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的家族原住廣東番禺，在清康熙廿二年遷到四川，住在內江。父親號悲生，和母親曾太夫人育有十男壹女，兄弟都是單名，大哥滎，二哥澤（善子），三哥信，四哥楫，五哥、六哥、七哥早故，他行八，名爰，九弟名端，十弟名璽。他生在1898年舊歷四月壹日。
1916年，張大千到重慶求精中學念書，放暑假時回內江途中，被土匪綁去當了壹百天黑筆師爺。押到壹個叫“千斤磅”的地方，土匪們壹面休息，壹面清查俘虜的底細。張大千這才弄明白，土匪把他們當肉票，要他們寫信回家去勒索錢。輪到張大千寫信時，壹個姓邱的土匪壹看到他的字，贊賞的叫：“這娃兒字寫得漂亮，我看留他作黑筆師爺好了！”
雖然張大千不肯，但在生死關頭，由不得他。第二天，土匪還要去打劫峰高鋪，那個姓邱的土匪派了兩個兄弟夥，壹乘轎子，送張大千回龍井口窩子裏去。壹路上，在路邊放哨的土匪，居然對著他的轎子行舉手禮，他弄不清該不該神氣？到了龍井口，土匪頭送他壹對象牙章，帶紅結子的瓜皮帽，把他打扮成師爺樣。可是，在龍井口沒有安頓兩天，政府軍要來攻了，土匪們趕緊轉移陣地，把他移交給壹個叫老康的另壹個土匪頭子。
有壹回，張大千被迫跟著老康去搶劫，他站在壹旁看熱鬧。有人警告他說：“妳也要動手拿東西，否則要犯忌諱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他看看四周，有不少書，就在書房裏拿了壹部《詩學涵英》。另壹個土匪馬上訓他：“什麽不好搶？怎麽搶書？‘輸’是犯忌的。”逼他換別的，他只得拿了墻上掛的四幅《百忍圖》，和《詩學涵英》壹起帶走。
“搶”到匪窟的《詩學涵英》，真派上用場。張大千學作詩，就從那時候起。俘虜中，壹個受虐待的老進士還教他平仄對仗，真是少見的奇人奇事。
後來，老康暗中與官方的人接頭，接受招安，到松溉去接受改編。老康被改編作了連長，恢復本姓趙，而張大千就成了趙連長的司書了。過了壹個多月，地方軍隊來打趙連長，把整個連都消滅了。張大千被捕後才知道，當時地方軍隊雖說招安土匪，但絕不是真的信任土匪，等到機會，安排妥當了就圍剿。所幸，張大千被捕後不久，他的四哥就趕來營救他，結束了前後整整壹百天的綁票。
歷險歸來，張大千原想到上海二哥處尋師學畫，可是，父母不同意，他只得在1919年，到日本京都學染織。跟日本人賭氣在日本四年，因為賭氣，他雇用壹位翻譯，而不肯說壹句日本話。張大千說，世界上有兩國人最沒有語言天才，壹是日本人，二是印度人，他們說英語的發音真難聽。他忍不住對壹個日本人說，日本人的英文真蹩腳，而那個日本人卻說：“妳不知道？亡國奴的舌頭是軟的，要侍候人當然先得學好話。”“自己學不好，反而刻薄別人！”張大千發了火，“好！我就是不學日本話，我出錢，雇日本人來侍候我。”於是，他花了幾百塊錢，雇了壹個在天津長大的日本人作翻譯。
張大千結束在日本學染織的四年課程，回到上海，主要原因是，為祭吊他的未婚妻——大他三個月的表姐謝舜華。據說，謝舜華長得美麗清秀，賢慧溫柔，和張大千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張太夫人見他倆這麽投契，就在他倆十歲時，定了親。謝舜華壹直很體貼張大千，訂婚之後尤其關心。有壹天，二哥張善子先生課弟，叫張大千背書，他因為貪玩，背不出來。
在對面屋裏的謝舜華，擔心張善子會揍張大千，把書上的字寫在自己的左手掌上。給張大千提示。可是，沒過壹會兒，就被張善子發覺了，人證俱在，張大千和謝舜華壹起挨了戒尺。張善子打她的理由是：“妳還沒有跟我弟弟結婚，就和他壹起作弊，欺騙人，將來他還做得了好人嗎？”謝舜華在二十歲時，因患幹血癆而與世長辭。
出家當“野”和尚這段純潔的愛情，曾重重的打擊了張大千，壹回到上海，立誌要出家。他先到松江的禪定寺，主持人逸琳法師為他取法名“大千”。他完全根據佛經的規定，日中壹食，樹下壹宿。當年，佛門中聲望最高的是寧波觀宗寺的諦閑老法師，張大千特地去拜見，和老法師論道多日。可是，臨到要燒戒時，張大千遲疑了。張大千和老法師辯論：“佛教原沒有燒戒這個規矩，由印度傳入中國初期，也不流行燒戒。這個花樣是梁武帝創造的。原來，梁武帝信奉佛教後，大赦天下死囚，赦了這些囚犯，又怕他們再犯罪惡，才想出燒戒疤這壹套來，以戒代囚。我以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燒戒？不燒戒也不違釋迦的道理。”諦閑老法師說：“妳既在中國，就應遵奉中國佛門的規矩。舉例說，信徒如野馬，燒戒如籠頭，上了籠頭的野馬，才馴成良駒。”張大千問：“有不需籠頭的良駒，難道您老人家就不要嗎？”老法師笑而不語。辯論了壹夜，不得要領。第二天要舉行剃度大典，張大千心有不甘，便去投奔西湖靈隱寺。
在靈隱寺寄住兩個月，張大千想到：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沒錢的窮和尚更不能做。同時，不燒戒，永遠被看成野和尚。他寫信給上海的朋友，訴說苦悶。朋友回信，勸他住到上海附近的廟裏，可以經常和朋友談書論畫，並表示已為他找好兩處廟宇，約好某月某日在上海火車站北站接他，陪他去廟裏。朋友“出賣”了他張大千依約到北站下車，正想找朋友，忽然被二哥抓住，大喝壹聲：“總算把妳捉住了！看妳還能往哪裏跑！”原來，朋友“出賣”了他，用電報通知他的二哥張善子，從四川趕來，把他抓回塵世，算算作和尚的日子，正好壹百天。
張善子壹向管教張大千，給了他壹頓罵，當即押他回四川，在母兄命令之下結了婚。那年，張大千二十二歲，娶妻曾慶蓉。完婚之後，張大千決心學畫，回到上海，先拜入曾熙門下，學寫書法。其後，再拜在李瑞清門下，再學書法。兩位老師的風骨和教誨，對三十歲以前的張大千，有很大的影響。不過，張大千在二十五歲時，便揚名上海了。當時，上海的文人雅士集中，最著名的是由湖北人趙半皮老先生召集的“秋英會”。“秋英會”以賞菊吃蟹，當場揮毫，畫畫題詩為目的。張大千第壹次參加，是小老弟。在雅集時，既繪畫，又詠詩、題字，使得大家對他刮目相看。仿石濤愚弄收藏家同時，另壹件讓張大千聞名的，是他仿石濤，造假畫，愚弄了當時的收藏家、鑒賞家。
那時候，北方最有名的畫家兼收藏家陳半丁，對名畫之鑒賞有壹言九鼎之威，收藏之富，也傲視北方。有壹次，陳半丁聲稱新收集壹冊石濤畫頁，視為絕妙精品，為此特宴邀藝林名家到家中欣賞。張大千聽說了，雖然未被邀請，卻想壹睹石濤畫冊，便不請自到了。陳半丁拿出寶貝畫冊，洋洋得意的正想展示，張大千突然說：“是這個冊子啊！不用看了，我知道。”陳半丁反問：“妳知道什麽啊？”張大千立即朗聲回答，第壹頁畫的是什麽，第二頁是什麽，包括題款、用印，都壹壹道來。陳半丁壹壹核對，絲毫不誤，又驚又氣。有人以為，這本石濤畫冊曾到過張大千之手，不料，張大千竟說：“是我畫的！”
所有的人嘩然，陳半丁更尷尬，張大千自知得罪了在場的人，趕緊溜之大吉。後來，張大千曾以壹幅仿石濤，換得黃賓虹的壹幅真石濤，又以幾幅四方的炕頭畫，騙得羅振玉大宴文友***賞，甚至連張學良也破鈔不少。物我兩忘遊歷名山大川大千先生的作品，除了繪畫功夫深厚外，還有神似而非形似的特色，讓人見了有“物我兩忘”的感受。是什麽秘訣呢？“也許是多旅遊吧！”他以為，“用心體會自然，攝取自然的精神。”
藝術界人士傳說大千先生在名山中，較偏愛黃山。他不很同意：“其實，我國的名山很多，各有其可觀之處，說我偏愛黃山，不壹定對，但黃山在我們這壹代可以說是我去開發的。”大千先生特別加重“開發”二字的語氣：“我在二十八歲、三十壹歲、三十六歲這三年，三度遊黃山。第壹次去時，不但是荒草蔓徑，根本無路可行，我帶了十幾個工人去，真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壹段壹段的走，方便了以後遊黃山的人。”黃山的特色，全在壹個“奇”字。大千先生身入其中後，仔細領略山川靈氣，體會物情，觀察物態，融會貫通，當胸中有了丘壑後，自然能畫出傳神的畫。
1941年，大千先生跋涉八千裏，到達敦煌。大千先生到達千佛洞那天，天還沒亮，他迫不及待的提燈入洞探視。這壹看，不得了！比他想象中不知偉大了多少倍，原訂計劃是到那裏觀摩三個月的，第壹天大概的看了壹些洞，他對太太和子侄說：“恐怕留下來半年都還不夠。”千佛洞的來源，據考證，在秦苻堅建元二年，由樂 和尚開鑿，自此由北魏到元代，每代都開鑿大小不等的洞窟。
約在壹千五、六百年前，敦煌是東西交通的要道。莫高窟內，層樓疊殿，吸引了無數僧侶、信士、藝術家、鑿洞的工匠等。從北朝到元代的八百多年裏，從事壁畫、塑像，而使得千佛洞成為先人奉獻心靈的聖地。大千先生觀察千佛洞時發現，千佛洞在坐西面東的山崖上，早晨有陽光射入，再加上氣候幹燥，毫不潮濕，所以洞內的內藏能長達數百年而不損壞。不過，三百多個洞窟之間，路徑卻崩壞了，大千先生只好壹面探洞觀畫，壹面要修路開道。“老實說，我到敦煌之初，是抱著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視了千佛洞之後，眼見每洞由頂到底，都是鮮明的壁畫，瞠目驚嘆之余，真是自覺渺小。”在敦煌初期，大千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為三百多個洞編號。他編號的目的，固然為了便利工作的查考，壹方面也是方便後人遊覽或考查的索引。大千先生編的洞號壹***有309洞。
這壹部分的工作，就花了五個月。大千先生為了補充食物、畫具，暫時回蘭州，待了兩個月。浩浩蕩蕩二進敦煌再到敦煌之前，他先到青海塔幾寺，雇用喇嘛。依規定喇嘛是不能離開青海的，大千先生托了關系才以五十銀元壹月的薪水，雇了昂吉、三知、格朗、曉梧、杜結林遠等五人，他們的工作是拼縫畫布：“我們縫連，總免不了有針孔線縫，尤其在畫布繃張以後，針眼孔更粗，但喇嘛可以作到天衣無縫。”
同時跟他進敦煌的，物品***有七十八輛驢車之多。二度到敦煌，又開始吃苦。大千先生說：“很多人不了解，臨摹敦煌壁畫，有相當的困難。”以工具來說，紙絹沒有數丈大的，全靠番僧拼縫。最大幅的壁畫，有12.6丈之巨，拼縫完畢，釘在木框上，塗抹膠粉三次，再用大石磨七次，畫布光滑才能下筆。
在臨摹時，大千先生的原則是要完全壹絲不茍的描，絕對不能參加自己的意思。每幅壁畫，他都要題記色彩尺度，全部求真。在畫的時候，還要雇木工造架，站著臨摹，因為千佛洞的空間實在太小了。
千佛洞大多數的光線都不夠，大千先生要壹手拿蠟燭，壹手拿畫筆，還得因地制宜，有時站在梯上，有時蹲著，還有時躺臥在地上，雖然是冬天，勾畫不久，都要出汗喘氣，頭昏目眩。這樣辛勤的作畫，多數日子是清晨就進洞工作，黃昏才出來，有時候還要開夜工。
大千先生解釋：“壁畫色多斑爛，尚須秉燈靜觀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線條，我主要在觀摩揣測上下功夫，往往數十次觀研之後才能下筆。為了不浪費材料起見，臨摹時先以玻璃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後把初稿粘在畫布上，在極強的陽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後，再敷色。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是我自己動手，其余樓臺亭閣不很重要部分，則分別由門人子侄喇嘛分繪，每幅都註明合作者姓名。因此，每幅畫的手續都繁復，極力求真，大幅要兩個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幾天。”就是這樣畫了276幅畫，石青石綠等顏料用了千百斤。如此留在敦煌兩年七個月中，大千先生確認：“以前常有人說，中國文化多受西方影響，我研究了敦煌壁畫之後，認為此說不足信！
敦煌壁畫所畫的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補唐宋五代史書之闕文，我認為歷史考證之價值，重於藝術之欣賞。”“至於在藝術方面的價值，我們可以這樣做，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的大成，敦煌壁畫代表北魏到元代壹千年來我們中國美術的發達史。換言之，也可說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們敦煌壁畫早於歐洲文藝復興約有壹千年，而現代發現還相當完整，這也可以說是人類文化的奇跡。”
壹九四四年元月，大千先生在四川成都舉行“臨摹敦煌壁畫展”，很是轟動。大千先生的朋友，書家沈尹默曾題詩贊他：“三年面壁信堂堂，萬裏歸來須帶霜。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筆硯寫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