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建築文物外，嶽麓書院還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聞名於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嶽麓書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禦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整齊嚴肅碑”、王文清“嶽麓書院學規碑”等等。 千百年楚材導源於此，近世紀湘學與日爭光（懸於前門）
三湘雋士講研地，四海學人向往中（懸於赫曦臺）
合安利勉而為學，通天地人之謂才（懸於赫曦臺）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懸於大門）
治無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觀四海潮流，千秋講院；學有因革，通變為雄，試忖度朱張意氣，毛蔡風神（懸於大門門廳）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沅生芷草，澧育蘭花（懸於講堂）
壹水長流池不涸，兩賢互磋道終同（懸於講堂）
嶽麓學府傳千載，書院育材有良規（懸於講堂）
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陟嶽麓峰頭，朗月清風，太極悠然可會；君親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聖賢道何以傳，登赫曦臺上，衡雲湘水，斯文定有攸歸（懸於講堂）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年學府傳千古；人因道立，道以人傳，壹代風流直到今（懸於講堂）
聖域修文，前有朱張講壇，宋清宸翰；名山汲古，上藏三墳五典，諸子百家（懸於禦書樓）
訓詁箋註，六經周易尤專，探羲、文、周、孔之精，漢宋諸儒齊退聽；節義文章，終身以道為準，繼濂、洛、關、閩而起，元明兩代壹先生（懸於禦書樓）
學貫九流，匯此地人文法海；秀冠三湘，看群賢事業名山（懸於講堂側門）
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於世無偶，百代弦歌貫古今（懸於半學齋）
德冠生民，溯地辟天開，鹹尊首出；道隆群聖，統金聲玉振，***仰大成（懸於大成殿）
覺世牖民，詩書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類拔萃，河海泰山麟鳳，莫喻聖人（懸於大成殿）
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懸於大成殿）
道若江河，隨地可成洙泗；聖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懸於大成門）
吾道南來，原是濂溪壹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懸於文廟廡廊）
不為子路何由見，非是文公清退之（懸於文廟廡廊）
業精於勤，漫貪嬉戲思鴻鵠；學以致用，莫把聰明付蠹蟲（懸於教學齋）
陟此峰顛，看湖浪湘波，總是源頭活水；拜茲堂上，仰賢關聖域，無非心地嚴師（懸於講堂側門）
教同化雨綿綿遠，泉似文瀾汩汩來（懸於百泉軒）
學憶宋張綿聖脈，書傳虞夏刻螭虬（懸於百泉軒）
金聲玉振；虎躍龍騰（懸於成德堂）
胸懷子美千間廈，氣壓元龍百尺樓（懸於時務軒）
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懸於吹香亭） 麓山寺碑嶽麓書院辦學千年，積累了大量的碑匾文物，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嶽麓書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禦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整齊嚴肅碑”、王文清“嶽麓書院學規碑”等，主要分布在麓山寺碑亭、講堂、禦書樓壁及復廊、百泉軒園林碑廊等地。
麓山寺碑亭
豎有麓山寺碑。此碑是中國現存碑刻中影響較大的壹塊唐碑，也是長沙現存時間最早、價值最高的碑刻，由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篆刻家李邕於唐開元十八年（730年）親自撰文、書丹、並鐫刻，因文、書、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絕碑”之稱。歷代許多大書法家都曾前來瞻仰臨摹，宋代書法家米芾於元豐三年（1080年）專程前來臨習，並刻襄陽米黻同廣惠道人來，元豐庚申元日16字於碑陰。原刻在麓山寺中，後移至嶽麓書院右側，明知府錢澍建亭護碑。清代嘉慶年間有達官遣吏前來拓取，因不得其法而使名碑碎裂，長沙知府沈廷瑛得知之後，親赴現場，和沙灰集其殘片94字，另嵌碑亭內壁之上。
講堂檐牌匾
講堂檐前懸掛的“實事求是”匾，是民國初期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賓步程所撰，為嶽麓書院在轉制時期的校訓，對當時寓居於書院的毛澤東影響很大，後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組成部分。大廳中央的兩塊鎏金木匾，壹為康熙皇帝禦賜的“學達性天”，壹為乾隆皇帝禦賜的“道南正脈”，前者為根據老照片復制的，後者為原物。
講堂兩壁嵌“忠、孝、廉、節”四大字石碑，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長歐陽厚均刊立，傳為朱熹手書。講堂兩邊軒廊分立“整、齊、嚴、肅”四大字石碑，為清乾隆時山長歐陽正煥書，道光時歐陽厚均立。這兩組大字碑刻皆為中國古代書法碑刻史所罕見。大廳四壁還嵌有歷代山長的“書事齊嚴肅四字因示請生諸”碑、“嶽麓書院學規”碑、“畢沅詩”碑等，均為清代碑刻。
禦書樓及復廊碑刻
禦書樓及復廊內也嵌有的大量碑刻，主要有“朱熹詩碑”、“重修嶽麓書院記碑”、“文昌閣祭田契券”、“吳榮光江南述別詩碑”等。其中“朱熹詩碑”所刻的詩是南宋幹道三年（1167）朱熹來嶽麓書院講學後與張栻同遊南嶽，在株洲與張栻告別，張栻作“送元晦尊兄”詩贈朱熹，朱熹以此詩作答。此碑為為清光緒年間巡撫吳大澄所刻，是嶽麓書院歷史的重要見證。
“文昌閣祭田契券”碑系山長袁名曜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勒石嵌立，是嶽麓書院租田管理方面的原始資料，對研究嶽麓書院教育經費、祭祀經費的來源有重要的作用。
百泉軒園林碑廊
建於1992年，刊歷代遺碑13塊及新制嶽麓書院文獻史料碑27塊。在歷代所遺碑刻中，有明刻“嶽麓感舊詩碑”、清刻“道中庸碑”等，尤以“道中庸碑”最為珍貴，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長歐陽厚均修復道中庸亭時所刻朱熹遺墨。
20世紀90年代新刻的27塊碑分別為：善化縣誌載《嶽麓書院源流》，宋代王禹偁《潭州嶽麓山書院記》、王炎《論清嶽麓書院堂長》、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陳傅良《建嶽麓書院記》、朱熹《措置嶽麓書院牒》、歐陽守道《贈了敬序》，元代吳澄《建嶽麓書院記》、《百泉軒記》，明代楊茂元《後重修嶽麓書院記》、李東陽《建嶽麓書院記》、陳鳳梧《嶽麓書院誌序》、黃衷《嶽麓書院祠祀記》、李騰芳《重修嶽麓書院碑記》，清代易宗涒《嶽麓書院記》、丁思孔《重建嶽麓書院記》、毛際可《重修嶽麓書院記》、龍驤《重修嶽麓書院記》、王文清《四公德政紀略》、歐陽厚均《新建崇聖祠碑記》、羅典《嶽麓書院課藝序》、郭嵩燾《重建湘水校經堂記》及1993年楊慎初教授撰《嶽麓書院重修記》。這些碑文反映了嶽麓書院的歷史沿革，是研究嶽麓書院歷史發展的重要文本。撰文者中既有著名政治家、地方官員，也有著名文學家和書院山長，他們本身在歷史上都有較大的影響，這就更加凸顯了碑刻更為廣泛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