關評論漸多。宋人羅願《新安誌》巻10《敘雜說·研》稱：“蘇易簡《文房四譜》中載研四十余品，以青州紅絲石第壹，端州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余皆在中下。”(按：現存蘇易簡《文房四譜》沒有這樣的記載，當有脫文)如是，***列出了紅絲硯、端硯、龍尾硯(歙硯)三種。《新安誌》引蔡君謨《文房四譜》稱，端硯、歙硯之外，“余不足道也”。如是，則只有端硯、歙硯兩種名硯。
《文獻通考》卷229《經籍考》稱：“宋朝唐詢撰硯之故事及其優劣，以紅絲石為第壹，端石次之。”如是，列出了紅絲硯、端硯兩種名硯。又引唐詢《硯錄》雲：“自紅絲石以下，可為硯者***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壹：青州紅絲石壹，端州斧柯石二，歙州婺源石三，歸州大沱石四，淄州金雀山石五，淄州青金石六，萬州懸金崖石七，戎瀘試金石八，青州紫金石九，吉州永福縣石十，登州駝基(砣磯)島石十壹”。可視為對十壹種石質名硯進行了排名。
明人髙濂《遵生八箋》卷15《論研》認為：“古人以端硯為首，端溪有新舊坑之分。……歙石出龍尾溪者，其石堅勁發墨，故前人多用之。以金星為貴，石理微粗。……洮河綠石，色綠微藍，其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出陜西，河深甚難得也……”在髙濂看來，最好的是端硯、歙硯、洮河硯，即便如此，在論述洮河硯之前，他仍談了湖廣沅州石硯和黎溪石硯，其他排名更為混亂，或者說沒有明確的排名。明人曹昭《格古要論》卷中《古硯論》依次論及端硯、歙硯、萬州金星石硯、洮河硯、銅雀臺瓦硯、未央宮瓦硯六種名硯。明人豐坊《書訣》(該書只有壹卷，《四庫全書》提要稱，“《書訣》壹卷，不著撰人姓氏”，認為是“嘉靖間鄞人豐坊所作”)則把石質名硯分為“神品”“妙品”二種：“石硯神品，曰葛仙翁巖石，出唐州方城縣，溫州華嚴石……妙品者，曰端溪中巖舊坑紫石，龍尾鴈湖眉石、金絲羅紋石……”與壹般人的評價又不相同。
清人倪濤《六藝之壹錄》卷308《歷代書論·硯譜》首先論青州紅絲石，其次論端州石，其三論歙州婺源縣龍尾石，其後依次論述淄州淄川縣金雀山石、青金石等等。在倪濤看來，主要的名硯是紅絲硯、端硯和歙硯。高鳳翰的看法大致相同，其《硯史》“摹本第三十七”稱：“青州紅絲石硯，舊入硯譜，列上品，當在端、歙之右。”清人吳景旭《歷代詩話》卷50《庚集中》稱：“青州紅絲石壹，洮河石二，端溪石三，歙州石四，雘邨(村)石五，皆石也。有玉，有金，有磁，有漆，其類不壹。”如是，則可視為排出了紅絲硯、洮河硯、端硯、歙硯、雘村硯五種名硯。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管是何種排名法，或二種，或三種，或五種，或六種，或十余種，恰恰沒有四大名硯的排法。
第三，即便是名硯，不同時期，不同人士的品評也存在差異。
如青州石末硯，柳公權評為第壹，歐陽修則指出，虢州澄泥硯才是唐人認為的第壹名硯，而“青州、濰州石末硯，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硯譜》)。又如青州紫金石硯，米芾的評價最高，他“老年方得瑯琊紫金石”，認為“人間第壹品也，端、歙皆出其下”(《寶晉英光集》卷8，《雜著》)。同為宋人，對此壹種意見大致贊同，另壹種意見反對。大致贊同者曾慥說：“青州紫金石，狀類端州西坑石，發墨過之”(《類說》卷59，《文房四譜·硯譜》)。髙似孫說：“紫金出臨朐，色紫，潤澤，發墨如端歙，姿殊下”(《硯箋》卷3，《諸品硯》)。反對者胡仔說：“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漁隱叢話後集》卷29，《東坡四》)。歐陽修說：“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硯譜》)。乾隆《西清硯譜》卷23《附錄》則認為紫金石硯大致和端硯、歙硯差不多：“考宋髙似孫《硯箋》稱，紫金石岀臨朐，色紫潤澤，發墨如端、歙……當由端、歙既盛行，采取者少，故甚少流傳耳。是硯質理既佳，琢制亦精，堪備硯林壹格”。
壹度被稱為名硯第壹的紅絲硯，也曾被許多名家否定。米芾對紅絲硯最不看好，他在《硯史·用品》中認為，“紅絲石作器甚佳”，但作為硯臺，“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漬墨，不可洗，必磨治之。……慢者經暍則色損，凍則裂，幹則不可磨墨，浸經日，方可用，壹用又可滌，非品之善”。歐陽修認為，紅絲硯制作精美，可為案頭陳設的佳品，“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文忠集》巻148，《書簡五》)。蔡襄的看法與歐陽修大致相同：“唐彥猷作紅絲石硯，自第為天下第壹，黜端巖而下之，論者深愛端巖，莫肯從其說。”(《端明集》卷34，《雜著》)同為宋人的胡仔綜合各家所說：“余今折衷此三說，東坡之說與彥猷合，而永叔之說太過。余嘗見此石，亦潤澤而不枯燥，但堅滑不甚發墨……”(《漁隱叢話後集》卷29，《東坡四》)
至於端、歙二硯，有人認為歙硯居上，端硯次之。如歐陽修說：“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端石非獨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壹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扺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端溪以北巖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硯譜》)。有人認為端硯居上，歙硯次之。如明代著名學者方以智認為，“今以端石為上”，“自今論之，(與紅絲硯相比)，細潤發墨，總不如端，而歙次之”(《通雅》卷32，《器用》)。
事實上，硯臺以材質論，有石硯、陶硯、澄泥硯、紫砂硯、瓷硯、瓦硯、磚硯、玉硯、水晶硯、木硯、金屬硯等多種。以硯之形制論，有足支形、幾何形、仿生形、隨意形等多種。以名硯論，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品，不同人士的心目中也有不同的名品。同為壹種硯石，因為坑口的不同、地質層面的不同、開采時代的不同，其品質也有差異。壹定要爭短長，壹定要說“四大名硯”，難免要進入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