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的家族原住廣東番禺,在清康熙廿二年遷到四川,住在內江。父親號悲生,和母親曾太夫人育有十男壹女,兄弟都是單名,大哥滎,二哥澤(善子),三哥信,四哥楫,五哥、六哥、七哥早故,他行八,名爰,九弟名端,十弟名璽。他生在1898年舊歷四月壹日。
1916年,張大千到重慶求精中學念書,放暑假時回內江途中,被土匪綁去當了壹百天黑筆師爺。押到壹個叫“千斤磅”的地方,土匪們壹面休息,壹面清查俘虜的底細。張大千這才弄明白,土匪把他們當肉票,要他們寫信回家去勒索錢。輪到張大千寫信時,壹個姓邱的土匪壹看到他的字,贊賞的叫:“這娃兒字寫得漂亮,我看留他作黑筆師爺好了!”
雖然張大千不肯,但在生死關頭,由不得他。第二天,土匪還要去打劫峰高鋪,那個姓邱的土匪派了兩個兄弟夥,壹乘轎子,送張大千回龍井口窩子裏去。壹路上,在路邊放哨的土匪,居然對著他的轎子行舉手禮,他弄不清該不該神氣?到了龍井口,土匪頭送他壹對象牙章,帶紅結子的瓜皮帽,把他打扮成師爺樣。可是,在龍井口沒有安頓兩天,政府軍要來攻了,土匪們趕緊轉移陣地,把他移交給壹個叫老康的另壹個土匪頭子。
有壹回,張大千被迫跟著老康去搶劫,他站在壹旁看熱鬧。有人警告他說:“妳也要動手拿東西,否則要犯忌諱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他看看四周,有不少書,就在書房裏拿了壹部《詩學涵英》。另壹個土匪馬上訓他:“什麽不好搶?怎麽搶書?‘輸’是犯忌的。”逼他換別的,他只得拿了墻上掛的四幅《百忍圖》,和《詩學涵英》壹起帶走。
“搶”到匪窟的《詩學涵英》,真派上用場。張大千學作詩,就從那時候起。俘虜中,壹個受虐待的老進士還教他平仄對仗,真是少見的奇人奇事。
後來,老康暗中與官方的人接頭,接受招安,到松溉去接受改編。老康被改編作了連長,恢復本姓趙,而張大千就成了趙連長的司書了。過了壹個多月,地方軍隊來打趙連長,把整個連都消滅了。張大千被捕後才知道,當時地方軍隊雖說招安土匪,但絕不是真的信任土匪,等到機會,安排妥當了就圍剿。所幸,張大千被捕後不久,他的四哥就趕來營救他,結束了前後整整壹百天的綁票。
歷險歸來,張大千原想到上海二哥處尋師學畫,可是,父母不同意,他只得在1919年,到日本京都學染織。跟日本人賭氣在日本四年,因為賭氣,他雇用壹位翻譯,而不肯說壹句日本話。張大千說,世界上有兩國人最沒有語言天才,壹是日本人,二是印度人,他們說英語的發音真難聽。他忍不住對壹個日本人說,日本人的英文真蹩腳,而那個日本人卻說:“妳不知道?亡國奴的舌頭是軟的,要侍候人當然先得學好話。”“自己學不好,反而刻薄別人!”張大千發了火,“好!我就是不學日本話,我出錢,雇日本人來侍候我。”於是,他花了幾百塊錢,雇了壹個在天津長大的日本人作翻譯。
張大千結束在日本學染織的四年課程,回到上海,主要原因是,為祭吊他的未婚妻——大他三個月的表姐謝舜華。據說,謝舜華長得美麗清秀,賢慧溫柔,和張大千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張太夫人見他倆這麽投契,就在他倆十歲時,定了親。謝舜華壹直很體貼張大千,訂婚之後尤其關心。有壹天,二哥張善子先生課弟,叫張大千背書,他因為貪玩,背不出來。
在對面屋裏的謝舜華,擔心張善子會揍張大千,把書上的字寫在自己的左手掌上。給張大千提示。可是,沒過壹會兒,就被張善子發覺了,人證俱在,張大千和謝舜華壹起挨了戒尺。張善子打她的理由是:“妳還沒有跟我弟弟結婚,就和他壹起作弊,欺騙人,將來他還做得了好人嗎?”謝舜華在二十歲時,因患幹血癆而與世長辭。
出家當“野”和尚這段純潔的愛情,曾重重的打擊了張大千,壹回到上海,立誌要出家。他先到松江的禪定寺,主持人逸琳法師為他取法名“大千”。他完全根據佛經的規定,日中壹食,樹下壹宿。當年,佛門中聲望最高的是寧波觀宗寺的諦閑老法師,張大千特地去拜見,和老法師論道多日。可是,臨到要燒戒時,張大千遲疑了。張大千和老法師辯論:“佛教原沒有燒戒這個規矩,由印度傳入中國初期,也不流行燒戒。這個花樣是梁武帝創造的。原來,梁武帝信奉佛教後,大赦天下死囚,赦了這些囚犯,又怕他們再犯罪惡,才想出燒戒疤這壹套來,以戒代囚。我以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燒戒?不燒戒也不違釋迦的道理。”諦閑老法師說:“妳既在中國,就應遵奉中國佛門的規矩。舉例說,信徒如野馬,燒戒如籠頭,上了籠頭的野馬,才馴成良駒。”張大千問:“有不需籠頭的良駒,難道您老人家就不要嗎?”老法師笑而不語。辯論了壹夜,不得要領。第二天要舉行剃度大典,張大千心有不甘,便去投奔西湖靈隱寺。
在靈隱寺寄住兩個月,張大千想到: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沒錢的窮和尚更不能做。同時,不燒戒,永遠被看成野和尚。他寫信給上海的朋友,訴說苦悶。朋友回信,勸他住到上海附近的廟裏,可以經常和朋友談書論畫,並表示已為他找好兩處廟宇,約好某月某日在上海火車站北站接他,陪他去廟裏。朋友“出賣”了他張大千依約到北站下車,正想找朋友,忽然被二哥抓住,大喝壹聲:“總算把妳捉住了!看妳還能往哪裏跑!”原來,朋友“出賣”了他,用電報通知他的二哥張善子,從四川趕來,把他抓回塵世,算算作和尚的日子,正好壹百天。
張善子壹向管教張大千,給了他壹頓罵,當即押他回四川,在母兄命令之下結了婚。那年,張大千二十二歲,娶妻曾慶蓉。完婚之後,張大千決心學畫,回到上海,先拜入曾熙門下,學寫書法。其後,再拜在李瑞清門下,再學書法。兩位老師的風骨和教誨,對三十歲以前的張大千,有很大的影響。不過,張大千在二十五歲時,便揚名上海了。當時,上海的文人雅士集中,最著名的是由湖北人趙半皮老先生召集的“秋英會”。“秋英會”以賞菊吃蟹,當場揮毫,畫畫題詩為目的。張大千第壹次參加,是小老弟。在雅集時,既繪畫,又詠詩、題字,使得大家對他刮目相看。仿石濤愚弄收藏家同時,另壹件讓張大千聞名的,是他仿石濤,造假畫,愚弄了當時的收藏家、鑒賞家。
那時候,北方最有名的畫家兼收藏家陳半丁,對名畫之鑒賞有壹言九鼎之威,收藏之富,也傲視北方。有壹次,陳半丁聲稱新收集壹冊石濤畫頁,視為絕妙精品,為此特宴邀藝林名家到家中欣賞。張大千聽說了,雖然未被邀請,卻想壹睹石濤畫冊,便不請自到了。陳半丁拿出寶貝畫冊,洋洋得意的正想展示,張大千突然說:“是這個冊子啊!不用看了,我知道。”陳半丁反問:“妳知道什麽啊?”張大千立即朗聲回答,第壹頁畫的是什麽,第二頁是什麽,包括題款、用印,都壹壹道來。陳半丁壹壹核對,絲毫不誤,又驚又氣。有人以為,這本石濤畫冊曾到過張大千之手,不料,張大千竟說:“是我畫的!”
所有的人嘩然,陳半丁更尷尬,張大千自知得罪了在場的人,趕緊溜之大吉。後來,張大千曾以壹幅仿石濤,換得黃賓虹的壹幅真石濤,又以幾幅四方的炕頭畫,騙得羅振玉大宴文友***賞,甚至連張學良也破鈔不少。物我兩忘遊歷名山大川大千先生的作品,除了繪畫功夫深厚外,還有神似而非形似的特色,讓人見了有“物我兩忘”的感受。是什麽秘訣呢?“也許是多旅遊吧!”他以為,“用心體會自然,攝取自然的精神。”
藝術界人士傳說大千先生在名山中,較偏愛黃山。他不很同意:“其實,我國的名山很多,各有其可觀之處,說我偏愛黃山,不壹定對,但黃山在我們這壹代可以說是我去開發的。”大千先生特別加重“開發”二字的語氣:“我在二十八歲、三十壹歲、三十六歲這三年,三度遊黃山。第壹次去時,不但是荒草蔓徑,根本無路可行,我帶了十幾個工人去,真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壹段壹段的走,方便了以後遊黃山的人。”黃山的特色,全在壹個“奇”字。大千先生身入其中後,仔細領略山川靈氣,體會物情,觀察物態,融會貫通,當胸中有了丘壑後,自然能畫出傳神的畫。
1941年,大千先生跋涉八千裏,到達敦煌。大千先生到達千佛洞那天,天還沒亮,他迫不及待的提燈入洞探視。這壹看,不得了!比他想象中不知偉大了多少倍,原訂計劃是到那裏觀摩三個月的,第壹天大概的看了壹些洞,他對太太和子侄說:“恐怕留下來半年都還不夠。”千佛洞的來源,據考證,在秦苻堅建元二年,由樂 和尚開鑿,自此由北魏到元代,每代都開鑿大小不等的洞窟。
約在壹千五、六百年前,敦煌是東西交通的要道。莫高窟內,層樓疊殿,吸引了無數僧侶、信士、藝術家、鑿洞的工匠等。從北朝到元代的八百多年裏,從事壁畫、塑像,而使得千佛洞成為先人奉獻心靈的聖地。大千先生觀察千佛洞時發現,千佛洞在坐西面東的山崖上,早晨有陽光射入,再加上氣候幹燥,毫不潮濕,所以洞內的內藏能長達數百年而不損壞。不過,三百多個洞窟之間,路徑卻崩壞了,大千先生只好壹面探洞觀畫,壹面要修路開道。“老實說,我到敦煌之初,是抱著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視了千佛洞之後,眼見每洞由頂到底,都是鮮明的壁畫,瞠目驚嘆之余,真是自覺渺小。”在敦煌初期,大千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為三百多個洞編號。他編號的目的,固然為了便利工作的查考,壹方面也是方便後人遊覽或考查的索引。大千先生編的洞號壹***有309洞。
這壹部分的工作,就花了五個月。大千先生為了補充食物、畫具,暫時回蘭州,待了兩個月。浩浩蕩蕩二進敦煌再到敦煌之前,他先到青海塔幾寺,雇用喇嘛。依規定喇嘛是不能離開青海的,大千先生托了關系才以五十銀元壹月的薪水,雇了昂吉、三知、格朗、曉梧、杜結林遠等五人,他們的工作是拼縫畫布:“我們縫連,總免不了有針孔線縫,尤其在畫布繃張以後,針眼孔更粗,但喇嘛可以作到天衣無縫。”
同時跟他進敦煌的,物品***有七十八輛驢車之多。二度到敦煌,又開始吃苦。大千先生說:“很多人不了解,臨摹敦煌壁畫,有相當的困難。”以工具來說,紙絹沒有數丈大的,全靠番僧拼縫。最大幅的壁畫,有12.6丈之巨,拼縫完畢,釘在木框上,塗抹膠粉三次,再用大石磨七次,畫布光滑才能下筆。
在臨摹時,大千先生的原則是要完全壹絲不茍的描,絕對不能參加自己的意思。每幅壁畫,他都要題記色彩尺度,全部求真。在畫的時候,還要雇木工造架,站著臨摹,因為千佛洞的空間實在太小了。
千佛洞大多數的光線都不夠,大千先生要壹手拿蠟燭,壹手拿畫筆,還得因地制宜,有時站在梯上,有時蹲著,還有時躺臥在地上,雖然是冬天,勾畫不久,都要出汗喘氣,頭昏目眩。這樣辛勤的作畫,多數日子是清晨就進洞工作,黃昏才出來,有時候還要開夜工。
大千先生解釋:“壁畫色多斑爛,尚須秉燈靜觀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線條,我主要在觀摩揣測上下功夫,往往數十次觀研之後才能下筆。為了不浪費材料起見,臨摹時先以玻璃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後把初稿粘在畫布上,在極強的陽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後,再敷色。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是我自己動手,其余樓臺亭閣不很重要部分,則分別由門人子侄喇嘛分繪,每幅都註明合作者姓名。因此,每幅畫的手續都繁復,極力求真,大幅要兩個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幾天。”就是這樣畫了276幅畫,石青石綠等顏料用了千百斤。如此留在敦煌兩年七個月中,大千先生確認:“以前常有人說,中國文化多受西方影響,我研究了敦煌壁畫之後,認為此說不足信!
敦煌壁畫所畫的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補唐宋五代史書之闕文,我認為歷史考證之價值,重於藝術之欣賞。”“至於在藝術方面的價值,我們可以這樣做,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的大成,敦煌壁畫代表北魏到元代壹千年來我們中國美術的發達史。換言之,也可說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們敦煌壁畫早於歐洲文藝復興約有壹千年,而現代發現還相當完整,這也可以說是人類文化的奇跡。”
壹九四四年元月,大千先生在四川成都舉行“臨摹敦煌壁畫展”,很是轟動。大千先生的朋友,書家沈尹默曾題詩贊他:“三年面壁信堂堂,萬裏歸來須帶霜。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筆硯寫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