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十壹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同時也放開了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而之前私下販賣行為往往都會被扣上“投機倒把”的罪名，但從此之後，從我國口岸打開了出口和進口貿易的閘門。
這壹政策的改變使得我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水平發生了顯著地提高。但是也滋生出了壹些經濟犯罪的萌芽。
而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在口岸上走私的經濟犯罪越來越嚴重。這種走私犯罪壹方面擾亂了我國的整體市場，同時也給國家的口岸稅收帶來了不小的經濟損失。
而就在這時，在我國第二代領導人當中地位僅次於鄧小平同誌的陳雲臨危受命，將口岸走私的嚴重問題上報給了鄧小平，並且得到了鄧小平的批示： 雷厲風行，抓住不放 。
意思就是壹定要將這股破壞國家建設的不良之風徹底清除。
我國是壹個亞洲臨海國家，狹長的海岸線上分布著非常多的口岸。而在這些口岸上通常都有我國海關機構來把控國家進出口貿易的大門。
但是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放開，我國的進出口口岸管控發生了壹些漏洞。 於是走私變成了當時非常流行的壹種經濟犯罪。
說到走私犯罪在當年最猖獗的要數我國 東南沿海地區 ，同時在這個地區與走私犯罪的光榮鬥爭史也時間最長。
1980年到1984年，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開通了對於臺灣當局的“三通”政策。
中央調整對臺政策，其實壹方面是為了加大對於我國經濟增長的刺激，另外壹方面也為了調和與周邊國家的經濟矛盾，希望能夠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犯私活動也泛濫成災。當時就在福建省長樂縣壹天的車輛走私活動就高達3400臺，參與人數三萬有余，交易金額高達200多萬。而在浙江溫州，沿海的漁船也往往形成拼湊集資式的走私態勢，甚至形成了陸上販私市場。
據統計在這四年中，粵、閩、浙三省***查獲走私案件302000余起，抓獲的港、澳、臺走私船5700余條查扣私貨總值5億4千多萬元，有罪判決的走私犯罪分子有1400多人。 經過嚴厲打擊，終於大規模的走私行為被剎住了。
而到了1985年之後，走私行為竟然出現在了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當中，甚至連壹些軍警單位也參與其中，壹方面充當保護傘，另壹方面也為自己謀私利。
於是到了1986年，這種形式的走私行為被稱之為“官商走私”。
而過了1987年之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進壹步實施，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國內的壹些企圖鉆空子的犯罪集團也開始利用走私渠道販賣壹些類似毒品、涉黃制品等涉嫌嚴重違法物品。而這些人的犯罪行為更加具有隱蔽性，更加趨於高 科技 化，甚至更加危險的是還帶有壹些間諜情報的活動。
我國出現大規模走私犯罪行為的時間主要聚集在 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 。因為當年的國家政策剛剛進行了對外開放，而我國關稅政策和口岸監管在當時並不完善。
而且那時國家剛剛開始搞大規模的產品制造和原材料進口，所以從生產角度上說，生產原材料和低端商品走私是當時走私犯罪的重頭戲。而生產資源類和高端商品走私則相對比較少。
當時在壹些大型城市當中，往往都是充當走私貨物銷路的中下遊環節，而走私犯罪的上遊往往都是壹些不夠富裕的沿海中小城市。
由於當時我國的關稅制度還處於壹個非常不平衡的狀態中，很多如香煙、小家電等貨物進口關稅都非常高，所以零部件和電子產品生產原材料走私則是由國外向國內的。實際上這也壹定程度上導致了之後在商品市場上出現了很長壹段時間制假販假的犯罪滋生。
經濟犯罪的調查和截斷從來都不是壹個短期就可以見效的事情。因為從調查取證的角度上講，經濟犯罪必須有法律條文上非常明確的規定，同時也需要在財務上能夠查得到的漏洞。如果沒有這兩個方面，那麽人員證據往往都會很容易就被推翻。
所以在當時，陳雲同誌想要雷厲風行地將走私依法查辦，就必須要壹方面尋求地方政府的合作，另壹方面調整法律方面的整改措施。
而犯罪分子的手段也是日新月異的，他們往往是壹些受過高等教育，對我國的稅法和進出口貿易極其精通的人牽頭。帶領整條走私鏈條的最下端，例如熟悉我國沿海船務和海關緝私流程的“老油條”合夥進行走私。
而被查獲走私的，通常都是那些下遊的辦事人員，真正的領頭者即使是查到了也經常會出現證據不足的情況。
所以在80年代初期，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經常會出現的走私都是壹些 名牌家電、名牌香煙、皮包皮具等高檔奢侈品 。而這些商品如果是從正規渠道進入銷售下遊的話，價格會非常高，並不是壹般人可以消費得起的。
而那些真正能夠消費這些產品的人，在我國畢竟還是少數。而且對於商家而言，沒有壹定資金實力的商人是根本做不起這樣的生意的。
而走私品就省去了壹些中間環節所產生的成本，商人們拿到這些貨物的原始價格非常低。就算是貼上比正規渠道銷售價格低上很多的價簽，他們的利潤也是正規商人的幾倍甚至十幾倍。於是很多人因此就鋌而走險地進行大批量貨物走私。
而陳雲同誌將這種風潮遏制住的主要辦法是： 通過對各級地方政府在貨物流通管制上進行施壓，同時將壹些關於經濟犯罪的法律量刑加強。 讓那些普通的走私者不敢或者是不能再進行走私。
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低端走私犯罪就被遏制住了。
由於低端走私被法律和當地政府的整改遏制住了，於是壹些低成本的日用消費品走私的利潤便低了。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日益加快，這些產品的關稅也慢慢降低。同時在我國的老百姓由於經濟體制改革，很多人的消費能力也日益提升了。
於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走私品的主體就從低端商品和生產原材料換做了高端商品和生產資源。而這類商品的走私者就具有壹定的特殊性了。
陳雲同誌在稽查走私和整改國家口岸制度的工作中總結出， 八十年代中期的走私案查到最後往往都是沿海地區的壹些官僚和其子女所經營的私人公司。
而這些公司天然的就掌握著壹些上層資源，同時也擁有復雜的 社會 關系。所以想要貫徹鄧小平同誌批復的後面四個字“抓住不放”，最為關鍵的就是要 壹抓官僚貪腐，二抓法律改革。
於是八十年代中期，陳雲在第壹時間就從經濟犯罪的法律量刑上提出了改革。同時收緊很多高端商品進口和生產資源上的出口政策。雖然這樣的做法會壹定程度上的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的步伐，但同時也刺激了國有企業和私人中小型企業的崛起。
比如在家電方面，八十年代初期在國內壹度興起了“東洋風”。
東芝、三洋、松下等品牌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但在八十年代中期和後期，我國的海爾、中興等企業異軍突起成為了市場銷售主體。
同時在和國外品牌的合作上，我國在八十年代就建立起來的合資經營理念直接促成了我國現在對於國際品牌收購的熱潮。這不僅僅是福澤壹方的政策，更是福澤後世的政策。
而在資源走私的查獲上，陳雲同誌更是果斷出擊決不手軟的。比如在八十年代中期，鋼鐵、原油、農產品這三種國家資源出口總額甚至不如八十年代末的壹半。
而我國的國有資產在當時卻並沒有增長多少。其原因就是當時在東南沿海，甚至是東南亞陸上貿易中，這種國有資源的流失非常嚴重。
比如湛江“9898全國特大走私案”中，湛江市的壹些墮落的官僚和走私分子勾結，走私金額達到了驚人的110億元，而那件案子中查獲的走私貨物其中就有110萬噸鋼材和126萬噸成品油。
而這些走私大鱷和貪腐官僚被查獲時，已經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事情了。可見當年鄧小平同誌的批示是多麽深謀遠慮。
對於經濟犯罪的打擊，很多時候都會遇到非常大的困難。壹方面在於經濟犯罪的取證和問詢要比其他性質的犯罪難壹些。另外壹方面對於走私販私等犯罪問題，牽扯到我國口岸海防，以及內海公海的壹些劃分問題上。很多辦案機關會因為壹些不可控制的原因錯過打擊犯罪的機會。
而在這方面最為嚴重的問題就是，這類經濟犯罪案件往往都帶有嚴重的有組織犯罪的性質，甚至有壹些被腐化的幹部和官員充當犯罪分子的保護傘。
直到今天，黨風廉潔問題已經被嚴肅糾正了。雖然不能避免有個別的人敢於觸犯法律，但國家依然還是會貫徹鄧小平同誌和陳雲同誌的 歷史 糾正手段。
真正地做到“雷厲風行，抓住不放！”還老百姓壹個幹凈安全的經濟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