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1989年12月18日，薩哈羅夫的送葬隊伍，從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the Lebedev Physics Institute）行進到莫斯科盧日尼基（Luzhniki）| 圖源：Elena Bonner
編者按
繼對英國物理學家、核醫學家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和美國化學家鮑林（Linus Pauling）的介紹之後，本篇介紹另壹位為控制、消除核武器努力奮鬥的蘇聯科學家—— 薩哈羅夫 （Sakharov），為這個 “去核” 的小系列劃上句號。
薩哈羅夫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是蘇聯氫彈項目的主要設計師，被稱為蘇聯的 “氫彈之父”，三次榮獲 ” 社會 主義勞動英雄（Hero of Socialist Labour）” 稱號。1953年8月12日，蘇聯首顆氫彈試爆成功後，面對不斷增加的核試驗，薩哈羅夫對核武器的危險，包括核輻射對人類 健康 的影響進行了諸多反思。他不斷敦促蘇聯停止核試驗並因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包括剝奪了所有的榮譽，驅逐隔離到偏遠的荒郊。
相關閱讀
反核鬥士，鮑林
驅散核的陰霾，知識界良心的代表（上）
研制核武器，科學家在想什麽？
撰文 | 邸利會
責編 | 馮灝
圖1 1989年12月14日，薩哈羅夫在跨地區人民代表會議上 | 攝影：I. Zarembo
力量的平衡
博士論文答辯後不久，1948年7月，薩哈羅夫被安排進導師塔姆 （Igor Y. Tamm） 領導的研究小組，進行氫彈的研制。
三年前，廣島遭原子彈轟炸後，蘇聯的原子彈研制受到了斯大林的極大重視，打破美國的核武壟斷成了當務之急。他任命貝利亞 （Lavrentiy Beria） 為總負責。臭名昭著的貝利亞，禿頭、戴著眼鏡，也是克格勃的頭。科學方面的負責人是物理學家庫爾恰托夫 （Igor Kurchatov） 。在全國的眾多秘密設施中，庫爾恰托夫領導的莫斯科郊外的第二實驗室 （“Laboratory No. 2”） ，以及它的分支機構Arzamas-16是核心。
Arzamas-16 在1946年春天選定，位於莫斯科以東400公裏外，靠近Sarov鎮。壹片大約250公裏的隔離區劃了出來，就在大森林的邊上。宏偉的教堂、恬靜的農莊，臥在林間的木屋…… 如果忽略帶著倒鉤的鐵絲網、戒備森嚴的守衛、排著隊早出晚歸的勞改隊伍，Arzamas-16其實還算是個幽美的居所。
圖2 Arzamas-16，也稱為Volga office或者Los Arzamas。
1949年8月，蘇聯的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幾個月後的1950年3月，薩哈羅夫從莫斯科移居到了這個秘密基地。
與處於半饑餓狀態的莫斯科相比，Arzamas-16就像是天堂，科學家們收入不菲，衣食無憂。甚至政治局裏有人抱怨說，這裏就像是壹個療養院。
斯大林相信，如果給予這些科學家 “適當幫助”，他們可以和外國科學家壹樣，出色地完成任務。
盡管情報人員無處不在，揭發舉報盛行，每個人都有嚴苛的保密要求，在這裏工作的科學家卻可以頂住壓力，全身心投入工作。支撐他們的精神力量是愛國主義。
薩哈羅夫後來回憶說，他知道核武器的恐怖，沒人性，但二戰壹樣的反人道。但二戰的時候，他沒做成戰士，在眼下的這場新的“科學戰役”中，他把自己看成是壹名戰士。
這不僅是他壹個人的想法。他註意到，庫爾恰托夫不僅口頭上說他們是戰士，有時候在信件或者備忘錄後面的簽名都是 “戰士庫爾恰托夫”。
“我們 （我這裏的說法不僅代表我自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道德原則是以壹種集體的心理方式塑造的） 相信，作為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平衡的壹種手段，我們的工作是絕對必要的。” 薩哈羅夫說。
在這樣的心理支撐下，進行任何有關核武的道德討論，似乎沒太大必要。
至少在1953年蘇聯試爆第壹顆氫彈之前，就個人而言，薩哈羅夫的內心非但沒有任何掙紮，還充滿著幹勁——
“因為全神貫註於這唯壹的目標，也許還因為靠近勞改營和嚴格的管理，我們被激勵著，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除此之外的其余世事，似乎在兩道鐵絲網之外，很遠很遠的地方…… 這需要經過多年的時光，劇烈的動蕩，新的潮流才能撼動我們的世界觀。”
意外的幸運
參加核武器的研制，於薩哈羅夫的學術而言，也是壹件幸事。
戰後的蘇聯知識界，在斯大林的統治下，正經歷壹場浩劫；而他所在的物理領域，正是因為有了核彈的研制任務，才不至於像其他學科那樣慘遭滅頂之災。
1947年5月，斯大林對三位作家說——
“拿我們中的知識分子來說，科學知識分子、教授、醫生，在蘇聯的愛國主義方面，他們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他們對外國文化有壹種毫無道理的欽佩。他們都覺得自己還未成年，沒得滿分，他們習慣把自己想成是永遠的學生…… 開始是德國人，之後是法國人，對外國人崇拜…… 壹個簡單的農民，不會平白無故地摘下帽子，低頭；但這些人，沒有足夠的尊嚴和愛國主義，不了解俄羅斯扮演的角色。”
斯大林還給幾位作家看了壹份即將發表的信，裏面譴責蘇聯科學家，竟把壹篇治療癌癥的論文寄到美國的出版機構發表。
反對外國文化的政治風氣讓學術平庸的李森科 （Trofim-Lysenko,1898-1976） 嗅到了機會。1948年7月，李森科和斯大林見面，承諾如果允許他擊敗科學上的反對者，阻止他們幹擾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大大提高農業產量。
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 （Lenin All-Un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馬上召開特別會議，審查生物學的現狀。李森科在會上的報告經過了斯大林的親自編輯，其中聲稱，遺傳學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遺傳學是資產階級捏造的學問，旨在破壞真正的唯物主義生物發育理論。雖然遭到壹些人的反對，但李森科在會議結束時強調，“黨中央審查並批準了我的報告”。不久，大量的蘇聯遺傳學家遭到革職，這壹學科幾乎廢掉。
接下來的兩年，為了根除外國意識形態的影響，生理學、天文學、化學和民族誌方面的會議也相繼召開。薩哈羅夫所在的物理學也不例外，壹場針對外國物理學理論，尤其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大批判正在發酵。
1948年12月17日，以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托普切耶夫 （A. V. Topchiev） 為主席的籌辦委員會成立，籌劃在1949年3月16日召開全蘇物理學大會 （All-Union Conference of Physicists） ，討論蘇聯物理學的缺點。
然而，大會臨近，卻突然被取消了。幾種不同的說法指向斯大林，是他命令取消批判大會，原因是怕影響到核武器的研制。
根據物理學家阿齊莫維奇 （Lev Artsimovich） 的說法，在1949年3月中旬，三名頂尖物理學家要求貝利亞取消會議，理由是會影響到蘇聯的物理學，尤其是會對核武器研制造成幹擾。貝利亞說，他自己不能下這個決定，得請示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取消會議，說，“先讓他們安心搞。之後我們想槍斃他們，隨時都可以”。
就這樣，核武的研制部分挽救了蘇聯的物理學。
1952年，為當年的批判大會準備的部分論文發表，其編輯抱怨說，在和意識裏的資本主義殘余作鬥爭方面，蘇聯物理學家落後於農業生物學、生理學等領域的專家。
當然，這兩個學科已然遭到徹底清洗。
物理學家朗道 （Lev Landau） 說，核威懾成功的第壹個明證就是挽救了蘇聯的物理學。
圖3 薩哈羅夫的導師塔姆（Igor Y. Tamm, 1885-1971），兩人曾開啟可控核聚變的研究。塔姆因為切連科夫效應的發現和解釋，在1958年與另外兩名同事分享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雖然薩哈羅夫的大量時間被緊張的核武研制工作占用，在此期間，他還是和導師進行了有關可控核聚變的研究。
這項研究在1951年寫就，7年後，蘇聯科學院在日內瓦和平應用原子能會議前夕以俄文出版。其核心思想是用環形磁場，約束炙熱的等離子體。他們的這項工作是之後托卡馬克 （Tokamak） 等類似裝置的發端。
薩哈羅夫到Arzamas-16三年多後，氫彈研發取得了成功。1953年8月12日，蘇聯第壹顆氫彈試爆成功。
10月，32歲的薩哈羅夫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這壹年，他還被授予了斯大林獎、列寧獎、 社會 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55年11月12日，蘇聯氫彈再次試驗成功，次年，薩哈羅夫又被授予了列寧獎、 社會 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薩哈羅夫的事業達到了頂峰，他成了蘇聯的 “氫彈之父”、民族英雄。
他說，“為我們的國家，為世界力量的平衡而制造壹件屬於蘇聯的核武器，對這個的重要性我毫不懷疑。被繁重的任務所占據，我非常努力地工作，獨創或與人合作提出了幾個關鍵想法。”
不過，在這之後，隨著蘇聯繼續核武的大規模試驗，他的內心起了變化。
良心的拷問
在1955年的那次核爆之後，薩哈羅夫就表示，希望這樣的武器永遠不被使用。然而，當時核爆試驗的負責人給他講了壹則寓言，言外之意，這不是薩哈羅夫他該操心的事。
之後，薩哈羅夫也請庫爾恰托夫去找赫魯曉夫 （Khrushchev） ，勸說其不要再進行大型的核試驗，依然沒有成功。
圖4 蘇聯的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左）與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右）
1957年，庫爾恰托夫請薩哈羅夫寫篇文章，揭露美國所謂的 “無汙染核彈” （“clean bomb”） 。
薩哈羅夫沒有把這項任務簡單地當成是宣傳，他用當時生物方面的數據，仔細做了估算。他的結論是，壹個百萬噸級的所謂 “無汙染” 氫彈，將產生足夠的放射性碳，可以引發全球性的持續惡果，——未來的8000年內，將導致全世界範圍內6600例死亡。
1958年，在蘇聯宣布暫停核試驗後不久，薩哈羅夫發表了兩篇文章 （“Radioactive Carbon from Nuclear Explosions and Nonthreshold Biological Effects” 以及 “The Radioactive Danger of Nuclear Tests”） 。與美國部分科學家 （如美國的氫彈之父泰勒） 以及大多數蘇聯同事的觀點相左，在薩哈羅夫看來，不管核塵降引發的 健康 危害有多小，都已得到科學的證明，那必然就會面臨道德上的拷問——這些無辜的生命招惹誰了？
“可怕的罪行已然犯下，我竟無法阻止！無能為力、難以忍受的苦澀、羞恥和屈辱壓倒了我。我把臉伏在桌上，哭了起來。這可能是我壹生中最可怕的教訓：妳不能坐在兩把椅子上。” 他說。
1961年，薩哈羅夫親自給赫魯曉夫寫信，堅決要求暫停核試驗。1962年，他再次要求不要在大氣進行大規模核爆。這些呼籲都遭到忽略。
據說，在壹次著名武器科學家出席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晚宴上，赫魯曉夫當面拒絕了他的請求——
“把政治留給我們…… 我們是專家。妳就只管制造炸彈，並測試它們，我們不會幹涉妳…… 記住，我們必須從實力的角度來執行我們的政策…… 薩哈羅夫，不要試著告訴我們該做什麽或如何表現。我們了解政治。如果我聽薩哈羅夫這樣的人的話，我會成為壹只水母，而不是部長會議主席！”
薩哈羅夫沒有放棄。
在蘇聯和美國的核談判陷入膠著之際，他勸說蘇聯當局，接受美國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試驗的方案。1963年8月5日，蘇聯、英國和美國在莫斯科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禁止了除在地下外的壹切核武器試驗。
“我認為莫斯科簽訂的條約具有 歷史 性意義。它挽救了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的生命，如果繼續進行試驗，這些人可能會喪生。也許更重要的是，該條約是朝著降低熱核戰爭風險邁出的壹步。我為自己對莫斯科條約的貢獻感到自豪。” 薩哈羅夫說。
在核武器的研制基本完結後，薩哈羅夫和同事們也陸續回歸了學術。
1964年，薩哈羅夫成功阻止了李森科的壹位親信當選蘇聯科學院院士。他宣稱，李森科應為蘇聯生物科學的壹段可恥時期負責。李森科被斯大林認為是 “生物學的首席”，即使斯大林在11年前就已經死去，公然反對李森科依然需要勇氣，畢竟，李森科和臺上的赫魯曉夫依然親近。
在薩哈羅夫等人的激烈反對下，這位最終未能入選。據說，赫魯曉夫極為震怒，號稱要解散科學院。不過，赫魯曉夫在當年10月失去了權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薩哈羅夫以及其他科學家的努力，挽救了蘇聯的生物學。1965年，在基礎科學上沈寂了16年之後，他發表了自己宇宙學方面的論文。此時的薩哈羅夫也已經意識到，除了科研，他應該承擔更多的 社會 責任。
1967年，他準備了壹份關於戰略平衡和核軍備競賽的秘密備忘錄，建議蘇聯領導人接受美國關於暫停反彈道導彈防禦的提議。他認為，這樣的防禦體系是極其危險的，他稱之為 “相互保證的毀滅”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 ，有不如沒有。
薩哈羅夫提議將他的建議公開發表在媒體上。他希望，“西方科學知識分子群體…… 在有利的條件下能夠遏制他們的 ‘鷹派’。這些團體在莫斯科禁試條約的準備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蘇聯領導人拒絕了薩哈羅夫的提議，告訴他，手稿 “不適合發表”。
薩哈羅夫決定自己采取行動。
1968年5月，他完成了第壹篇非物理的論文——《關於進步、和平***處和學術自由的思考》 （“ Reflections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 。他說，他不認為自己是 “ 社會 問題專家”，但在反導問題引致的熱核戰爭威脅方面，他是頂尖的專家。他希望美蘇雙方能進行 “公開、真誠的討論”。
這篇文章指出，在技術層面，熱核武器存在三方面的危險，足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首先，熱核爆炸有巨大的摧毀能力，壹顆 “典型” 的3百萬噸級的核彈，其爆炸起火面積是廣島核彈的150倍，100平方公裏將被完全摧毀，如果是地面的核爆，放射性塵埃覆蓋的致命性暴露區域將達幾萬平方公裏；其次，在研發結束後，核彈和火箭的大規模生產，其成本相對比較低廉，差不多和戰鬥機成本壹樣；第三，如果遭遇的是大量攜帶核彈的火箭攻擊，事實上不可能阻止，專家們都很清楚這點。
薩哈羅夫的這份手稿被輾轉帶到了國外，最終在1968年7月由荷蘭報紙Het Porool 和《紐約時報》發表，引起相當大的反響。他成了世界性的名人。
隨之而來的代價是，他被吊銷了安全證書，禁止從事任何與軍事有關的研究。次年5月，他接受了聘書，回到了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
至死不渝
圖5 1975年12月11日，薩哈羅夫的妻子邦納（Elena Bonner）和挪威諾貝爾研究所所長克裏夫（Tim Creve）在奧斯陸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邦納代薩哈羅夫接受了諾貝爾和平獎獎章。
進入1970和1980年代，薩哈羅夫繼續大聲呼籲，停止核競賽，進行核裁軍。
在1975年，他寫道——
“熱核武庫的無節制增長、累積，走向對抗，帶來的威脅是文明的消亡和人種的毀滅。消除這種威脅無疑比國際關系中的所有其他問題更重要。這就是為什麽裁軍談判如此重要，它為自殺性核瘋狂的黑暗世界帶來了壹線希望。”
這壹年的12月10日，薩哈羅夫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表彰 “他為人權、裁軍和所有國家之間的合作所作的鬥爭”。由於不允許出國，妻子代他前往奧斯陸領取了獎章，並發表了 “和平、進步與人權” 的演說。
多年的人權抗爭、反戰、反核，讓蘇聯當局終於對他忍無可忍。1980年1月22日，薩哈羅夫被無限期地流放至高爾基 （Gorky） ，剝奪了勛章，理由是他不配再擁有這些國家獎項帶來的榮譽。
在流放幾個月後，6月8日，薩哈羅夫寫道——
“盡管發生了這壹切，但我認為，戰爭、和平與裁軍的問題是如此重要，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必須得到絕對的優先考慮。必須使用壹切可能的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為將來的進步奠定基礎。最緊迫的是采取措施避免核戰爭，這是現代世界面臨的最大危險。世界上所有負責任的人，在這方面的目標是壹致的，我希望並相信，包括蘇聯領導人（也是壹樣）。”
圖6 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右）和美國“氫彈之父”泰勒（左）
與此同時，他認為，美國的戰略防禦計劃 （the US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及其部署可能會破壞核平衡。
在度過了五年的時光、經歷了幾次絕食抗議後，薩哈羅夫迎來了曙光。
1985年3月10日，契爾年科 （Chernenko） 去世，戈爾巴喬夫繼任總書記。第二年的12月16日，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給薩哈羅夫，邀請他返回莫斯科並“繼續他的愛國工作”。壹周後，薩哈羅夫和妻子返回到了莫斯科。
薩哈羅夫也被批準可以出國訪問。他在1988年11月得以第壹次訪問美國。在華盛頓舉辦的泰勒80歲宴會上，薩哈羅夫和這位美國的 “氫彈之父” 見了面。他談到自己和泰勒的很多相似之處，也談到了壹些不同。他這樣說——
“當時，我與和我壹起工作的人完全相信，這項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它至關重要。那時我們的國家剛剛從壹場毀滅性的戰爭中走出，我個人還沒有機會直接參與，但我參與的工作也是壹種戰爭。在美國，同樣的工作正在獨立地進行。美國科學家做這些工作也是受同樣的感受的指引，即這項工作對國家利益至關重要。但是，雖然雙方都認為，這種工作對於保持平衡至關重要，但我認為我們當時所做的事情是壹場巨大的悲劇。這是壹場悲劇，反映了世界的悲慘狀況——為了維持和平，有必要做如此可怕的事情。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的工作是否真的在某個時期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但至少在（當時）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確信情況確實如此。世界現在進入了壹個新時代，我相信現在需要壹種新的方法。而且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壹個人做出決定，應在絕對相信其正確的基礎上，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到相互理解的點。...... 找出所有的不同點、相同點，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問題上，泰勒博士和我的觀點是壹致的，例如，我們都關心如何確保熱核能的安全。另壹方面，在其他領域，我們在原則上存在分歧。其中壹個是太空競賽，即反彈道導彈防禦問題。 我認為，創建這樣壹個系統是壹個嚴重的錯誤。我覺得，這會破壞世界局勢的穩定。這個系統需要巨大成本，不管是建造、部署，還是再建立壹個能反過來再對抗它的系統（能夠對抗這樣壹個系統的進攻性系統）。”
多年的抗爭消耗著薩哈羅夫的生命，他看起來比很多人都蒼老得多。1989年12月14日，他突發心臟病去世，年僅68歲。
尾 聲
英國人羅特布拉特、美國人鮑林與蘇聯人薩哈羅夫，他們在世界的不同地區活動，但都有著***同的理念，為了人類的和平與福祉，反對、消除核武器。他們生前幾乎是彼此獨立地工作，交集不多。
薩哈羅夫參加過第155和164屆的帕格沃什 （Pugwash） 會議，羅特布拉特當時也在場，想必他們有過短暫的接觸。在薩哈羅夫遭遇迫害之時，羅特布拉特也曾對他施予援手。
鮑林與羅特布拉特都是1955年7月發布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簽名者。鮑林參加過第2、3、11、15屆的帕格沃什會議，羅特布拉特當時在場。
薩哈羅夫在1978年曾寫信給鮑林，請他幫忙呼籲，釋放三位被蘇聯當局關押的科學家——物理學家奧爾洛夫 （Yuri Orlov） 、數學家博隆金 （Alexander Bolonkin） 和生物學家科瓦列夫 （Sergei Kovalev） ；1981年，薩哈羅夫再次寫信給鮑林，請他幫忙釋放這三位蘇聯科學家，以及科瓦列夫的兒媳婦。這壹年，除了公開求援信外，薩哈羅夫再次給鮑林單獨寫信，懇求他幫忙敦促蘇聯當局釋放他的兒媳婦。
圖7 1981年6月，薩哈羅夫再次寫信給鮑林，請他幫忙敦促蘇聯當局釋放三位蘇聯科學家。
1980年薩哈羅夫被放逐到高爾基之後，1981年4月，鮑林和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赫茨伯格 （Gerhard Herzberg） 致函蘇聯總理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和加拿大駐蘇聯大使，要求 “結束對薩哈羅夫的監禁”。該年8月，鮑林再次給勃列日涅夫寫信，要求釋放薩哈羅夫，但壹樣石沈大海。1983年中，鮑林給蘇聯科學院和蘇聯總理安德羅波夫 （Yuri Andropov） 發電報，邀請薩哈羅夫來鮑林主持的科學與醫學研究所做研究。得知這壹提議後，薩哈羅夫公開宣布他願意移民，但蘇聯拒絕給予他出境簽證。
鮑林的這些努力沒有起到作用，他最終也沒能和薩哈羅夫見過面， 1983年1月，他說——
“當然，我是受到騷擾，沒那麽露骨…… 不許我參加各種科學會議。當然，參議院內部安全小組（th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of the Senate）也威脅我說，藐視參議院要坐壹年的牢…… 總之，沒那麽糟糕。我沒像蘇聯科學家受到的對待那樣，那麽慘…… 上個月我受最高蘇維埃的邀請來蘇聯，慶祝蘇聯成立60周年。我確定是被邀請的，因為是在我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十年後，他們授予我國際列寧和平獎。我到了那以後，給了壹份我想見的人的名單，包括薩哈羅夫。我想和他談談。但我沒能見到薩哈羅夫。 ”
羅特布拉特、鮑林、薩哈羅夫，為了最終消除核武器，他們三人終其壹生，孜孜不倦地奮鬥，雖九死其猶未悔。
他們是知識分子良心的傑出代表，他們的精神值得銘記，他們未竟的遺誌還有待後人去實現。
《知識分子》資深主筆
尚存進取之心
邸利會
參考文獻：
（上下滑動可瀏覽）
1. /1971/04/14/archives/ior-tamm-soviet-physicist-is-deadi.html
10. /2019/12/11/pauling-and-sakharov/
11. Joseph Rotblat: Visionary for Peace. Edited by Reiner Braun et al. 2007 WILEY-VCH Verlag GmbH & Co. KGaA, Weinheim
12. 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conversations/Pauling/pauling8.html
制版編輯 | 姜絲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