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刀型是以清代的“短柄刀”為基礎演變而來的，刀身長短不壹，護手和刀柄型式各異。抗戰早期中國軍隊使用的大刀即是典型的砍刀型。特別是“七·七事變”前後國民黨29軍所用的大刀，很大壹部分都是在北平的工廠中加工的，相對比較統壹和規範，質量較好，也最具代表性。這種刀由刀身、刀柄、護手3大部分組成，全刀長壹般在900mm左右，質量約為1.6kg。其中刀身分為刀尖、刀背、刀刃等部分，刀刃長595mm，刀身前面最寬處達57mm，後半部寬度明顯減小，最窄處38mm，刀背部分長540mm，最厚處5～6mm，刀身前端比較尖銳，上方斜邊長76mm。護手為常見的元寶形，分銅制、鐵制兩種，護手高為90mm、厚為12mm、寬為25mm。刀柄長為215mm，後面的刀環直徑約 76mm。至於其他軍隊所用的大刀以及民間自制的產品，尺寸和型制就多種多樣了，質量也參差不齊。另外，雖然不同型制的大刀刀頭部分的尖銳程度和翹起角度大有不同，但總體來說，砍刀型大刀的刀尖部分都不太銳利，因此不能刺殺，而只能捅、戳敵人。刀身靠近刀背處多數有1～2條血槽，壹般比較淺，只起到加強刀身強度的作用。少數砍刀型大刀在刀背設有鋸齒或穿有若幹銅、鐵環，其目的是防止刀背處被對方兵刃劈壞。刀柄大多與刀身是壹體的，刀柄末端的延伸部分鍛成圓環狀，即為刀環(或稱後圈)，但也有很多刀環是後焊接上的，其作用除防止刀柄脫手外，還可以懸掛紅綢布，以壯氣勢。大部分刀柄和刀環上纏裹有棉布條，其纏法比較特殊，不熟悉者很難纏緊。還有壹些刀柄上則由銅、鐵鉚釘固定有兩片護木，再在上面用棉繩逐圈纏絞牢固，壹直纏滿刀環部分。無論是布條或棉線，其目的都是防止持刀者的手因出汗或沾染鮮血而打滑。刀柄的長短和寬窄因刀而異，刀環也有正圓、橢圓以及彎鉤形等不同形狀。至於護手，變化就更多了。除極少數是與明清腰刀壹樣的可分離的圓盤形護手外，大多數大刀的護手都是固定在刀身上的，最常見的是元寶形護手，其形狀變化也很多，後期的鐵制護手往往直接和刀身鍛成壹體。還有壹類反“S”形護手，上方向前彎曲，可以格擋順刀背削下的對方兵刃，下方向後彎曲以保護持刀者的手指。少數大刀的刀柄為傳統腰刀式樣，刀身末端穿過刀柄，後部以鉚接固定，不可拆卸。極少數大刀護手采用了西洋刀劍常用的全包式樣，但刀柄的固定方法仍與傳統腰刀相似。清末用於行刑的大刀在刀頭、護手處多有鬼首形象，故稱為“鬼頭刀”，後來不再有這種紋飾，但此名稱仍留存後世，經常以“鬼頭刀”代指大刀。民國大刀上很少有專門的裝飾，也很少有制造者的印記。從現存實物來看，只有極少數刀身表面經過處理，耐蝕性較好。
砍刀型大刀中有壹個特殊的種類，那就是雙手刀，相傳是由清代著名武學者吳殳(shu)汲取日本刀法精粹而創。其特點是刀柄由傳統的單手握持改為雙手，因此刀柄長至720mm，與刃長相近。1921年直系軍閥首領曹錕在保定練兵時，為推行所謂的“尚武精神”，特在軍中設武術營傳授雙手刀法，把這種雙手使用的大刀稱為“苗刀”，並流傳至今。之所以改稱“苗刀”，可能是出於對日本刀及其刀法的忌諱。而此前明清史籍上的“苗刀”僅指西南地區苗族所用之刀。類似關公“春秋大刀”形狀的“青龍偃月刀”也是雙手刀中的壹類，除刀柄更長外，其余與普通大刀無異。不過，日軍所說的“青龍刀”則是對中國大刀的泛稱，並非僅指長柄大刀壹種。
馬刀型大刀則是由清代“雁翎刀”、“佩刀”發展而來，並繼承明代“長刀”的特點，刀型較為細長，且有弧度，刀前部比較尖銳，並明顯向上彎曲，與日本刀較為相似，但刀柄與砍刀型大刀無異，多配用反“S”形銅制護手。其特點是可砍可刺、靈活輕便。 1933年的熱河抗戰中中國軍隊就使用過這種馬刀型大刀。
此外，大刀中還有少數型制比較特殊的，如無極刀等。這種刀外形與漢代“環首刀”有些相似，全刀長約1m，刀面不像砍刀型大刀那樣寬，只略寬於刀柄，刀尖處像寶劍壹樣為兩面開刃，而且刀尖較為圓鈍，直到靠近刀柄處才像傳統大刀那樣是單面開刃，刀柄長達264～333mm，也是雙手同時握刀。
大刀在制法上也各不相同。大多數民間大刀都是按照菜刀的制法，以熟鐵打造，在刃口處鑲嵌鋼條，稱為“包鋼”。使用日久鋼口磨損後，熟鐵刀身就難以保持鋒利和堅固。當然也有全部用鋼或熟鐵打制而成的大刀，而鋼刀在當時就算是比較難得的好刀了。
國內大刀材料來源不壹，工藝上也無統壹規範，質量高低全憑刀匠經驗。這與當時國內基礎工業落後，民間沒有現代化的鋼鐵和機械工業有關，加上戰爭時期條件有限，大刀的制造不可能耗費太多時間和成本，造出的刀只要能砍殺敵人就行了，談不上什麽工藝。相當數量的大刀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都是粗制濫造，往往砍不了幾個敵人，刀口就會卷刃或崩口，需要重新磨礪。日軍所用的批量生產的由高碳鋼制造的機制軍刀，與中國土造大刀相比，雖然鋒利輕便，但質硬且脆，加上刀身較窄，對砍時如果刃口直接相碰，往往可能被大刀直接磕斷。除此之外，國產大刀無論是外觀還是內在質量，與日本刀相比都要差壹大截。
大刀因為體型較大，長途攜行時壹般要背在身上。少數大刀配有皮制刀鞘，鞘身後部上方敞開，以方便抽刀。刀鞘本身配有皮帶，使用者可以將套在鞘內的大刀像步槍壹樣斜挎在身上。但是皮鞘易黴爛，而且成本較高，所以多數大刀是沒有鞘的。為了便於攜帶，很多大刀在刀尖上方、刀背最高處留有小孔，用繩子壹頭系在孔上，壹頭系在刀環或護手處，然後再掛在身上。大刀的刃口壹般不很鋒利，即使露在外面也不會有多大妨礙。此外，還有將大刀豎著卷在背包中，或是插在腰後方的腰帶內等攜行方法。
喜峰口壹戰成名
國民黨第29軍的前身是馮玉祥的西北軍，起兵於貧瘠的西北地區，裝備相對較差，因此強調肉搏訓練，加之民風剽悍，士兵尤其善使大刀，在軍閥混戰時期西北軍的大刀隊就頗有名氣。中原大戰後，西北軍被南京政府收編，縮編為第29軍，但在待遇補給方面受到歧視，因此大刀作為補充武器也壹直保留下來。
1933年3月9日，日軍服部、鈴木兩旅團聯合先遣隊進犯喜峰口，長城抗戰爆發。駐遵化的 29軍宋哲元部急往救援，與友軍各部聯合抗擊敵寇。當時29軍武器裝備低劣，可謂“有兵無槍，有槍缺彈”，每人只有“大刀壹把，手榴彈六枚”。3月10日至11日，29軍在喜峰口等地與優勢日軍展開拉鋸戰，多次肉搏，傷亡慘重。於是29軍采用迂回夜襲戰術，109旅旅長趙登禹挑選出500余人組成大刀隊，親自率領，乘夜從兩側插入敵後，直撲日軍宿營地。雖然事後報道“夜殺敵千余”有所高估，但日軍獨立混成第14旅團第27、28聯隊各壹部及騎兵第4旅團第 2聯隊猝不及防，的確在夜襲中遭受重創，很多敵人在夢中便做了刀下之鬼。隨後日軍援軍到來，雙方短兵相接，殺聲震地，大刀隊邊戰邊撒，戰至12日下午2時方才撤回，我軍只有30余人生還。此役即為著名的“喜峰口大捷”。
雖然總體來看，29軍在長城抗戰中的戰績並不盡如人意，但29軍的大刀隊奮勇殺敵、重創敵寇的英雄事跡迅速傳遍全國各地，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自此打破，壹掃自“九·壹八事變”以來接連喪權失地、“戰必亡國”論調盛行的陰霾，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熱情。正在上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年僅23歲的孫默心(麥新)聞訊後熱血沸騰，當即作成《大刀進行曲》壹首：“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29軍的弟兄們，抗戰的壹天來到了，抗戰的壹天來到了!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咱們29軍不是孤軍。看準那敵人，把它消滅!把它消滅!沖啊!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當時歌詞上還附有“獻給29軍大刀隊”的副標題。他的作品隨即傳唱大江南北，成為抗戰時期最鼓舞人心的壹首戰歌。自此29 軍大刀隊和大刀壹並成為全國甚至是整個中華民族奮起抗戰、抵禦外侮的象征。何香凝曾賦詩壹首贊曰：“殺敵何須更渡海，數萬倭奴引頸待。鋼腳夜眼青龍刀，捷音傳來齊喝彩。二十九軍民族光，撻汝倭國軍閥狂。國仇重重何日忘，誓到東京飲瓊漿。”
喜峰口大捷為大刀樹立了威名，甚至奇跡般地“逼退”了盤踞青島的日寇。1937年3月，日本海軍陸戰隊1500人以保護日僑為名登陸青島，膠東局勢緊張。在當時的形勢下，中國方面直接出兵可能會引起更大紛擾，因此經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同意，國民政府軍委會抽調稅警總團第3、5分團以緝私為由增兵青島。4月初稅警團進駐市郊，雖然他們是當時中國裝備最好的軍隊之壹，但考慮到日軍對中國軍隊的大刀印象深刻，特地在公開操練中有意加上了大刀操，以加深日人的畏懼心理。“七·七事變”爆發後，稅警團立即開入青島市區，迅速占領全市戰略要點，士兵們背著大刀沿街巡邏，見日人後故意解下大刀，申明“壹旦開戰，先拿爾等祭刀”，並宣稱“華北、上海既已開戰，稅警總團決意死守此地，誓與青島***存亡”，駐青島日軍考慮到數萬僑民及產業的安全，不久被迫將僑民撤離青島。
大刀 VS 刺刀
大刀在抗戰中的主要對手是日軍的刺刀。在觀看了各種國產抗戰題材影視作品後，國人往往會認為大刀是克制日軍刺刀的法寶，實際並不盡然，因為影視劇中很難再現比較真實的大刀與刺刀對拼的場面。例如電影《七七事變》中，有壹段趙登禹師長與部下對練，最後用大刀將部下的步槍壹劈兩半的情節，細心的觀眾很快就會發現，那支步槍根本沒有刺刀，持槍者也沒有任何拼刺的動作，只是將步槍當作棍棒來抵擋大刀的進攻，迅速落敗自然在所難免。真正的白刃戰中，槍刺以迅速有力的直刺為主，目標在
對方胸腹，而大刀限於其型制，以對敵上半身的劈砍為主，兩者各有利弊。大刀防禦敵方的直刺，只有將對方的槍身或刺刀格開，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技巧是不容易辦到的。大刀的優勢在於刀重勢猛，砍上非死即傷，但其作用距離有限，必須盡量貼近敵人身體，因此最適合在工事、房屋、樹林等空間有限的環境中使用。而在開闊地形或沖鋒時，除非敵人在氣勢上被己方完全壓倒，否則持大刀者難以占到便宜。同時，大刀要求使用者有比較好的武術功底和身體素質，並經過長期練習，才能運用自如，而刺刀拼刺的訓練則相對比較簡單。此外，大刀對使用者的腳法要求也很高，因為大刀相對帶刺刀的步槍來說比較短，短兵破長器，要點在於腳下疾速靈活，因此武術家常有“短見長，腳下忙”的說法。吳殳說：“大刀擊實之法則在斫其槍桿，槍桿被斫，不斷折必粘住。桿被粘住，則不能閃轉顛提，刀更進步，必傷人矣。”但是如果敵方步伐也非常快捷（抗戰初期日軍的體力和訓練水平普遍在中國軍隊之上），“擊實”之法將可能淪入最危險的“拙力”境地，持刀者必敗。而且在除肉搏外的其他形式戰鬥中，大刀基本上沒有用武之地，作為輔助兵器也非常勉強。
由於大刀對抗刺刀時固有的弊端，當時國內有識之士曾對此進行過研究，並試圖從改進刀法上來加以克服。這裏有幾個人不能不提。清代末年，河北鹽山縣武術家黃林彪從天津紀氏處習得雙手刀法，後傳於弟子馬鳳圖等。1925年前後，馬鳳圖在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任參議時，將部分雙手刀法改編成為簡便易學的“破鋒八刀”，曾在西北軍中進行推廣。民國初年，天津人韓慕俠（1877～1954年）創辦武館， 1927年任天津市武術團教官。張學良對韓慕俠“尚武救國”的建議很感興趣，專門調撥1000名士兵組成武術團，任命韓為總教官。韓慕俠將“八卦形意”變通應用在大刀上，扇、砍、劈、剁、托、錯，動作簡單實用。特別值得壹提的是，天津淪陷後，韓慕俠自斷左腕，拒為漢奸所用，其民族氣節令人欽佩。李堯臣（1876～1973年），河北冀縣人，清末鏢師。1931年，29軍副軍長佟麟閣聘請他為武術總教官，在山西陽泉練兵。李針對原有刀法比較復雜、未經良好訓練則
很難發揮作用的弊端，結合傳統的“六合刀”法，改進創編了壹套“無極刀”法，連劈帶刺，動作簡單有效。以大刀對付敵刺刀時，常用的壹招是：出刀時，刀斜向右下方，刀口朝自己，當對方刺刀直刺時，大刀斜向左上方掄動，以刀背磕開敵槍，同時刀鋒立即向前劈下，劈、砍連為壹體，對手來不及回防，已經身首分離。李堯臣在29軍中抽調骨幹，由其直接教授，再由他們傳給全軍。29軍大刀隊在長城抗戰中所使用的正是這壹套刀法。
但是，實戰畢竟不是武術對練，特別在對付以現代化裝備的敵寇時，這些刀法對於提高大刀這種原始兵器戰鬥力的有效性顯然很微弱。即使是“喜峰口大捷”也不能證明大刀的有效性，盡管是突然發起的夜襲，而且進攻前還向敵軍營帳投擲了大量手榴彈，殲敵總數也不過800余，29軍自身陣亡卻有近600人，王長海團副團長胡重魯，營長王鳳芝、蘇東元均在夜襲蔡家峪之戰中犧牲。雖然大部分傷亡是在撤退過程中發生的，但若換用其他任何壹種兵器，取得的戰果恐怕也不會在大刀之下。
同樣是29軍，同樣是大刀，4年後的“七·七事變”中再未能取得類似喜峰口的戰績。長城抗戰結束後，29軍得以占據富庶的平津地區，斥巨資購入捷克等國制造的步、機槍等先進武器，裝備得以明顯改善，但練習大刀作為部隊傳統仍得以保留。“七·七事變”爆發後，軍長宋哲元組織抵抗，下達了“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壹尺壹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的命令。7月11日夜，何基灃旅吉星文團再壹次以大刀近戰肉搏，其中壹名19歲陳姓戰士連砍日軍13名並生擒壹名，終以兩個營傷亡近3/4的代價，奪回鐵路橋。但最終宋哲元存有媾和之心，並未主動積極地繼續進攻，雖然29軍取得些許戰果，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失利的命運。28日，駐平津的日軍增兵至3個師團，並進襲南苑、沙河。29軍官兵以大刀和血肉之軀與敵飛機、坦克相搏，壹天即傷亡5000人，副軍長佟麟閣與師長趙登禹雙雙陣亡。當夜宋哲元率部向保定方向撤退，古都隨之陷落。30日，駐天津的29軍亦撤出天津南下。29軍丟失平津後士氣低落，不能再戰，只能轉至後方休整，大刀隊自此成為絕唱。
可惜的是，大刀作為抗戰精神的象征，在壹定程度上曾被過分濫用，後方媒體動輒出現“大刀報國”或“斬首××余”的字眼，魯迅先生在他的雜文《以夷制夷》中曾以“我斬敵二百、敵斬我二百”諷刺過這種現象。這種宣傳的後果是，普通民眾和士兵對大刀在現代化戰爭中的作用往往產生不切實際的誤解。抗戰之初，曾多次出現過中國軍隊手執大刀在日軍機槍和炮火掃射之下集體沖鋒的例子，結果自然是白白地無謂犧牲。甚至有後方民眾將募集來的款項全部用來購置大刀，歷經艱辛送至前線，而部隊卻置之無用。
大刀的精神價值大於實戰價值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待抗戰全面爆發後，除了極少數例外（如由軍法處或督戰隊使用），國民黨正規軍中已不再裝備這種武器。正面戰場上最後壹次大規模使用大刀是在1939年的第壹次長沙會戰期間，劉汝明的68軍大刀隊以肉搏殲滅日軍300人，但隨後遭到日軍毒氣襲擊，中毒達400余人。盡管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隊都嚴重缺乏步槍，但1939年以後正面戰場上的肉搏戰中，國民黨軍隊幾乎全部改為使用刺刀。
“紅色”大刀
人民軍隊同樣使用大刀。自從誕生之日起，鑒於敵強我弱的客觀環境，加之幾乎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我軍的武器多數依靠戰場繳獲，由於來源不穩定和數量不足，不得不大量使用大刀、梭鏢等原始冷兵器作為補充。如今湖北省洪湖市的標誌性雕塑仍由三把大刀組成，刀尖直指藍天，象征著當年紅軍以大刀創建洪湖根據地的歷史。紅軍中湧現出過許多與大刀有關的英雄群體和經典戰例，如強取白戰關等，徐海東、許世友、秦基偉等諸多開國功臣在紅軍時期也都曾有過靠大刀殺出血路或贏得勝利的經歷。
抗戰初期，八路軍、新四軍同樣大量裝備和使用大刀，這裏雖然有繼承紅軍傳統的因素，但抗戰初期部隊的迅速擴充導致武器匱乏則是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從1938年秋到1940年7月，八路軍120師總人數擴張了10余倍，進入晉南的4個連（老紅軍家底），數月內就發展成兩萬人的部隊，而且還有各種遊擊隊、先遣隊等名目繁多的地方和半地方武裝。這些新部隊都需要武裝起來，而同期的作戰繳獲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因此只能大量使用大刀、梭鏢這樣的原始兵器。雖然其效力遠比不上槍械，但畢竟使得戰士們不至於赤手空拳，敢於並且能夠與日寇作面對面的鬥爭，並通過戰鬥不斷奪取敵人裝備來武裝自己。大刀的另壹重要意義在於它使得廣泛發動和武裝群眾、開展群眾性的遊擊戰爭成為可能。因為它簡單而且廉價，被擊毀的敵人汽車、鐵路道軌都是大刀的好原料，即使在毫無工業基礎的農村中也能大量制造，同時使用簡單，兒童和婦女也能使用，在素來有習武傳統的中國農村地區很容易推廣，比起槍支來更容易普及。
抗戰初期，我軍對大刀這種落後兵器的認識上也有過壹些曲折。如1939年前後，因為部隊發展很快，新四軍軍部修械所奉命停止仿造步槍、刺刀，專門生產大刀和長矛。不久葉挺軍長發現這種情況後，下令恢復步槍和刺刀的生產，他說：“敵人使用飛機大炮，我們卻用大刀長矛，這不是白白送死，讓敵人取笑我們？”不過，大刀的生產後來並沒有停止，因為只有它的產量和成本才足以迅速武裝新編的部隊，而對於嚴重缺乏槍械和彈藥補給的老部隊來說，它也是戰時的重要補充。新四軍各師始終都把大刀作為軍事訓練的壹個重要內容，要求從師首長到普通戰士，人人都熟習大刀，這在後來的多次戰鬥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八路軍、新四軍在大刀的使用戰術上相比國民黨軍隊更加靈活。他們常用的壹種戰法就是壹把大刀加上壹支駁殼槍，遠者槍打、近者刀砍，日軍雖然訓練有素，但在近距離混戰中因不能隨便開槍，而對刀槍俱下的局面，反而居於下風。這種戰法比單獨拼刺刀或劈大刀要上算得多，在與日軍的白刃戰中有壹定效果，但應用不很普遍，因為有條件用駁殼槍的只有指揮員和警衛員等少數人。普通戰士常用的則是大刀加手榴彈的組合。陣地打阻擊時先將敵人逼進30m左右的近距離內，然後集中投擲壹兩排手榴彈，待敵人遭到壹定程度的殺傷後，再打上壹兩個排子槍，當敵人的進攻被徹底打亂甚至開始敗逃時，戰士們再躍出戰壕，用大刀和刺刀來收拾殘敵。當和敵人近距離拉鋸戰時，常采用3人戰鬥小組的形式，3人分執步槍、手榴彈和大刀，相互配合，遠了開槍打，稍近時投手榴彈，再近就用刀砍。進攻時也是先集中投擲手榴彈，將敵人逼出據守的工事或院落，然後迅速接敵並將敵分割，使敵人的重火力不能發揮，再以大刀與其肉搏。
大刀對日軍之所以有威懾作用，主要是因為日本人信奉神道教和佛教，相信生死輪回，雖然武士道 “教義”讓他們並不畏懼戰死，但在壹定程度上仍希望保留全屍。而且日本人相信靈魂存於頭部，壹旦丟失了頭顱，靈魂便不能歸國，永遠只能做異國他鄉的孤魂野鬼，因此大刀在戰場上有時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1942年12月在朱家崗戰鬥中，新四軍四師26團某部壹排長王康率部堅守壹段交通溝，打退敵人多次沖鋒後，部隊傷亡殆盡，王康將自己拴有紅綢的大刀插在溝沿上，準備與敵最後壹搏，沒想到早已精疲力竭的日軍竟被嚇住，直至戰鬥結束再也未敢發起進攻，最後奇跡般地保住了陣地。
當敵後根據地渡過了最艱苦的歲月，開始局部反攻之後，隨著繳獲日益增多，正規部隊裝備條件有了極大改善，大刀很快被淘汰下來，即使是民兵等地方武裝，在有了足夠的槍械後，也將包括大刀在內的各種原始冷兵器逐步替換，到解放戰爭時期已經很少使用。不過大刀並未完全消失，解放初期直至1960年代初，大刀在壹些地方仍作為民兵護秋、抵禦野獸的工具在使用。隨後大刀逐漸轉換角色，由武器變為舞臺道具，其“亮相”頻率在文革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當時的電影戲劇中甚至成為中國革命和紅色武裝的壹種象征。
這是壹個關於中國男人保衛他們的家園和女人的故事。
日本軍刀鋼質好，硬度高，韌口薄，殺徒手之人好用，忌諱刃口相格；中國大刀厚重，須腰部有力，重在反手刀，在戰場上砍人亦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