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公上
古人記事，之所以公正，是因為從不局限於（追求華麗的）文辭，也不（把書面成果）據為己有。有誌於道，言語用來表明誌向，文字用來記錄語言。他的大道如果真的大明於天下，他的誌向全都得以實現，也就沒有必要把文字占為己有了。《虞書》說：“陳奏建議通過語言，考驗能力通過（他的）功績。”這是最開始用言語考察別人。壹定要考驗並使人臣服，最重要的不在於言辭。誓文、誥書等，是把語言記錄成文字。如果足以制定政策並進行治理（國家），君臣就從不分清立言（說的話、起草的文書等）的是誰。周公說：“（周）成王說：眾方之國。”這是昭告各國的文書。說的人以為是周公受周成王之命，卻不知道這句話本來就是周公說的，經過周成王同意後施行的，也相當於周成王的話。聖臣為賢主立言，就是所謂的賢主能夠任用聖臣，也是聖人治國之道。曾鞏說：“典籍記載了堯、舜的功績，也記載了他們細微的思想，是尋常人所能達到的嗎？當時記事的史臣，也都是聖人之類。”由此來看，賢臣為聖主記事，就是所謂的賢臣能夠體會到聖主的思想，也是聖人記事之道。文字和大道是統壹的，言語和事情也是統壹的，就好比各種音符相搭配音樂才能和諧，不能只靠壹種優秀的樂器。各種味道相互調和煮出的食物才好吃，不能只靠壹種好味道的調料。所以說：古人記事，之所以公正，是因為從不局限於（追求華麗的）文辭，也不（把書面成果）據為己有。
司馬遷說：“《詩經》三百篇，大多都是賢聖之人發憤所作的。”因此描寫男女相互傾慕的文字，是用來寄托思念君父、友人（的思想）的。描寫出征的戰士、分離的妻子愁怨的文字，是用來寄托憂慮國家（的思想）的。壹定要用比擬的手法，表達作者的真意，因此《鴟鸮》描寫鳥的哀鳴，就不難理解莊周借鮒魚表達憤懣和譏笑，《萇楚》描寫草沒有家，就不難理解宋玉借雌風抒發慨嘆？詩人的用意，溫柔而敦厚，表面是詩文實際上是暗示勸諫，說的人沒有罪，聽的人引以為戒，舒發自己的憤懣，希望對教化風氣有所裨益，是他們的誌願。（今人）借此出名，在藝術上爭巧鬥勝，古人從不這樣。所以說：古人記事，之所以公正，是因為從不局限於（追求華麗的）文辭，也不（把書面成果）據為己有。
孔夫子說：“只敘述和闡明前人的學說，而不創作。”六藝都是周公所造，孔子沒有另行發明。《論語》則記錄了孔夫子的言行。“不能堅持正確的行為”，證義者（佛家用語，論義會上的判決者）、巫醫，從未理解《易經》的實質。他用“不忮不求（不嫉妒不貪求）”贊美季路，“誠不以富（對自己沒有好處）”贊嘆夷齊，都是引用《詩經》上的原話。他用“允執厥中（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評價堯的言行，用“玄牡昭告（用黑色公牛作祭物，稟告天地）”描述商湯的誓言，都是引用《尚書》的語句。(《墨子》引《湯誓》。)《論語》記錄了孔子細微的言行，而《詩經》、《尚書》起初也沒有區別，因為它們敘述的都是同樣的意思。(王應麟(字伯厚，宋朝人，三字經作者)常根據在孔子之前的古書，考證《論語》所記載的孔子的言行，發現很多根據。古書或許又虛假之處，不能全都考證，但是古人引用成語，沒有大的差別。)孔子的言行，再各家都有敘述，(各家又都有真有假，而子思、孟子的書，所引用的精粹的話，大多都是《論語》所沒有記載的。)而《論語》沒有全都收錄（孔子言行），是因為出於詳略互相搭配的用意。六藝是文字的開始，《論語》薈萃了聖人之言，敘述舊的思想，創立新的言論，也從不別有用心，只追求陳明大道、樹立教化，而聖明的作品，從不分清立言的誰。所以說：古人記事，之所以公正，是因為從不局限於（追求華麗的）文辭，也不（把書面成果）據為己有。
周朝衰落，文道閉塞，百家爭鳴，孔子死後，精妙的言論消失，大義也不被人所理解了。然而諸子百家都想用自己的學說統治天下，憑他們所謂的“道”，爭論（學術上）無法統壹的天下，而采用的語言文字，從未占為己有。先人的舊典籍，存錄下來沒有區別的，比如《幼官》、《弟子》等篇，《月令》、《土方》等篇就是這壹類。(《管子?地圓》，《淮南?地形》，都是繼承了土訓之說。)考察這些言行，不必都是作者自身的論述，管仲的《管子》記載了他死後發生的事，韓非的《韓非子》記載了李斯（晚於韓非的年代）的《駁議》。《莊子．讓王》、《漁父》等篇，蘇軾認為是假造的（不是莊子所作）；其實不是假造的，是研究莊子學說的學者增添的內容。《晏子春秋》，柳宗權認為是墨家學說。並不是說晏子是墨家，是墨家學者在敘述晏子的事跡，用晏子的名字作為書名，就像孟子用《告子》、《萬章》做為篇章的名字。《呂氏春秋》，從前的儒者把它和《淮南鴻烈》歸為壹類，都是集合了眾賓客而作的，不能自命為某個人的專著，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呂不韋、淮南王（劉安），沒有認為把采集眾家學說是可恥可，就象後世之人把別人的長處據為己有。這兩人擁有裁定的權力，把自己的名字定為書名，但考察他們的用意，都是壹個目的，(呂氏春秋成為壹代名典，淮南鴻烈成為道家支流。)這又是單個賓客所達不到的。諸子百家奮起，由於學術分出派別，而各以聰明和某方面的才力，每當研究出大道的壹個片面，就想以此而統壹天下（的學說）。他們有根據的學說，說出來又很合理，就會把這些學說傳授下去，教給他們的徒弟。如果足以展現他們學派的學術並能確立該學派的宗師，前人的敘述，加上後人的補充，不必分清立言的到底是誰。所以說：古人記事，之所以公正，是因為從不局限於（追求華麗的）文辭，也不（把書面成果）據為己有。
孔子因為魯史而寫作了《春秋》，孟子說：“它記錄的是齊桓公、晉文公的事跡，這些文字就是歷史”，孔子自己說是竊取了魯史的大義。拿筆的人，有誌於《春秋》的學術，只追求其中的大義，他們所記載的事情和文字，就是用來反映大義的。世上譏諷司馬遷的人，責怪他拆散了《尚書》、《左傳》、《國語》、《國策》的文字，認為這樣裁割不合適，(語出蘇洵（字明允）的《史論》。)世上譏諷班固的人，責怪他記載孝武帝以前的史事都是直接抄襲司馬遷的，認為他剽竊無恥，(語出鄭樵（字漁仲）的《通誌》。)這些評價都是毫無道理的。司馬遷的史記從五帝開始，延及三代、周、秦，如果讓他舍棄《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不就成了憑空造假之之作了嗎？人們定會說《左傳》、《國語》以後的歷史，都是司馬遷自己杜撰的，那麽陸賈得《楚漢春秋》，高祖孝文皇帝的《傳》，都是司馬遷引用的，如果這些書後世沒有流傳，我們只見到《尚書》、《左傳》、《國語》、《國策》，反倒責怪他割裂（以上書籍），真可謂是只知壹十而不知到二五。班固的漢書從西漢開始，如果漢孝武帝以前的史事，他不抄用司馬遷的史記，不就會讓那些參加科考的學生們作同樣的題目而出現不同的文章了嗎？人們定會說從漢孝武帝之後，都是班固自撰的，那麽馮商、揚雄的傳紀，劉歆、賈護的史書，都是班固寫史的依據，這些書後人見不到，而只能見到司馬遷的史記，反倒責怪班固的抄襲，真可謂是只知道白天外出而不知道晚上回家啊。記載言論就是空造嗎？揚雄、司馬相如的詞賦，是最空洞而沒有實義的。司馬遷、班固沒有寫文苑傳，借此來保存那些風流文采，是述事最重要的。敘事就是記實嗎？年表、傳目，是最記實而沒有修飾的。《屈賈》、《孟荀》、《老莊申韓》等篇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等年表，起初無所記載，而只保存了題目，褒貶之意，蘊含其中，這是立言最重要的。寫史貴在理解其中大義，不同於掌握故事的史官，只追求事請、文字的片面。孔子說：“我與其載述空洞的說教，不如舉出在位者所做所為以見其是非美惡，這樣就更加深切顯明了。”這是寫史之人的宗旨。如果能夠理解大義而實現誌向，把史事記錄下來，就不用分清立言的到底是誰。所以說：古人記事，之所以公正，是因為從不局限於（追求華麗的）文辭，也不（把書面成果）據為己有。
漢初的儒家，抱著殘缺陳舊的東西不放，以其畢生精力，發掘從前聖人的格言，他們從師的淵源，和他們的宗支譜系差不多；再看弟子們的術業，師承傳授，正如黑啻鳧、白鵠不可相混淆，學習的人不得不盡心研究。公羊傳、谷梁傳相對於《春秋》，後人認為是通過假設問答來闡明宗旨。後人不知道古人先有口授，而後才寫在竹帛上，不像後人作學問，要想成為名家，壹定要通過著述來達到。孔子傳授《易經》給商瞿，經過五代傳止田何。施仇、孟喜、梁邱賀，都是田何的弟子。但是從田何以前，不曾有書，則施、孟、梁邱三家的《易經》，記載在《漢書 藝文誌》，都是依據田何之前的口口相傳。因此古人不寫書，他們的言行未必不流傳。研究韓《詩》的人，不研究齊《詩》、魯《詩》，傳承伏生《尚書》的人，不了解孔子學說；各派學說的章句訓詁，都有專門著述。門人弟子，引用敘述，雜見於各傳紀章表，不都是出於自己所傳的書，但是宗旨都不違背老師的學說。那麽儒家們除了著作成書之外，還有精妙的言論，口授給徒弟，而學習的人理解了其中意思，推衍演化，又寫進文辭，難以分辨出是老師的原句，還是徒弟衍化出來的。而觀看這些書的人，也根據作者和內容判定是哪派學說，不再分清哪些是老師說的，哪些是徒弟說的。如果能夠通曉經義並傳承學說，不管是口傳還是書授，都不用分清到底立言的是誰得功勞。所以說：古人記事，之所以公正，是因為從不局限於（追求華麗的）文辭，也不（把書面成果）據為己有。
言公中
唉！世上的教化衰落了，在闡述大道方面有所不足轉而追求在文字上爭勝，那麽作者就有了私心；內容不充實轉而追求名聲，那麽文字就有了局限性（自誇自大的壹面）。說起話來有私心，作起文來又自大，那麽爭勝的風氣流行，而鉆研道術的風氣衰退了。古人的話，本意是來誡喻後人；而後人的話，是打算欺世盜名。本意也並不是欺世盜名，是因為有點私心和自大，所以不得不這樣。古人的話，是要幫助別人；後人的話，是打算炫耀自己。並不是古人不想炫耀自己，是後人太偏重炫耀自己了，是因為在寫作上所不足和不充實，才不得不這樣。孟子說：“制造箭枝的人難道要比制造盔甲的人殘忍嗎？選擇職業不可不慎重。”古人從容易處立言，後人從煩難處言處。如何證明（這個觀點）？古人所要表達的，是道。猛然間有了（真理性的）話，比如心中高興就不得不笑，身體患病就不能不呻吟，難道是考慮到這些話有巧妙、笨拙、機敏、遲鈍之分，而勉強追求的嗎？道在哪裏，學術就趨向哪裏，學術在哪裏，同類的人就聚在哪裏，古人有了（真理性的）話，要先求證於和自己觀點壹樣的人，就是自己立言了。為什麽？因為這些人的道壹樣。傳授給別人，能領會到我的話並有所變通，就是我立言了。為什麽？因為我們的道壹樣。用畢生的學習、問詢、思考、辨論在某壹方面的大道之上，能和從前的千古同道之人相通，並借鑒他們（的成果），能為以後的千古同道之人提供依據，這樣立言，不是很容易嗎？只有那些恃才而不學習別人（的人），追求沒有內容的文字（的人），就像心中不高興而勉強做出笑臉，沒有病而故意呻吟，很快就疲憊不堪了；更何況懷著恐怕被人戳破的私心，偷取虛名，沒有前人可以借鑒，沒有後人可以依據，處在孤立危險的形勢，（這樣立言）不是很難嗎？所以表面修飾的言論，和從內心說出的言論，哪個（立言）容易哪個（立言）困難就可得而知了。不打算爭名的言論，和定要爭名得言論，哪個（立言）容易哪個（立言）困難，也可得而知了。和古今前後的人相通，大家都認為公正的言論，以及私自占有，壹定要標榜自己的言論，哪個（立言）容易哪個（立言）困難，也可得而知了。立言的人，有誌於大道，是選擇公正的言論來立言容易呢？而是空有其文，選擇私心的言論來立言容易呢？公私難易之間，不難看出了。唉！那裏才能找到知言之人，來和他壹起努力鉆研大道呢？
古代沒有把別人的話竊為己有的，伯宗（周代晉國大夫）的關於梁山山崩的回答，不但受了絕後的譏諷（孔子說他要絕後），而且得了阻擋賢人的罪名。古人沒有把別人的文字竊為己有的，屈平寫草稿還沒有完，上官大夫見了之後想占有它，不但是欺君，而且還誣陷了朋友。剽竊人家的言論，等於偷盜人家的財物，老子的話就是這麽說的。這個缺點是由於自恃才智，而不知道把它用在公道上。如果伯宗推薦了那個賢能的車夫，並采用車夫批縞素去哭祭的說法，那這也是伯宗興國之言，他的功績就不單單是梁山山崩這件事了。上官大夫如果交好屈平並幫助他完成憲令，那這也是上官大夫造福楚國之言，他的功績就不單單是完善了憲令。韓琦擔任宰相，而歐陽修擔任翰林學士。有的人說韓先生沒有文章，韓琦說“我做宰相，任命歐陽修作學士，天下的文章，誰能超過我？”啊！像韓琦這類人，可以說是懂得古人言公的宗旨了。
剽竊別人的言論，據為己有，騙取名聲最可恨，爭功在其次。功勞只能欺騙壹時，而名聲欺騙千古。把自己的作品，偽稱是古人所作，從中牟利最可恨，喜歡多事在其次；喜歡多事罪名只在壹人而已，牟取奸利則後人都來效仿就會敗壞了風俗。齊邱剽竊了譚峭的《化書》，郭象剽竊了向秀的《莊子》註，君子認為他們品德微薄行為無恥。作者如果魂而有知，只是想把自己的學說展示給天下人，而不必標榜作者是自己。但是我們不能不對那些剽竊的人痛心疾首，他們有著穿墻打洞、撬開箱篋（比喻剽竊）的才能，因此也壹定會把竊來的作品竄改更張來掩蓋自己的剽竊行為，因此也就失去了原著的本意了。劉炫的《連山》，梅賾的《古文尚書》，都是應詔獻出來的，是想求取物質利益。詆侮聖人的言論，卻比作河間、河內的餿討（典故），君子認為這種罪殺掉都不足以懲罰他。墳典失傳以後，而造假的人搜集補綴，(比如古文采輯散落的書本，散見於記傳，幾乎沒有遺漏。)也未必沒有十分之壹是真的。但是依然要對造假的人深惡痛絕，散落的篇章，附在缺失的文章之後，它的大義猶存；如果附在成書裏，它的大義就消失了。如果讓造假者把造假的精力，用在采輯補綴（散失的篇章）上面，那他的功勞也不下於河間的《禮記》，河內的《尚書》。(王應麟（字伯厚）的《三家詩考》，吳澄（號草廬先生）的《逸禮》，他們生於宋朝、元朝，離古代很久遠，依然對經學有貢獻。六朝古書散落不多，這是（對人類的）貢獻，和後人相比，後人修定會更容易，可惜後人卻沒這麽想，反借此造假。)郭象的《秋水》、《達生》註解，都有無精言名理，僅次於向秀；如果他闡述文中的宗旨，和向秀的註解，相互補充，看得人也不用分辨哪些是向秀所註哪些是郭象所註，何至於用剽竊的方式？不懂得言公的道理，而自私自利據為自己的功勞，大道迷失，而人心不可測了。
學者都追求不朽，豈知不朽也有其規律？言公於世，就算書本有時失傳，但其中的學說不至於立即就滅絕。因為學習這壹流派，繁衍的內容多，看的人通過考證就能識別。孔子的古文雖然失傳了，而司馬遷向孔安國請教，現在司馬遷的書還在，因此孔子的《尚書》，沒有全部失傳。韓嬰的《詩》雖然失傳，而許慎研究《詩》能兼通韓氏；現在《說文》還保存完好，因此韓嬰的《詩》，也沒有全部失傳。劉向的《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然失傳，而班固的史學師出劉歆；(劉歆的《漢記》，是班固《漢書》的依照。)現在《五行》、《藝文》二卷誌文都保存完好，因此劉向的學說沒有失傳。也有後學之人假名前人，褚少孫借司馬遷的名，裴松之借陳壽的名，不能責怪他們攀附，是因為他們的能力不足。又有道術學說相同相近的，壹方的書不幸失傳了，可以依靠同道之人來保存，《列子》殘缺不全，有壹半在體現在莊子的書裏，楊朱的書失傳了，大多保存在《韓子》裏；因為莊子、列子都是道家，而楊朱的學說很接近法家。又有憑借自己的才智，沒有成為壹代名家，但是道學和別人相同相近，幸好能保存自己的成果。告子（人名）關於杞柳和湍水的言論，借助於孟子而得以流傳；惠施（人名）關於白馬三只腳的言論，因為莊子而得以展現；雖然是射箭者的靶心，也見到其不羈之才，沒有消失。又有瑣細的言論，起初並不高妙，但是深入人心，最後也能納入經訓裏。小孩的洗腳歌，也和家國相關；關於時俗、莊稼的諺語，是被公認的。它陳述的道理，可淺可深；得以流傳的，不關俗雅。都像這樣，不壹定是古人（立言）容易而後人就難，古人靈巧而後人笨拙，古人對而後人錯，虛名、內容的形式不同，為公為私的出發點不壹樣，故意於立言和無意立言，不能同日而語。所以說：無意間寫出的文章能夠長存，刻意寫出的文章就會失傳。
如果有兩個小民打官司，兩方各有狀辭，官府受理了，定會根據狀詞來賞罰其中的無辜和冤枉。所依據的狀詞，難道是鄉下的小民能夠自己書寫的嗎？而官府的賞罰，不針對替他們寫狀詞的人，而針對訴訟的人，這是官府註重說話的原因，而這些狀詞不必追究是誰寫的。（走訪）墓地隴畝，祠廟宗支，考察碑碣文字，不管多麽偏鄙，來依據這些討論是非曲直，除了這樣做無法達到目的。夏商周三代的鐘鼎，秦、漢的石刻，形狀、字體奇異古怪，文字非常深奧，難道就無法被後世識別了嗎？如果這些東西能夠用來考證史實，就算很平常也不能荒廢了它；如果對考證史實沒有用處，再奇異也不值得爭搶。但是後來的學者，都片面地追求文字的效果，並想將成果據為己有，也不值得和他們在壹起論道。
有人說：意義深遠（的話），要用文字把語言記錄下來，這是《大傳》教導我們的。文辭要遠離淺陋悖理，這是賢達之人所說的話（曾子的話）。“文章沒有文采，文章就不能流傳很遠”，追求文采是不能停止的。現在認為追求文字的片面（文采）是錯的，那麽什麽才是立言得準則？（我）說：不是這樣說的。《易經》說：“做文章要真誠、說真話。”這個“真誠”不壹定非是聖人那種極高的“誠”，只要足以寫文章立言就夠了。學者寫文章，不管文采上怎麽樣，他寫文章定是有原因的，並不是為了寫而寫，這都是“誠”。因為有原因，並用文采輔助表達出來，是追求工巧，以此表現自己的“真誠”。“《易經》用詞怪異但有法理，《詩經》文風中正而華麗”，“《易經》敘述陰陽之道”，《詩經》是表現人的性情的。他們之所以通過修辭表現的奇異和華麗，那是因為如果不這樣，就不能闡明陰陽之理與和抒發性情。所以說：並不是追求有文采。如果沒有內容而空有文采，就算六藝的文章，也沒有可取的，更何況其他的呢？
文章，是虛的東西；大道，是實在的東西。文章要想工巧，就像弓箭要想優質。弓箭可以用來抵禦賊寇，也可以被賊寇所用，這和弓箭的優質不優質沒有關系。文章可以闡明道理，也可以背叛真理，這和文章的有文采無文采也沒有關系。陳琳替袁紹起草檄文，聲討曹操的罪狀，文采何其壯烈。後來見到曹操，自己比喻為箭不得不聽弦的操控。如果讓他曹操寫討伐袁紹的檄文，他的文采壹定壹樣如此壯烈。但是白白地擅長文辭，而對“道”沒有什麽作用，就像好的船、車，誠然是對乘客便利，但如果去燕地和粵地，就不壹定了。
聖人的話，賢人來闡述，有時候也背離了原意。賢人的話，常人來闡述，有時候也背離了原意。人心不同，就像臉長得都不壹樣。而我們說文章要表現公正，不壹定都是自己寫的或說的，為什麽？因為誌同道合，始終都不背道而馳。而且賦詩、短文，不亞於是從嘴裏說出的，而本意也是沒有局限的。引用別人的言論互相辨論，和自己的思想有時相反，而古人也壹並保存不刪除它。前人有言論，後人引用來增強自己的說服力，是和古人誌同道合。前人有言論，後人學習並擴充它，是把自己信仰古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誌同道合而言論上有差別，到不同而言論上壹致，這些例子就像秋天禽類的羽毛，不能壹壹列舉。所以後人闡述前人的學說，而不刪掉前人的陳舊思想。認為應該在世間***存，是非得失，有智慧的人自會來鑒別，這就是後人的“公”。君子討厭剽竊他人言論的人，所以剽竊者會鏟除剽竊的痕跡，來掩飾自己的私心。如果前人的言論已經已傳，不得已而附從後人的論述，這是無奈的事，譬如丟失祖宗牌位的人，找到同族的人而附屬於他們，也能慰籍祖宗的魂靈。如果不了解言公的思想，是無法懂得的。
言公下
在文林泛舟，在藝苑回翔；描寫東西不拘於外形，但求傳神，就像擺脫了羈絆而奔跑；領會作者本意，了解流行的文章。口口相傳的教學方式消弱以後，用竹帛記事的方式就流行了。洞穴和巢穴用來住人，後來發明了各種好看的玉器；毛皮和數葉用來禦寒，後來發明了各種華美的衣服。古老的名言被忘記，近代產生了各種流派。譬如泉水像酒杯舀出的壹樣噴湧而出，撩起下身衣裳趟過；堤防被橫流沖毀，定要用船只才能安全。推斷“言公”的宗旨，和我追求的“道”是統壹的。只是我們不知道其實天天實踐它，就像飛鳥忘記了（打它的）飛彈。壹個挑夫沿河跳水，就能使壹畦莊稼長得非常茂盛。
九天高聳，天下同風。君王的話如綸如綍，如元氣凝聚在宇宙之中。執掌政權的大臣，在大殿松柏之下聆聽皇帝的旨意；起草公文的官員，在殿旁的楓樹下記錄皇帝的旨意。於是在西掖（比喻宮內）揮筆，在城北門（比喻宮外）就能讀到公文。天風吹向四面，雷電傳向八方（比喻聖旨的頒發）。（聖旨）充滿了好消息，敘述著皇帝憂國憂民、勤政的思想。勉勵學文則大量創作《韶》、《濩》壹樣的雅樂，勉勵學武則大量的儲存糧草、飼養兵馬。實施政策就像雲中的龍踏著節拍飛舞，賑恤災情就像把鳥兒餵得肥壯壹樣。建立石室、制造金絲線，皇史宬（典藏史書的機構）收藏史書；制造木箱和卷軸，學士們編輯成壹家之書。設置左史官、右史官，使君王的事跡沒有隱私，制定內外制度，讓文臣不能私自杜撰。就算在密室的話，自有專門的官員記錄；而山野茅屋的言論，記錄下來壹樣可以流傳。(制誥之公。)
提倡文章，考察史事，購置典籍，聘請賢能之人。在鸞臺（皇宮機構名）陳述史事，在虎觀（皇宮機構名）談論經典。談論音律、校定五行，六天、五帝、三統、九疇等觀點，大家各持己見；對《禮記》《尚書》（代指各種典籍）進行辯論，齊言、魯故、孔壁、梁墳等學說，大家公平地討論。《五經正義》統壹為壹家（唐朝孔穎達等）修訂，《晉史》刪改了上百卷。對經典經籍的註解經過了六百年，(《五經正義》，根據兩漢、六朝的學者學說最後統壹編訂。)《晉史》的編年紀傳有十八個不同版本。(《晉史》***壹十八家。)正如漳水分支、長江合流，濟水縱淌、黃河橫流，淮河筆直、沔水彎曲，但是它們最初都起源於山谷；翡玉是翠色、天空是青色，蔚草是藍色、芝草是紫色，溪水是綠色、砂丸是紅色，它們都因為絢麗而燦爛。統壹書籍就能夠使人的觀點看法壹致，統壹度量和法律就能遏制奸邪、奢靡。雖然所有都是皇帝制定的，其實都依賴於儒臣。群臣的首輔，上奏署名他要簽在第壹個；工匠們在壹起工作，所有的姓名都湮沒無聞了。所以慶祝新修的廟竣工，誰想到工匠們的辛苦，只知道將作（管理建設的官員）的功勞？祭祀活動，誰討論廚師的忙碌，只知道祝辭官的宣讀！(館局之公。)
朝廷設置三臺八座，各種官職，節制藩鎮，管轄地方，把國家分成郡縣來治理。秋天群星密布，田園裏各種糧食茁壯成長。存放很多成本的書，收藏大量成卷的書。存放書籍的館閣、存放武器的倉庫，管理禮法的部門、掌管音樂的機構，應有盡有，像車輪上的輻湊；部屬兵力、受理訴訟，規劃錢貨、部署耕種，井然有序，就像在棋盤上布置棋子。在藍田書院雁行有序地學習，準令式（職事官假滿百日，就取消其官職）等成為規定；割牛耳（比喻諸侯和盟）招攬平原君壹類人，根據舊例而制定制度。所以把筆叫作刀，把字叫做隸。牢騷出自服徭役的人，政策的得失依賴官吏。所以百官治理國家而萬民能夠看到，所以容易結繩記事。愚昧的人在片面爭論，聰明人才能夠體會本意。(文移之公。)
侯王將相，封疆大吏。在鈴合（翰林院以及將帥或州郡長官辦事的地方）匯報國事，在戟門（古代立戟為門，代指官署）處理軍事。極具很高的富貴，很大的威風。有風度的記錄人，有風流的名士，有幕府賓客，有文官掾史。鷂鷹搏擊海濱，魯仲連給沙漠地區寫書信；蒼鷹飛揚於河朔之上，陳琳（字孔璋）的檄文宣布在當塗（今安徽省當塗縣）。王粲慷慨而依附劉表，他的詩賦流傳在荊楚壹帶；班固倜儻依附竇憲，他的銘文刻在狼居胥山。芻靈（用茅草紮成的送葬之物）和塗車（送葬用的明器）為之摧毀，死去的靈魂都被謝惠連的悼詞感動（語出《祭古冢文》：芻靈已毀,塗車既摧）；鶯鳥啼叫花兒開放，活著的人都心儀丘遲（字希範）的信（語出《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有的精誠能打穿堅硬的金石，有的忠烈能激蕩風雲。抒情能讓青草在春天發芽，闡述能讓黃河波濤在夏天沸騰。表達幽靜就像山鬼在夜裏啼哭，表達明麗就像大海早晨的晴天。並能夠追尋深遠，甚至達到冥界，深刻地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根據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能屈能伸。通過文章謀求利祿的途徑多了之後，揣摩、錘煉文字的工夫就下得少了。近代的眾多文人，有多半是賣弄捉刀之技的。既然同駕壹輛車，怎麽能夠打不同的旗子分道而行呢？（書記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