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的深刻影響，日本學者已有明確認識，但這方墓誌則傳達出更為復雜深遠的歷史情感：它再次證實了日本國號與中國的淵源，還表達了當時的唐朝天子對壹名日本遣唐使者的個人情誼。
更多的學者借著這方墓誌的緣由，重新審視了千年來的中日交往史。
這是塊不同尋常的石頭。蓋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書刻字。
當賈麥明用軟毛筆刷凈石頭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時，手開始不停地顫抖。石蓋刻有“國號日本”字樣，底座上則有開元年號。“我當場就斷定這是壹個日本遣唐使的墓誌。”
作為西北大學歷史博物館的副館長，賈麥明偶然中征集到的這塊石頭，在隨後的研究中被證明為迄今發現的惟壹壹方日本遣唐使墓誌。
墓誌面世在日本引起的轟動讓賈麥明驚奇：在這位遣唐使的故鄉藤井寺市裏，成立了相關的研究會，發行了關於他的紀念郵票，並打算用他作為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誌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時，日本天皇親臨參觀。
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的深刻影響，日本學者已有明確認識，木宮泰彥在《中日交通史》中說：“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為多系日本自創，然壹檢唐史，則知多模仿唐制也。”
然而這塊石頭所傳遞出來的歷史情感要復雜得多。這方墓誌除了再次證實了日本國號為中國所賜，還表達了當時的唐朝天子對壹名日本遣唐使者的個人情誼。
更多的學者借著這方墓誌的緣由，重新審視了千年來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稱天縱”
李白的摯友阿倍仲麻呂，回國後利用漢字創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備和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長岡等人，和井真成同時入唐。這些赫赫名聲的人，都還只是群十八九歲的孩子。
1200多年前，難波港(今日本大阪)內壹派熱鬧的景象，又壹支準備渡海前往中國的使團船隊要出發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著，每只船上都能載壹百多人，船舷和桅桿上彩帶飄揚。日本天皇舉行宴會，作歌送行。
侍臣們唱起天皇寫的送行詩：
希望妳們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聯翩，
不日平安歸航！
這方墓誌的主人當時就坐在其中壹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長的祝願聲圍裹著，離開港口，駛向蒼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離開故鄉之時，井真成多大年紀，墓誌上的文字並無記載，只寫道，公元734年，這位才能出眾的遣唐使，因病死於長安，享年36歲。
《新唐書》記載，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壹批遣唐使從日本出發。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歲。日本奈良大學文學部教授東野治之認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團中，除了學問僧外還有兩種人，壹種是年輕的留學生，年齡壹般十八九歲，他們將在中國學習二三十年後，才被允許重回日本。另壹種是請益生，他們的年齡較大，只在中國住1年。
“作為三十過半的請益生，很難想象在日本沒有壹官半職。官員入唐後，其稱呼會在墓誌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誌上並未記錄他生前的官職，東野治之說，因此，基本可以斷定，井真成應當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歲。
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擠在4艘大船裏。這些年輕的留學生都是日本中層官僚的子女，而且還要經過嚴格挑選，必須學識、樣貌都需要達到才俊的標準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這方墓誌上被形容為“才稱天縱”。
巨船之上，還有日後成為李白摯友的阿倍仲麻呂，回國後利用漢字創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備和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長岡等人，他們和井真成同時入唐。當時，這些在中日兩國歷史上留下了赫赫名聲的人，都還只是群十八九歲的孩子。
島國的姿態
誌石上“國號日本”與“開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記載，將現存最早關於“日本”的文字記載746年提前了數十年。學者認為，這也再次佐證了日本國號乃大唐所賜。
篆刻井真成墓誌銘的誌石，周長約39厘米，上面僅有117字，在面世數月後，卻被視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壹級歷史資料”。
誌石上“國號日本”與“開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記載，將現存最早關於“日本”的文字記載746年提前了數十年。學者認為，這也再次佐證了日本國號乃大唐所賜。
對於這個太平洋上的島國，中國早在秦漢即有記載，但史籍中多稱為“倭國”。而在唐初之前，日本雖多次向中國遣使，但其態度和目的卻和後來大為不同。
“從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對華遣使時多為政治目的，而且帶著壹種驕傲態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說。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國遞交的國書中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國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認為，“那些國書中充分表露出，這個島國欲與中國分庭抗禮的心態。”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壹些小國“每歲入貢本國之朝”，以顯示自己是和中國壹樣使夷狄臣服的大國。王小甫認為，這壹態度反映了日本對當時中國國力和文化的先進性認識不足。
井真成入唐時，日本對唐朝文化的認識已經發生改觀。這與壹次發生在朝鮮半島附近的戰爭有關。
公元663年，日本試圖幫助被唐朝吞滅的百濟復國，而在白村江口和唐軍大戰。遭遇徹底失敗後，日本發現了和中國的距離。
在朝鮮半島附近，唐水軍首先到達白村江口。之後，日本水軍也從海上抵達白村江，兩軍遭遇。當時，日本水兵萬余，有1000多艘戰船，而大唐水軍僅有 7000余人，170艘戰船。雖在人、船數量上相差懸殊，但大唐水軍船堅器利，最終，“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
日本學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後》裏說，“白江戰敗以後產生的這種沖擊余波，如同明治維新和二次大戰以後壹樣，可以說是壹個舉國奔走引進‘敵國’國家體制和文化的時期。”
自此以後，日本遣唐使到中國來只是傾力學習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冊封，甚至甘心於等同“蕃國”，其國策也由過去的地區政治進取轉向了內斂、和平、發展的方向。
就是在這個時期，年輕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銜命遠邦，馳騁上國”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還有諸多日本工匠，他們是去唐朝學習制造工藝的。認識到差距之後，日本開始迅速轉向，從制造、建築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國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