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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文明”的落差有多大?

讓孩子在香港當街小便的大陸夫婦或許沒想過,150年前,英帝國主義政府曾針對香港華人下令,禁止隨地便溺。不過,當時港人並無今天的衛生習慣,“屙屎巷”遍布華人區。

1881年,英國工程師奧斯瓦爾德·查德威克在對太平山等華人居住地的考察報告中寫道:“在香港,通行的糞便處理方法采用中國傳統的運糞桶,掏糞工用手處理糞便,沒有消毒,沒有除臭”。而此時,香港的歐洲人住宅區已配備了沖水廁所和下水系統。

糟糕的衛生條件和擁擠的住宅,為流行病提供了土壤。1894年,太平山區域爆發黑死病,3000人因此死亡。港政府廢棄了太平山的全部住宅,將華人遷入蔔花公園修建新的街區,並在此處修建了香港第壹個現代公***廁所和浴室。

不過,當歐洲人掩鼻走過香港街頭時,也許忘記了他們習以為常的衛生條件,也不過才實施幾十年。19世紀前,巴黎從窗戶直接潑出糞便的現象久治不絕,架在泰晤士河堤的廁所讓低處行人和船只飽受“天女散花”之苦。

(壹幅中世紀的繪畫,諷刺歐洲人窗口傾倒便壺的行為)

曇花壹現的文明

人類最早的廁所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那是個相當簡單的設施:地面上的壹個孔洞,通向地下放置的可移動的罐子。相對野外隨地解決,這種簡易設施完成了壹個飛躍:將排泄物置於可操作的範圍,改善了定居點的環境。

更復雜的設備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克裏特島出現。克諾索斯宮殿裏,米諾斯文明留下了古代的沖水坐式廁所——將木制座位修在排水渠之上,由仆人擔水倒入溝渠,沖走穢物。這種設備產生了廁所思路的第二次飛躍:通過水,而不是人工,來運走排泄物。不過,這種設施在當時相當昂貴,僅僅是王室能夠享用。

(克諾索斯時期帶排水渠的坐式廁所的還原圖)

羅馬人比米諾斯的宮殿更進了壹步。廁所建在劇院或者會場附近,通常座位在十個以上。與我們現在重視隱私等觀念不同,羅馬廁所是社交的場所,它沒有隔間,不分男女,市民們在座位上相互交談,策劃活動,完事兒後用壹端裹著海綿的木棍沾著壹條小水渠的水清洗私處。當然,對於友好而愛好交往的羅馬人民,這根木棍肯定是分享公用的。

(普通民眾更多使用壺和罐)

不過,這種水渠耗費巨大,只有公***場所和達官顯要才能接通。普通民眾更多使用壺和罐,然後再倒出。這與同壹時期的中國城市是類似的。

羅馬人創新的公廁傳統被北方日耳曼蠻族入侵打斷。蠻族沒有領會溝渠的作用,廁所再次變得粗糙。但是他們提供了關於廁所的壹些新點子,英格蘭約克郡的壹幅畫顯示,海盜如廁後用壹片苔蘚擦拭臀部。而其後發展起來的修道院中,僧侶們選用粗布毛料。

中世紀時,人們在城墻突出處搭建廁所,供公***使用,糞便從高處墜落下去,再有耙糞工在夜間運走。城內的排水溝為明溝,設計上有問題,垃圾穢物常將其堵塞,汙水四溢。人們雖然沒學會羅馬人的供水技術,卻沿襲了他們的惡習:從窗口傾倒夜壺。17世紀時,凡爾賽市長頒布了壹項嚴肅的法令:

“禁止所有人將人體排泄物及其他垃圾直接扔出窗外”。

東亞式的綠色文明

人口密集的東亞地區則是另外壹種情形。

由於糞便被視為恢復土地肥力的重要來源,東亞地區的廁所文明是綠色環保的,從未出現過西式水沖廁所這種浪費的發明。

人的糞便除了用於土地,還曾做為豬的食物。中國古代曾將廁所建在豬圈之上。這種綠色環保觀念,甚至在早期的帝王那裏亦有體現。漢初,皇室廁所下的糞坑依然是與豬圈連在壹起的,漢景帝劉啟(前188年-前141年)陪愛妃賈姬如廁時,野豬居然沖進廁所驚動禦駕。而悲劇的是公元前581年,病重的晉景公姬獳如廁,不慎失足掉進糞坑,淹死後才被手下發現。

到了漢末,帝王失足糞坑裏的不幸就不再會出現。帝王們多用封閉的馬桶,其形制和禮儀不斷登峰造極,帝王權貴如廁,要更衣、焚香,旁邊要有多人陪侍。馬桶底下多鋪設香木制成的炭灰,為除臭、無聲窮盡了想象力。史料中偶爾出現的蹲坑式廁所,往往是用來描述其極盡奢華的,譬如下鋪羽毛,甚至是蝴蝶翅膀。

中國歷史上馬桶最講究的是後蜀亡國之君孟昶(919年―965)。他的便盆是鑲有七彩寶石的黃金制成,宋太祖趙匡胤繳獲孟昶的戰利品後,曾感概這種皇帝如何不亡國。

清末,西方的沖水馬桶傳入中國,但最早接受它的不是皇室,而是華洋雜處的上海富商。袁世凱稱帝後,對西式馬桶相當不感冒,認為有氣味,還是覺得中國式木桶更享受。

古代中國人口較密集的城市,有專門收集糞溺的人力車或牛車,定時沿著街巷挨家挨戶轉壹圈,接過婦人們手中桶形或盆形的木質便器後,將之轉運郊外,再轉賣給需要糞肥的農民。

早在北宋時期,汴梁等大都市就出現了公***廁所,這種由專人管理的公***廁所,幾百年後才在歐洲出現。這類公***廁所很多是收費的,為招徠顧客,有些甚至會在墻壁上張貼字畫。糞肥的收入加上廁所門票,使得投資建廁所是門有利可圖的生意。

日本的情形與中國相似。18世紀中期,大阪已產生了糞便的產權,出租,轉賣等權利。住在居民大便的所有權屬於房東,小便屬於租戶。

在工業革命前,東亞地區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因為糞便被收集用於施肥的緣故,雖沒有下水系統,但大城市依然能管好旱廁,在歐洲易通過糞便大規模傳播的疾病,很少在東亞的大城市出現。

不過,到了清代,在缺水且人口規模巨大的北京等城市,糞便問題開始變成災難。由於廁所皆收費,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都習慣了隨地便溺。官方雖有整風運動,但北京事實上成了壹個巨大的露天廁所。

(故宮收藏的清代馬桶)

在農村,這從來不是壹個問題,家家戶戶都有簡易的茅房。對田產較多的家庭來說,自家的糞便甚至不夠用,所以專以拾糞為業的人,只能收集狗糞、牛糞。東亞精耕細作社會,糞便很難帶來大面積的環境災難。毛澤東的“千村霹靂人遺矢”,從來不是東亞的常態。

把全城的廁所連起來

歐洲城市規模長期不大的局面被工業革命打破,大批人口湧進城市,人畜糞便開始成為環境災難。擁擠與骯臟為疾病傳播提供了土壤。

這個時期,抽水馬桶出現了。和米諾斯宮殿的沖水設施壹樣,抽水馬桶最初也是貴族玩物。

16世紀末期,英格蘭的約翰·哈靈頓爵士制造了兩個抽水馬桶,壹個給自己,壹個送給了伊麗莎白女王。他的設計由水箱放水清空便池,但沒有水閥,沒有阻隔下水氣味的設計,沒有配套的管線。當時的貴族更喜歡封閉式馬桶——將夜壺置於木盒內,蓋上蓋子。法王路易十四就喜歡坐在豪華的封閉馬桶上,接見大臣。

(坐在封閉式馬桶上的路易十四)

1775年,第壹項現代意義的抽水馬桶專利才由亞歷山大·卡明斯發明。經過其後傑寧斯,克拉普爾,杜愛福等人的不斷改進,抽水馬桶變得方便而便宜。這時,經歷了黑死病,霍亂等疾病的倫敦意識到衛生的重要性。有識之士不斷呼籲改善城市衛生條件,地下管道不斷拓展,抽水馬桶替代了臟臭的便壺,糞坑,走入平常市民家中。

(亞歷山大·卡明斯1775年發明的抽水馬桶)

但歷史和人們開了壹個不小的玩笑。人們用更新的技術將臟物清出室內,卻不加處理全部排到了泰晤士河中,同時,而泰晤士河依然是市民飲用水源,這給霍亂病菌跨區域“擴大再生產”提供了機會,反而促進了疫病流行。

直到19世紀後期,歐洲的流行病學發展起來,人們才意識到病菌與飲用水之間的聯系。英國人開始將排汙管線加以處理,布置在飲用水管線下遊,抽水馬桶被這些看不見的管線連接起來。

正是有了城市壹體化的排汙系統工程,才使得抽水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義,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象征。

1870年後,抽水馬桶迅速在美國流行起來。之後的壹個世紀,隨著歐洲國家和美國在全球的強勢地位,抽水馬桶與下水系統作為現代公***衛生的標準設施,擴展到全球的城市中,而東亞農耕式的“自然肥”處理法也因為化肥的出現、農業的變革而萎縮,最終統壹於歐洲的衛生習慣中。

解決糞便問題的現代公***系統肇始於歐洲,牲畜數量也是壹個特殊原因。人口密集的東亞地區很少有牛馬等大型牲畜,而在歐洲,牛馬的糞便才是土地施肥的主角。

由於擁有數量極為龐大的馬匹,它對歐洲城市造成的糞便壓力遠遠大於人口規模相當的東亞城市。十九世紀末的紐約,大約有20萬匹馬,它們每年排泄的糞便數量高達40萬噸。

到哪裏找廁所

中國城市四處便溺的現象在1949年後得到極大改觀。它或許得自中***領導人註重衛生的習慣。延安時代,毛澤東外出散步時,衛士李銀橋會扛著鐵鍬走在身後。但中國解決之道與眾不同,采取的是公***廁所和全民拾糞相結合。從官方宣傳看,後者似乎曾起過更大作用。

1949年後,拾糞長期被拔到難以想象的高度。1959年10月,劉少奇不但稱掏糞工時傳祥和他同為“人民勤務員”,還把13歲的女兒送到時傳祥的隊伍體驗生活,北京副市長萬裏更親自背糞。

在上海,1952年前,市區的環衛工人推著木輪糞車,幺喝著到裏弄收倒馬桶。1958年開始,幹部、群眾積極參加積肥活動,支援農業生產。環衛專業隊伍為收集流失肥料(即倒入陰溝內的人糞尿),避免新的汙染,動員居民的痰盂糞尿上車,或在小便池旁建造蓄尿池和小倒糞口,讓居民倒痰盂糞尿。1960年,上海市靜安區環衛部門在梅家橋建造壹座綜合廁所,既可大小便,也可讓居民倒馬桶。

就在這壹時期,雷鋒曾創造了不可思議的拾糞奇跡,在撫順、營口每天拾糞300斤。1970年代末以前,大部分中小城市的學生,每年寒假都有拾糞的任務。

(工人手推木輪糞車上碼頭卸糞)

(曾經的糞票)

由於當時中國流動人口被抑制,加之全民狂熱的拾糞熱情。城市的公***廁所並不多,它主要集中在有圍墻的單位。中國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沒有廁所,單位的公廁成為企事業單位社會化的標準配置。

除了辦公區和居住區很容易找到廁所外,單位內部招待所附近也必有廁所。在1970年代,有些小城鎮的單位招待所門前,甚至會有壹口大缸,供晚上不願打著電筒找廁所的住客小便之用。

當時的中國城市,雖然沿著街道很難看到廁所,但在城市陌生地段找廁所卻有訣竅:先找到附近最近的單位大門,再找辦公樓或招待所,廁所必在附近。

只有在體育場館、廣場等經常出現大型集會的場所附近才容易找到公***廁所。但在特殊時期並不敷用。北京在舉行各種慶祝集會時,長安街和天安門附近可以魔術般長出很多臨時廁所——有些人行道下面是為此考慮而特制的溝槽,在上面很容易搭建不起眼的臨時廁所。必要時,臨時廁所可多達123座以上。

(天安門廣場東側的溝槽設計,必要時可做臨時廁所)

(日本災後應急方案:下水道井蓋可迅速變為公***廁所)

1980年代前,中國大部分城市的公***廁所依然是旱廁,雖然它們早已不再承擔集中農田肥料的功能。1980年代末,中國城市居民住房條件突然改善,廁所開始進入家庭,它導致單位在擴建居民樓時,大量拆除了公***廁所。

殘存的公***廁所這時開始才普遍改為水沖式。其典型設計,是壹條可人力控制沖水或自動定時放水的水槽替代了糞坑。到了1990年代,它才開始被蹲式馬桶替代。

在城市公***廁所大幅減少的同時,流動人口卻劇烈增長,公***廁所短缺成為頻繁出現的公***議題。於是第壹批收費公***廁所應運而生。不過,在大都市人群密集的地段,依然難以看到它們的蹤影。

1995年1月,《中國青年報》曾在《北京最後的糞桶》中介紹過北京掏糞工。幾年後,北京公布興建公廁計劃,天文數字的造價曾引起外地廣泛憤懣。初次從小地方來北京的人,親眼見到的“廁所文明”,與如何找廁所壹樣,都大大超出了他們的經驗。

(2013年北京馬拉松比賽中,因流動廁所不足,不少選手“尿紅墻”)

“廁所文明”的落差在發達國家同樣存在。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吉蓮·泰德曾對比過她工作過的東京與紐約的“廁所文明”:日本寫字樓中的公***廁所幹凈整潔且對所有人開放,而在紐約,很多寫字樓的公***廁所位置是被人租下來上鎖的。

她的解釋是,日本是個高度均質化的單壹民族社會,人們有高度相似的行為習慣,無須擔心有人不懂規矩破壞衛生,而紐約則是個習慣差異極大的多元社會,講究衛生的人,永遠要面對不懂規矩的陌生人。

紐約的“廁所文明”落差,自然遠遠不及今天的中國。大都市有些公***廁所已進化到有免費手紙、擦手紙、烘幹機,而多數中國人依然需要提醒“便後沖水”。中國社會的“廁所文明”落差之大,也許只有多數國民尚未養成進廁所習慣的印度略勝壹籌。

硬件上,香港也許是今天世界“廁所文明”的最高級。

列寧曾在《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這樣暢想過:“我們將來在全世界範圍內取得勝利以後,我想我們會在世界幾個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黃金修建壹些公***廁所。”黃金廁所沒有在莫斯科、平壤或北京出現,而是2001年在香港誕生,出資建造者林世榮特意在黃金廁所擺放了壹套《列寧全集》。

(香港金廁所內景)

在開放“港澳自由行”之後,每天從內地洶湧而來的人流進入擁有黃金廁所的香港,將香港境內“廁所文明”的落差,迅速放大到超過北京、上海、廣州的程度——就像東京的“廁所文明”瞬間降到了紐約。

大陸客讓小孩當街便溺事件後不久,有人用google地圖證明,在便溺現場,500米內其實有很多個廁所,並不需要排隊。但是,對大多數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在旺角西洋菜南街找到500米內的其他廁所,並不比找到直線距離只有2200米的那家黃金廁所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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