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講《史記》以人物為本位的史學體系。這也是講體例，只是獨立出來這個問題。《史記》以人物為本位，在它的五體中，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也是全書寫得最精彩、最有情致的地方。加上“本紀”也寫人物，遂使司馬遷成為歷代史家中寫人物的第壹高手，給我們留下了壹個豐富多彩的歷史人物畫廊。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說過這樣壹段話：“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其最異於前史者壹事，曰以人物為本位。”《史記》以前的先秦古史，往往以史的網絡把人物割裂開來，沒有拿出專門的篇章，從頭到尾寫壹個人。《史記》，寫人物，寫得有聲在色，是人的意識覺醒的新的主題。中國古代最重要歷史體裁有三種：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其中編年體是以年代為主人公的，紀事本末體是以大的事件為主人公的，而紀傳體由司馬遷開創，以人物為主人公，以人物的生動描繪為基本特征。它講述了壹批千古流傳的“中國故事”，對後世的小說戲劇的產生和發展，影響極為深遠。
“世家”三十篇，主要記載西周以來，尤其是春秋戰國時代勢力膨脹的諸侯列國史，以及漢初主要王侯、外戚家世相傳的歷史。因此它的寫法既重世系，又重人物，介於“本紀”和“列傳”之間。秦漢以後實行郡縣制，這種“國中之國”的現象基本消失，所以二十四史自《漢書》以後不再專列“世家”。壹個值得註意的問題是，三十“世家”從哪裏寫起呢？西周初年分封諸侯，藩屏周室，當然以封姜子牙於齊，封周公元子伯禽於魯最為重要。但是《史記》把齊、魯兩個世家排在第二、第三，把《吳太伯世家》排在第壹，除了年代順序之外，另有深意。《春秋》《左傳》以魯國為中心，吳國國君長期被稱作“子”，吳是蠻夷之地，司馬遷與《春秋》《左傳》不壹樣，不是以魯為中心。就像哥白尼發現太陽中心以後，看世界的維度就變了，所以，司馬遷不是官本位，不認為中原獨大。吳太伯和二弟仲雍，都是周太王之子，但周太王想傳位給老三季歷，因為他有個聖子姬昌，即周文王，老三這個長子能夠振興周族。為此太伯、仲雍就逃到蠻夷之地，把王位讓出來，自號勾吳，按過去的記載，勾吳在無錫梅裏，那裏有全國最大的泰伯祠，近年考古則初步判定在鎮江、丹陽壹帶。孔子對此大為感嘆：“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這是《泰伯篇》的第壹句話。在孔子和司馬遷的時代，這種讓德非常難得，把《吳太伯世家》放在第壹，出於壹種歷史道德論的意識。另壹重深刻的意義是，太伯奔吳，是華夏人士的夷蠻化；直到19世的吳壽夢，楚大夫申公巫臣逃亡晉國，由晉出使吳，讓他的兒子為吳行人，吳才開始“通於中國（中原）”，這是吳國華夏化的過程。再過兩世五個王，出現吳國闔閭，接納楚國伍子胥、齊國孫武，伐楚而成大國，這時，吳國變成中原，稱霸中國。人才、家族的跨地域流動和客卿制度，使華夏人士夷蠻化之後，又進入夷蠻華夏化的過程，這種雙向對流，乃是中華民族***同體的歷史進程的縮影。司馬遷對中華民族形成的考察視野，是開放的。
三十“世家”中，最能在破格中顯出司馬遷膽識的是《孔子世家》和《陳涉世家》。孔子無諸侯之位，不合世家的格式，但是他創私學，有弟子三千，周遊列國，想推行禮樂仁政，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很不得意。晚年，他整理六經，開創了深刻影響中國思想文化的儒家學派。司馬遷二十壯遊的時候，到過曲阜，他說：“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在司馬遷那個時代，雖然孔夫子剛剛有點位置，說他是素王，但那時黃老很重要，司馬遷把老子放在列傳裏，把孔子放在世家裏，就體現了壹種了不起的非常深邃的大歷史眼光。他為孔子立世家，實際上是在深刻理解中國歷史的基礎上，為中國思想文化立傳。這不是壹般人的眼光。又比如屈原，不見於先秦文獻，以至現在還有壹個屈原否定論，胡適說，好像屈原是沒有的。但司馬遷到過屈原的家鄉呀，到過楚國的首都，到過沅、湘，到過汨羅，到過淮南王的地方，這都是屈原出生地，當官的地方，流放地，沈江的地方和研究中心，司馬遷距離屈原只有壹百五十年。就像現在我到柳亞子的家鄉吳江縣去看，房子還在，親戚還在。妳是相信壹百五十年後，實地考察的歷史學家呢？還是相信兩千年之後，根據某種外來觀念推斷出來的東西呢？這是不言而喻的！屈原當時流落民間，沒人記載，子蘭、子椒掌握著話語權，就像我們當個普通學者，妳讓國家大事記給妳記壹筆，那可能麽？司馬遷經過調查之後，為壹個在正史中無載的人寫了傳，這是不得了的。陳涉處在與孔子不同的歷史動力的另壹個側面。壹個種地服兵役的小頭目。在大澤鄉振臂壹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揭竿聚眾率先反抗秦朝的暴政。稱王不久就應者雲集，“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他雖然沒有最終成功，但他所安排的、派遣的侯王將相滅亡了秦，即“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司馬遷以世家的形式，高度肯定了這種民心民氣爆發出來的歷史推動力。漢初的時候，高祖雖也給陳涉設了看墓人，但是能將壹個山大王、草寇立為世家，司馬遷是具有不拘格套的原創精神的。
接下來講第五種體例，就是七十“列傳”。傳的形式，在司馬遷以前是解釋經書的經傳。把它轉化為人物傳，是司馬遷的壹個創造。清代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講過：“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壹人之事跡也。其專記壹人為壹傳者，則自遷始。”其實，列傳七十篇並非都是壹人壹傳，它根據歷史人物的地位、重要性和事跡材料的多少，采取五種構傳的形式：第壹，基本是壹人壹傳的專傳；第二，業績相連、彼此相關的多人合傳，比如屈原賈誼的合傳，袁盎和晁錯的合傳；第三，還有行事同類、品質相近的壹系列人物，或同代、或異代而以類相屬的“類傳”，如刺客、遊俠、滑稽、貨殖皆有類傳；第四，邊疆少數民族與鄰國，及其與漢族關系的方域傳，如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大宛皆有傳；第五，還有壹篇司馬遷作的自傳，即《太史公自序》。
專傳二十二篇，多是司馬遷高度關註的人物。他的專傳從伯夷寫起，即《伯夷列傳》。伯夷、叔齊的材料並不多，但“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因而把吳太伯列為三十“世家”的第壹篇之後，又把伯夷列為七十“列傳”的第壹篇。這兩個首篇表明，司馬遷的歷史道德意識來自孔子，他的《史記》是繼承孔子作《春秋》的傳統。這篇傳記采取史論筆法，因伯夷叩馬阻諫武王伐紂，以及不食周粟，采薇首陽山而餓死，就質疑天道。顏回那麽短命、盜跖壽終，這難道就是天道麽？這背後有作者的心理，我受了這麽大的侮辱，天不公道啊！
專傳篇幅較大，能夠騰出筆墨，另辟蹊徑地揭示人物思想行為背後的生存哲學，往往以小見大，增加他描寫的深度。比如說《李斯列傳》，寫李斯小時候當郡小吏的時候，看到廁所中的老鼠去吃屎，人、狗壹來，害怕得不得了；看到糧倉裏的老鼠整天吃糧食，還沒有人和狗的騷擾，他就感受到壹種老鼠的哲學，他說，人啊，賢不肖就像老鼠，看在哪個位置上。妳現在當壹個研究員，安排妳當部長，放在那個位子上，就會別有風光。自處，就是壹種自我選擇，把自己置於有利位置。因此他看到秦將要並吞天下，就告別荀卿，西入秦，找誰的門路呢？他也看誰是倉庫，做了呂不韋的舍人，以後又當了秦王政的客卿，如果他當時找了別人就倒黴了。後來又當了秦始皇的丞相，實施郡縣制度，促成焚書坑儒，陪同秦始皇五次東巡，六度刻碑，頌揚秦德，顯示大國威風。在秦始皇病死沙丘時，沙丘這個地方很不祥，趙武靈王也是死在這裏，李斯順從了趙高的陰謀，立胡亥而廢太子扶蘇。其實這個時候，他也是想做糧倉老鼠的，哪知最後掉到老鼠夾子裏了，弄到自己腰斬於鹹陽市，想與兒子“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都不可得。哪部歷史書把老鼠寫成這樣？唯有《史記》才有如此手筆。我們看魯迅的《鑄劍》，眉間尺戲弄老鼠，可能就是受這個影響。壹代丞相，卻有壹只老鼠跟隨了壹輩子，功過榮辱都有老鼠哲學壹以貫之。司馬遷寫人物，寫到生存哲學這個高度上了。
列傳顯示司馬遷的歷史眼光是透徹而嚴峻的，不時散發著他受挫時的切膚之痛和命運意識。比如《伍子胥列傳》寫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誅滅之後，他奔吳扶助吳王闔閭，打進楚國的首都，掘開楚平王的墓，鞭屍三百。其後他勸夫差先滅越而後北上，被賜劍自殺，演出了壹場轟轟烈烈、又殺身滅國的歷史大悲劇。太史公說，如果伍子胥當年跟隨他的父親伍奢壹起去死，就像壹只螞蟻壹樣，當他逃跑在江上時，很困難地活著，什麽時候忘過楚國的郢都呢？棄小義而雪大恥，名垂於後世，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誰能做到這壹點啊，伍子胥就是我司馬遷啊！司馬遷受宮刑之後，體驗到“人固有壹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這樣壹種生命哲學，隱忍著撰寫《史記》，打進史學的最高峰，是烈丈夫的行為啊，他與伍子胥的生死選擇發生強烈的***鳴。
寫李廣，也有司馬遷的情緒在裏面。李廣威震邊疆，沒有封侯。侯爵在西漢並非罕見之物，項羽烏江自刎，五將領爭分其肢體，回去就封了五個侯，這侯就值壹只胳膊或壹條腿。武帝時，列侯因不能按時獻金助祭宗廟，壹次就罷免了壹百多個侯，實際的侯可能有好幾百。結果李廣打了壹輩子仗，連個侯的味道都沒有聞到。李廣是李陵的祖父，司馬遷得禍的禍根，所以《李將軍列傳》中蘊含著司馬遷的身世之感和命運體驗，可能是所有列傳中寫得最好的之壹，李廣威震匈奴，使匈奴人數歲對其所守邊郡避不敢入，歷代有多少“飛將軍”的歌詠，竟然大小七十余戰而不得封侯。以奇兵和騎射馳名的天才軍事家，寫得越是虎虎有生氣，越是令人有命運之感。太史公說：“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這裏寫李廣不善言辭的謹厚鄙人的壹面，反襯他敏捷善射、意氣自如地以奇兵勝強敵的壹面，加深了人們對李廣傳奇性的印象。這種手法司馬遷經常用，並不是大人物就要寫得處處高大，像拍電視，要仰鏡頭，仰視15度還是30度，他不是這樣。比如《留侯世家》寫張良“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裏外”，張良的計謀不得了，韓信、戚姬被他輕輕壹點，就栽倒了，不用大動幹戈。司馬遷在他的評傳裏卻說：“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雲。”
合傳二十六篇，在“列傳”中數量最大，組合的標準，煞費周章。管仲和晏嬰，是齊國賢相合傳；老子和韓非，孟子和荀子，是思想家合傳；孫子和吳起，白起和王翦，是軍事家合傳；扁鵲和倉公，是名醫合傳；屈原和賈誼，是文學家合傳。寫得很好的是《廉頗藺相如列傳》，寫將相和，極富政治哲學。藺相如的完璧歸趙、澠池會，以生命維護國家利益，寫得極有聲色，後世都演為戲劇，司馬相如小名“犬子”，也是“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但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與韓非子“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相似，根據心理學原理，某壹方面有生理缺陷的人，便轉移智慧，我口不行，手行。藺相如英姿勃勃地以言行對抗秦昭王，“拜為上卿，位在廉頗右”之後，又能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的態度謙讓老將廉頗，感動得廉頗肉袒負荊請罪，結為刎頸之交。藺相如死後，廉頗受排擠逃到魏國，又被仇人誣他“尚善飯，然坐頃三遺矢矣”，說他腸胃不濟，這對老人來說是很忌諱的，再不能為國家效力，寫出了英雄末路的蒼涼感。
與蒼涼感相異的，是《衛將軍驃騎列傳》，寫衛青、霍去病的赫赫戰功，有力地推動漢帝國成為壹等強國。衛青由於其姊衛子夫得幸漢武帝生男，貴為皇後，而出任將軍，七伐匈奴，他也不是全憑裙帶，而是屢立戰功，“斬捕首虜五萬余級”，收復河南地而置朔方郡。他的外甥驃騎將軍風頭更健，六伐匈奴，“斬捕首虜十壹萬余級，揮師登臨翰海，封狼居胥山，迎降渾邪王數萬人馬，開辟河西酒泉之地。”漢武帝給他建府第，他說：“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行文又對他性格作分析，由於自少嬌貴，作戰時，“天子為遣太官賫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士兵餓著肚子打仗，他卻把食物扔掉了，這是公子哥兒的做法，與李廣不壹樣，也和吳起不壹樣，吳起給士兵醫傷吸膿的。《史記》的高明處，在於既看到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又由此透視歷史的多重性和世態的炎涼，寫到“大將軍（衛）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司馬遷曾作《報任安書》，如此議論是包含著他的人生感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