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崖巖畫位於海州錦屏山南麓桃花澗西側的將軍崖下的壹個隆起的山包上。山包上有壹塊巨大的原生石以及在原生石下排放著的三塊不規則的自然石，長約兩米，其中壹塊身上布滿大小不等而又規則的鑿刻圓窩史學家考定其為“石祖”和“石足”，為東夷部落主要的“以石為祭”的祭祀主體。三組巖畫就圍繞著這四塊大石，排列在長22、寬15米的北、南、東三面。在巖畫北側的山巖上原有壹個石棚，據原市政協副主席方進介紹，他曾見過在石棚裏的崖壁上有壹組“將軍牽馬”的巖刻，這就是“將軍崖”得名的由來。
1978年全市文物普查中，該巖畫首次被發現。1980年7月，北京大學教授俞偉超先生來連考察，當場指出：“這是壹處重要的歷史遺存，這是壹次重要的發現。它不僅是目前發現的我國最早的壹處巖畫而且是壹處反映3000年前我國東夷部落生產和生活的畫面。”第二天俞偉超先生更在市招待所作了壹場《連雲港將軍崖東夷社祀遺跡的推定》的學術報告，將巖畫推定為3000年前殷商之際東夷部落的社祀場所。1981年4月初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召開了首次將軍崖巖畫拓片展示和專家鑒定會。4月4日中央廣播電臺和4月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相繼發表報道，指出“將軍崖巖畫是3000年前遺跡，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巖畫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由此，將軍崖巖畫的研究拉開序幕，論文相繼見諸於刊物。有關將軍崖巖畫內容和時代的考定也是壹大焦點問題。有的提出了是女媧造人，反映原始農業與人類生命的關聯。有的提出將軍崖巖畫是反映古代東方氏族對土地、農業的崇拜和依賴。有的認為巖畫是原始社會的祝祀樂舞的圖像。有的是浪漫想象，認為第壹組人面刻劃是海洋生物——鱟。有的從民俗學與古史傳說中探討巖畫產生的歷史背景。有的則提出巖畫是東夷太陽神的崇拜。有的註意到從天文學角度研究巖畫，是描繪了“春分”時人物對“鳥星”的祭祀，祈求豐收的景象。有的則確指將軍崖巖畫是古祭臺，其內容是有關十日神話，將軍崖是祭日的遺跡。
對將軍崖巖畫從古代天文學去考察的有三篇文章，壹是周錦屏的《將軍崖即羲仲祭日地之推定》，陸思賢的《將軍崖巖畫裏的太陽神像和天文圖》以及王洪金的《將軍崖大石圖考》等。他們從新視角對將軍崖巖畫的內容作了全新審視。俞偉超先生是將軍崖巖畫研究的前驅，他對巖畫是東夷先民祭壇的推定無疑是考古學上的重要貢獻。巖畫中的許多內容如星象圖、子午線等目前尚未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巖畫自發現到1988年公布為“國家級文保單位”之後，迄今過去了25個年頭，其間雖召開過兩次學術研討會，許多學者的文章已涉及到崖巖畫的深層內涵，但多數文章未能果敢地跨越俞先生已經論定的3000年的歷史門檻，始終沒有把視野投向更遠的東夷上古史的傑出的天文學的成就，沒有突破古史辯的迷雲，從遠古神話從上古傳說中揭示它深刻的人文內涵，因而也就無法撩開將軍崖巖畫的面紗，破譯“天書”之謎。
又壹次不經意的發現，將巖畫的研究又推向了壹個新的領域。2002年“立春”剛過不久，北京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太極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專家王大有先生來連考察。由於現代工業酸雨的長期侵蝕，將軍崖巖畫中的某些巖刻已經十分模糊，我們借助於市委宣傳部趙鳴先生20世紀80年代初拍攝的將軍崖巖畫的照片和巖畫比較，在第壹組巖畫中，我們發現了已經模糊近乎消亡了的“勾芒”人面像的巖刻（圖四）。這是壹個新的發現。確鑿的史證，將海州的上古文明史完全可以推倒6000年前。將軍崖巖畫是上古時期勾芒部落觀天測象的記錄。其中第二組星象圖，大石上的圓窩以及子午線、太陽刻劃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甚至是世界上最早的）的天文學的成就。因而可以推定將軍崖是有著明確氏族標誌、成文連續實錄並與圖騰徽銘相間的天文觀測靈臺、敬天法祖的祭壇，是6000年前東夷先民的朝聖中心。將軍崖已不再是壹部難以破解的“天書”。
將軍崖四周那種巫性的氛圍漸漸飄散，將軍崖巖畫的研究將有壹個歷史性的突破。將軍崖是中華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太昊、少昊氏族歷代族民觀測日、月、星辰的天文觀測靈臺。這是對將軍崖巖畫歷史價值的重新定位。所以有這樣壹個新的指證，是對將軍崖巖畫中勾芒頭像的發現和海州地區古代人文地理的考察。勾芒像在第壹組巖畫中的右上方是壹個方面的刻畫。勾芒又可以寫作句芒，左邊添上月字，古音仍讀“朐”（勾），海州朐山古讀“勾山”，就是因為勾芒氏族和世居此地的常羲部族合婚而形成新的氏系。常羲部落是個觀月的氏族。他是十二月太陰歷的發明者。而勾芒氏族是十月太陽歷的發明者，這兩個部族的結合形成了壹個新的氏系，這就是“朐”部落，左面的月字代表常羲，右面的句字即是勾芒，朐山就是朐族曾經生活過而以部族名稱名山的確證。
勾芒，長時期以來史學界壹直認為是古老的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他是伏羲氏四個兒子重、該、修、羲中的老大。伏羲氏將他委派到東方來主持木星的觀測，東方屬木，因而又稱木官，也是春官。重就是勾芒，後成為太昊氏的佐官，少昊的叔叔。《山海經》、《左傳》都有記載，稱他為“方面人身”、“腳踏兩蛇”。勾芒部族的這段歷史，80年代在長沙子彈庫發現的戰國楚帛書乙篇中有著詳盡的記載，楚人是句芒氏族南下的後裔。帛書中確認了重、該、修、羲是伏羲女媧的四個兒子。伏羲委派他們到東西南北四個不同的方位測量星辰、太陽的周天行度，提出各自的測定數據，據此制定歷法，指導農業生產。這四個兒子就是在不同區域司掌著四時天地運作變化規律的天象師——禺、離。因而，古代的四方分別是上古四個族群的生息之地，且以某種動物為主體圖騰，形成四象。如東方—太昊——青龍——主春——木正。而勾芒正是輔佐東方太昊的佐官。將軍崖巖畫中方面人像的刻劃，正是勾芒後裔對勾芒的紀念和崇敬，作為祖先祭祀的列祖之壹。
如果勾芒推測不誤的話，這樣，第壹組的“人面像”的刻劃它所顯示的內容基本可以得到破解。將軍崖北面的第壹組人頭像，畫面粗獷，紅條清晰，造型基本壹致。陰線磨刻出九個大小不壹的頭像，頷下壹根直線通連與地，頭上是陰線刻的網狀或菱形的頭飾。這也許正是史書記載的“夷有九種”的客觀記錄，是6000年前東夷“少昊部落聯盟”的大聯合的寫照，是“人方”九夷領袖的大聚會。
我們仔細地觀察將軍崖巖畫的位置是壹個隆起的山包，狀如天穹蓋天形，正是古人對天圓地方的反映。它應該是壹個觀天的“靈臺”。在它的北面和東面是錦屏山圍繞，它的西面和南面在古代則是壹片海域。這壹靈臺的選址可以說是獨具匠心。靈臺的選址必須靠近水域，以便以水平面依據測量靈臺的水平，靈臺必須以隆起的山丘或平地壘臺，作為豎立表木的靈臺，這種立竿稱“扶桑樹”，以他的影子長短來測量冬至、夏至、春分和秋分。這就是後世的日晷。古代靈臺的選址，以今天科學的測量都建立在北緯35°左右，才能準確地測定出夏至影長1丈2尺，冬至1丈5尺，春分、秋分各6尺。不在這個位置上就測量不出準確的數字，這就是由西向東中國的古代如鹹陽、洛陽、開封、徐州以及重要的史前遺址如半坡遺址、大河村遺址以及將軍崖遺址都在這個位置上的原因，因為這些古城和古代遺址都曾建立過觀天測象臺。都曾豎立過表木。成為天地中央的所在地。臺上豎立的表木又稱之為日表。尺木是量天尺，它與_木的比例是1：8，即_木高8尺，尺木壹尺，大體相當於冬至日影長比夏至日影長，即8：1。尺木就是工，是壹種規矩，稱為卑俞，或俞，又稱相戈。在還沒有推步（壹種量具）計算以太陽和月亮為混合周期的陰陽合歷以前，勾芒氏以卑俞為度量工具，規定壹年的長度，決定四季。這就是後來創立的勾股定理。
勾芒氏的天文學成就在將軍崖巖畫裏，為我們磨刻了原始的觀天測象的檔案，為我們留下了壹筆寶貴的財富。據王大有先生初步考察，將軍崖頂端的那塊鳥形的“社足”上的圓窩磨刻是古代北鬥九星星象及青龍座星宿二。6000年前的北鬥星為九星和今天的北鬥七星不同。它的另外兩顆星就是牧夫座的招搖和梗河，這使北鬥星的鬥柄更長，更容易觀察。市旅遊局的王洪金先生曾發表過壹篇《大石考》，論證“社足”的星座和王大有先生的觀察的結論相壹致。子午線的發現是將軍崖畫作為天文觀測臺的重要物證。市博物館周錦屏先生曾提供了國家地質部江蘇地礦局測繪大隊測繪的結果，其方位角是an-s=176°24’52”，與今天以科學儀器測繪的子午線，其誤差僅為3°55’88”，實在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傑出的成果。
中國古代歷法的發現、產生和完善的過程，是我們民族文明發展的史證。其制歷的基本參照物就是北鬥星的周而復始與日影的周期回歸，以觀測太陽運行定冬夏，以北鬥柄的指向定寒暑，當太陽運動到最南點為冬至，最北點為夏至。北京上古史研究的專家何新先生在其《諸神的起源》的著作中，同樣將將軍崖巖畫鑿刻時間上推到距今5000—7000年。他指出古人對天體運動的觀察與研究，在對更大的天文周期、周年季節的周期和行星的觀察，導致對天體軌道多元性的認識。當古人認知了在天球上太陽並非中心而黃道的中心是北極時，即天道的觀念即不可能不發生根本性的革命。
勾芒是東夷族團中人方的重要的壹支。東夷自稱“人”，這壹稱謂在9000年前即以形成，所以東夷人自稱“人方”。伏羲氏族遷入東方後成為東夷人至高無上的君長，被成為“人皇”，這由大汶口和莒縣出土的陶文昊字為證。“人皇九首”：言人皇氏族***九個，這九個氏族被稱為“九風”、“九英”、“九鳳”、“九首人面鳥身“。《春秋命歷序》記載：”人皇九頭出_谷、分九河“。九頭和九英、九鳳壹樣講的是東夷部落聯盟中有九個胞族。無獨有偶，將軍崖巖畫第壹組中正好磨刻了包括勾芒方面人身在內***十個頭像，應該是九夷部落圖騰的代表。其中在勾芒像左下方最大頭像的根部正是壹個人字的初文。右側的圖案是壹個鳥頭人身的刻劃，它是東夷氏族部落崇拜的圖騰徽記，也是祖字初文“且”的源頭，是伏羲氏的代表，鳥頭下人身分為八等份，正是測天的量天尺，後演化成玉圭，成為權力和地位的象征。早期東夷文化在觀念上的壹個突出的特點是對太陽的崇拜，巖畫中的人頭像正如壹個個旭日東升的太陽。而頭上的紋飾都是山峰連續，壹根直線通連於地，正是東夷人設在靈臺上的觀日表木，指示他們是東方觀測日月星辰的部落。其中刻劃符號是四立二分的紀歷標誌。
2002年底，我國資深地質專家趙劍畏教授、省科委首批咨詢專家、地調院信息咨詢部主任商德雲高級工程師對將軍崖畫地貌進行考察，並用羅盤儀進行各種角度的測量，他們也傾向於將軍崖是壹個渾天儀的認識，是地質與天文、海洋與人，太陽與禾苗的科學組合，是自然與文化的復合體。
如果將軍崖巖畫是6000年前勾芒氏的觀天測地的靈臺還有疑慮，那麽將軍崖巖畫附近及其古海州境內建國後所發掘的具有代表性的遺址，為將軍崖巖畫6000年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物證。遺址是古人類活動的遺存，它出土的器物是考古斷代的重要標誌，這些遺址的斷代並不是某個人的臆造，而是按照器物分類和同類型遺址對比，甚至是經過最新科技手段如C14、熱釋光的測定而提出其遺址的年限。大伊山遺址6500年，大村遺址下層6000年前，二澗遺址6000年前，贛榆的後大堂遺址，東海的青湖遺址等者是6000年以前。這些重大的考古發現，為我們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和佐證。朝陽遺址為4000年、藤花落遺址4000年以前。連雲港市古代歷史發展的序列上起公元6000年前伏羲氏的勾芒時期，歷經太昊、少昊時期，下至公元前1500年前的商代，綿延數千年不斷，而嶽石文化，作為山東龍山文化與殷商文化的重要中間環節又把東部文化有考古實據而無文字記載的史前史與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殷商及其以後的歷史，連成了壹個七八千年無缺環的完整的歷史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