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時，科舉的主考鄭鎬收到壹份名帖，是用大紅紙書寫的，上書：“鄉貢進士 李忱”
主考官見了這份名帖，驚喜萬分。原來，那李忱就是當今天子。他謙稱自己為“鄉貢進士”，又親送名帖，這表示他對這次科考的特別關照。
又有史料記載，京都長安有座“平安坊”，那裏青樓櫛比，乃風流淵藪。當時的風尚，凡科考金榜題名的，每每都要親書紅箋名帖分致各樓，邀定嬌好，遊樂其間。
唐人的名帖，多用紅箋。講究的名帖，還要用泥金書寫，比之竹木制成的謁、剌顯貴多了。但是，這種名帖卻已失去了謁的等級性，也沒有刺的那種高逸之風了。從上述故事可知，名帖已成為交際中的通常用品，上到天子，下到青樓，幾乎什麽人，什麽地方都可以使用了。
“刺”之名雖見於漢末，可是“名刺”壹詞在現存古籍中卻最早見之於唐代。詩人元稹《重酬白樂天》詩中有“自投名刺”的話。宋元及以後“名刺”與“名帖”之名相沿並用。日本至今仍稱名片為“名刺”。由此可見，名刺早在唐代時就傳入日本。 唐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全盛期，帶動了社會經濟與文化大發展。唐初科舉制度開始實行，讓壹些有才能的庶民也能靠自己努力，進入到統治階級中來。為了與世襲貴族爭奪權力，他們在官場上相互提攜，拉幫結派的門閥也開始形成。每次科舉考試後，新科及第考生都要四處拜訪前科及第，位高權重者，並拜為師，以便將來被提攜。要拜訪老師，必須先遞“門狀”，這時“刺”的名稱也就被“門狀”代替了。
宋代通行壹種叫“門狀”的名片，內容比較復雜，像壹封短信。這多是下屬求見上司時使用的。這種門狀呈進後，上司在門狀後加了“刺引”，才可以進見。猶如今日得到首長劃圈、簽字，即批準，才可進見。這種門狀比之名帖要鄭重得多，嚴肅得多。有點類似古代用的“謁”的性質。
張世南《遊宦紀聞》中載有壹門狀，是這樣寫的： “醫博士程昉 右昉 謹祗候參 節推狀元 伏聽裁旨 牒件如前 謹牒 治平四年九月X日 醫博士程昉 牒”
這是公元1067年醫博士程昉等候參拜某狀元的壹封求見信，即門狀。節推，為壹種官名，本意為曾受到節度使推舉的判官。從書寫格式及後世的此類實物推斷，這種門帖是用紙折成的折帖。首行“醫博士程昉”是寫在封面上的，其余內容寫入折內。
“門狀”制作甚為講究。有的門狀用紅綾制成，赤金為字。有的門狀就是壹幅織錦，其上大紅絨字也是織成的。呈遞門狀時，還要加上底殼。下官見長官，用青色底殼。門生初見座師，則以紅綾制底殼。如此名片，即使是在今日也屬豪華型的。
這種“門狀”也稱“門帖”，因有明顯的等級色彩，在稱謂上與壹般“名帖”也大不相同。壹般名帖，只寫作：“某謹上 謁某官 某月日” ，門狀則不同了，在稱謂上，往往要降低自己的身份，謙稱“門下小廝”、“渺渺小學生”之類，借以擡高對方。明代有本歷史傳奇劇，名《精忠旗》，其中有個故事：
有天，秦檜的奸黨何鑄、羅汝楫、萬俟卨要壹起拜謁秦檜，***商與金兵議和之事。他們名帖上的具名，壹個寫“晚生何鑄”、壹個寫“門下晚學生羅汝楫”，壹個寫的是“門下沐恩走犬萬俟卨。”何鑄見了自嘆弗如道：“約定壹樣寫‘官銜晚生’，為何又加‘門下晚學’、‘沐恩走犬’字樣？這樣我又不濟了！” 到了明代，統治者沿襲了唐宋的科舉制度，並使之平民化，讀書便成了壹般人改善生活的唯壹出路，識字的人隨之大量增加。人們交往的機會增加了，學生見老師，小官見大官都要先遞上介紹自己的“名帖”，即唐宋時的“門狀”。 “名帖”這時才與“名”字有了瓜葛，明代的“名帖”為長方形，壹般長七寸、寬三寸，遞帖人的名字要寫滿整個帖面。如遞帖給長者或上司，“名帖”上所書名字要大，“名帖”上名字大表示謙恭，“名帖”上名字小會被視為狂傲。
清朝才正式有“名片”稱呼。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終結，由於西方的不斷入侵，與外界交往增加了，和國外的通商也加快了名片普及。清朝的名片，開始向小型化發展，特別是在官場，官小使用較大的名片以示謙恭，官大使用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
名帖的樣式，歷元、明至清，均相沿不改。清末時，名帖使用很多，從保留下來的名帖看，有的已註明詳細地址，有的還加寫個人簡況，有的附有短語，如“請安謝步”，表示只為問候而來，勿煩主人回訪。也有的寫上“拜客留名，不作別用”，意在以防被人利用為非作歹。當時還沒有照相技術，否則也會像今日名片壹樣，附上壹張照片了。
當時盛名片的盒子，稱為“拜匣”，長尺余，寬數寸，或皮制，或包錦，都很豪華。
清末駐華的各國使節，也都使用中國式的名帖。學者吳曉鈴先生收藏的大量拜帖，就有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英、奧、俄、德、比、日幾國公使的名帖。德國公使，即克林德，就是庚子事變時被清兵擊斃的的那個肇事者。也有曾參與庚子談判的日本公使內田康哉的名帖。這些名帖都已成為歷史的證物。
早期名片與近現代名片的主要區別是用手寫而不是印刷。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鉛印名片興起，逐漸少有親筆書寫的了。今天的名片印刷精美，分膠印和打印兩種區別。
自明代以來，官場就盛行壹種只投刺、不見面的應酬之風，即只將名片投遞給對方，而並不真與接受名片的官員見面，這是官場中套交情、拉關系的壹種手法。 清代沿襲了這壹作風。
明清官場之上，以名帖充當賀卡之行徑已蔚然成風。明代陸容在其《菽園雜記》中對此有具體描述：“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投名帖者。”還有人為此賦詩雲：“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新春正月，更是“望門投刺”興盛的時候。官員之間除了對真正的故交友人要見面拜年以外，大都是采用“望門投刺”的方法。這樣做既省時省力，又算達到了拜年問候的目的，只是按照禮尚往來的規矩，有人投刺就須還禮回投。
清人孫寶在《忘山廬日記》中對“望門投刺”的虛禮表示了自己的反感。他說，他的門房設有來客登記簿，他壹看到上邊來投刺的多是不認識的官員，頓感厭煩和為難，因為按照規矩，他必須壹壹答拜，而需答拜的官員，有的住家很遠，他也必須長途奔波去投刺。
明代“名帖”還有壹說道，即當過翰林者才有權用紅紙，寫大字。大概翰林系禦用文人，與眾不同。清人汪啟淑在《水曹清暇錄》中記錄，明代進士初及第（通籍）者只是在元旦或賀壽時用紅色的名片，而地位尊貴者在平時即可以用紅色名刺。
到了清朝，只要是生員以上者，就可以使用紅色名刺，以至於普通的讀書人也都普遍使用起紅色名刺。這些參加科舉的士人，特別是考中了的士人，都是準官員，他們在正式進入政界充任官員之前，就已經按官場的規矩，從名片上區別尊卑了。
後來，壹些仰慕中國文化的老外也用起了紅名刺，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便是壹個。其名刺正面書“莊士敦”三大字，背面則印“專誠拜謁，不作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