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骨文》中，壹個美國人，壹個匈牙利人，壹個是《紐約客》作家何偉（彼得海斯勒），壹個是研究漢字的學者叫高奕睿，他們同住在北京，相約在後海喝酒聊天。高奕睿解釋中國為什麽總是擔心像何偉壹樣的外國記者：“對西方人而言，不管妳怎麽寫，寫出來的都是中國。如果妳把我們坐在後海喝酒的事情寫下來，人們會這樣想，哇，中國這個國家真不錯，讀者的頭腦裏會浮現這樣的場景。但它可能跟現實完全沒有關系。”
不是跟現實沒有關系，而是中國的現實如此復雜多變，只是描述這樣的場景，會遮蔽很多不同層面的現實而已。何偉與其他中國問題專家不同，他不是研究中國，他壹直生活在這裏，用在場和存在的方式描述中國，他習慣性帶入自己的視角，不怕不客觀，而是盡量用自己的方式描述這個世界。他從不用單壹的視角來描述中國，相比許多對身邊的變化毫無知覺的中國人，他更像壹個中國人，他融入這裏的生活，沒有把自己當成外來者，他不會故意制造東方奇觀，滿足讀者的好奇心，這就是他說的，盡可能把本地人和外來者的視角融合在壹起，所以我們會親近這種真實的觀察。
相比臺版，簡體版的《奇石》多收錄了最後六篇文章，其中就包括這篇講述新月派詩人陳夢家和他的古文字研究的《甲骨文》。這壹篇文章比較特殊，不是獨立行文，是截取何偉的另壹本書《甲骨文：壹次占蔔當代中國的旅程》中的部分章節組合而成。剩余的大部分都是發表在《紐約客》上的獨立文章。相對於之前出版的《江城》和《尋路中國》，《奇石》中的文章風格更為多變，涉及的話題也不再是單壹的中國，還有日本黑道，伊斯蘭清真寺，美國的西部，尼泊爾的和平隊——在《奇石》那篇報道中，何偉解釋了在1996年他為何參加和平隊，然後被派遣到中國，“我需要時間用於寫作，但又不願意再去讀書，而且不敢想象壹份平常的工作會是什麽樣的。我很高興有了學習外語的念頭；教幾年書的想法也讓我很有興趣”。從1996年到1998年他被分配到四川涪陵師範高等專科學習教授了兩年英文，根據這段經歷他寫作了《江城》；而後他壹直生活在北京，成了壹名自由作家，從2000年到2007年，擔任了《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奇石》中收錄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寫於這個時期。
何偉描述了壹個不斷變化中的中國。這種變化有時候身在其中的人們仿佛毫無察覺。不是我們毫無觀察力，而是我們缺乏壹種新鮮的視角審視我們的生活。我跟壹個朋友解釋何偉和《奇石》，當朋友得知這是壹個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時，她下意識的反應是：“他壹個外國人，了解我們的中國麽？”我反問她壹句：“妳是壹個中國人，妳覺得妳了解中國麽？”我們習慣用自己的經驗塑造我們周圍的世界，這種人生中有限的經驗給我們制造了壹種假象，以為我們通過各種媒體和自我觀察到表象就是現實。但是這種現實缺乏壹種有限的驗證，也缺乏壹種更為廣闊的視角，也就是缺乏壹個參照物。我們習慣性把我們的經驗塑造的世界看作是整個世界，也習慣用我們那點可憐的經驗衡量整個龐大無比，變動不居的中國。但這其實不過是生活賦予我們的壹種假象，我們所知道的，還沒壹個外國人知道得多，不是因為他是壹個外國人，而是中國發生的壹切對他都是新鮮的，對我們仿佛更少刺激，缺少對比。
相比而言，何偉的視角更有利。收錄在《奇石》中文章，因為涉及到不同時空中的中國，也涉及到中國之外的觀察，這就給我們提供了壹個新鮮的對比視角。在《去西部》中，何偉提到他跟妻子張彤禾（華裔作家，《打工女孩》壹書的作者）回到美國生活，他突然意識到壹種身份的錯位：“我在海外生活的時間越久，就越覺得自己的視角正在發生相似的變化。中國成了我的參照物，我總拿自己對美國的認識與自己對亞洲的認識加以對照。我對美國的認識日漸成為開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我很難想象自己身處特定的地方，那實際上也意味著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所謂參照，所謂兩種視角並不是固定的，隨時都在變化之中，描述出這種變化和復雜來才是最為真實的。在那篇好玩的《四重奏》中，何偉說，作為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在認知上有兩個很重要的時期：剛到中國的時候，發現自己壹無所知，壹切都要從頭開始學習：“這看起來根本無法完成。”第二個時期呢，這個國家變化太快了，壹切都在飛速中解決，沒有人會覺得自己學的東西夠用：“這就是認知上的第二個時期，它比第壹個更令人膽戰心驚。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會讓人感到孤獨，可跟周圍十三億人分享這種感覺也不會帶給妳半點寬慰”。真是壹種糟糕的體驗和總結，所以這篇描述在中國學習駕駛的《四重奏》才寫得如此荒誕和好玩。
揭示出我們生活的某種荒誕性，是何偉在關於中國話題文章的壹個特點。但是讀到這點並不讓我們感到難為情，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把何偉當成了壹個中國人，本地人，就像這個名字壹樣普通。
在本書同名的《奇石》壹文中，他和和平隊隊友被騙買了假玉石和假的隱形眼鏡時總結說“中國是壹個充滿教訓的國家，我們大家現在還得天天學習”；在《四重奏》中，為了拿到駕駛證在駕校學習時，總結說“在中國，重復是壹切教育的奠基石，實際上每壹種新的技能都在以這種方式傳授。中國人建造流水線工廠遠勝於創新，這就是原因之壹”；在《去西部》中，他回到了美國才發現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差異如此之巨，“在中國，他們不善於講故事——他們不希望成為被關註的中心，很難從講故事的過程中獲得樂趣”，“他們不善於反思——不願意去太多地思考自己的生活。這是他們跟美國人的主要差異，後者不斷地制造出有關自己和自己所在地故事”；在《甲骨文》中，他采訪陳夢家的弟弟時總結說，“中國人面對痛苦的回憶時，往往喜歡拐彎抹角，說出的故事也像仍在地上的繩子壹樣軟弱無力。不過，壹旦打定主意，他們的直白就無法抑制”。
這些觀察無壹例外都是他切身體驗之後的感觸和總結，得出結論的過程頗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是這些觀察充滿了人情味和親近感，這其實就是通過他的寫作想要傳達的壹種對事情的本真感受，因為“非虛構寫作的樂趣正在於探尋敘事和報道之間的平衡，找到辦法，既愛說話又愛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