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斯坦因在哈佛的壹個系列講座上自豪地向聽眾講述了他在敦煌的經歷。當斯坦因於1914年回到敦煌時，王道士熱情地歡迎他，並向他展示壹份賬目，上面詳細記載了自己是如何用那些錢翻修洞窟的。“考慮到官方對於他［王道士］所珍視的這些文書的處理方式，他非常後悔自己當時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接受我通過蔣師爺［蔣孝琬］提出的建議將經卷全部賣出。”斯坦因覺得，因為自己付給王道士的錢比其他人都多（中國政府沒付錢），他當時應該能買下全部經卷並將其運出中國。即便1929年時很多歐洲和中國學者都認為中國文物應留在中國，斯坦因依然不覺得把文書和文物從中國運走有什麽不對。
在思考敦煌文書的流散問題時，我們應該盡量避免用現代的標準來評判斯坦因。今天，很多人都支持將埃爾金大理石歸還給希臘。但是必須考慮到斯坦因和其他探險家都活動於“壹戰”以前、帝國主義盛行的時期。歐洲列強和日本都派出探險隊進入新疆挖掘，當時沒什麽人對此提出質疑。少數幾個提出質疑的人包括德國人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和俄國學者奧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他們都對勒柯克及其他人從遺址中剝除壁畫的行為提出過批評。
當時的外國人有正當的理由認為藏經洞文書離開敦煌會更安全。敦煌石窟在陜甘回民起義期間（1862—1873年）曾遭到破壞，而斯坦因非常清楚地知道當地人是多麽躁動不安。1907年6月，斯坦因走後僅僅壹個月，當地就因谷價而爆發了騷亂。
中國人對於斯坦因行為的看法在逐漸軟化。“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是大盜，直截了當。甚至八十年代中期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也是如此。當時我們的教授說如果他是壹件敦煌文書，他寧願被帶到巴黎或者倫敦去，因為那裏的保存條件比北京要好得多。有位中國同學聽了這話立刻火冒三丈。1998年，《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的中文全譯本出版，其中包括斯坦因在敦煌與王道士交涉的詳細記述。傑出的中國考古學家孟凡人為該書作序。《西域考古圖記》壹書包含當時頂尖學者對斯坦因所獲材料的翻譯，“代表了20世紀20年代以前在這壹領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不過斯坦因的“劫掠行徑”“應受到嚴正譴責”。
出版事業的發展使得藏於外國的敦煌文書越來越容易為中國學者所利用：70年代末，微縮膠卷首先發行。隨後敦煌文書的多卷影印本於90年代陸續出版，其中的寫本照片清晰可讀。現在寫本照片正不斷被上傳到倫敦的國際敦煌項目的網站上。
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是中國唐史研究界的領軍人物，他於2005年在中國頂尖的歷史學刊物《歷史研究》上發表了壹篇文章。文中對比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做法。斯坦因沒有告訴中國學者他的發現，而伯希和則把自己買走並運回巴黎的文書的照片給了他的中國同行。榮教授提請讀者註意壹個無可辯駁的事實：盡管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學者呼籲要保護敦煌文書，但沒人離開過自己舒適的家，沒人效仿斯坦因和伯希和親身造訪敦煌。其結果就是敦煌文書被大量拿走。
但是即便按照當時的標準，斯坦因的做法還是帶有欺騙性質。他號稱自己是玄奘的信徒。他購買文書和絹畫時非常清楚自己所付的錢遠低於市場價。他為了保密采取極端方式，壹切都在夜間進行，而且只告訴極少數人自己的所作所為。人們不禁奇怪斯坦因之後為何如此大大方方地講述自己當時是如何偷偷摸摸的。
雖然斯坦因在討論敦煌時沒有特別提到佩特裏（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但他在其他地方常常承認自己受到了此人的影響。佩特裏是英國在埃及考古發掘的領軍人物，他在1902年斯坦因第壹次探險歸來之後會見了斯坦因。在《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的前言中，斯坦因稱佩特裏為“有著無人可及的經驗的考古探險者”。1904年，佩特裏的《考古學的方法與目的》（Methods & Aims in Archaeology）壹書出版，該書提供對發掘每壹階段的逐步指導，包括後勤準備、現場挖掘、發表結果。佩特裏曾在埃及發掘，他教給考古學家如何在落後國家開展工作，如何花少量的錢讓工人上交他們發現的小件物品而不是自己去賣掉：“出錢才能保證［對文物］最好的照顧。”佩特裏還建議讀者以兩個版本發表結果，壹個服務於“學生和普通民眾”圖版較少價格低廉的簡裝版，以及壹個“服務於圖書館、藏書家和富有的業余愛好者的華麗的精裝版”。斯坦因嚴格遵照他的建議，他的書甚至連版式和字體都和佩特裏的書壹樣。
佩特裏在“考古學的道德問題”壹章中有預見性地指出，考古學家壹旦在遺址完成挖掘，就不會給後世在此留下任何東西。考古學家可以把發現物置於博物館中，但這些東西總會朽壞，出版物最終會成為唯壹記錄。“權利應該以能否在現在及未來得到最多知識來評判。”佩特裏批評政府總是制定法規不許外國考古學家挖掘卻允許“無知的老農”肆意“挖掘破壞”。斯坦因在《古代和田》的序言中引用佩特裏的告誡，考察者必須“細心工作、詳細記錄、完整發表”。斯坦因對於自己在中國鉆政府法規的空子、與王道士的交涉等通通直言不諱，完美地體現了佩特裏手冊中的務實精神。斯坦因與他的導師壹樣，以“在現在及未來得到最多知識”為目的，對於把文書文物運出中國沒有任何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