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火器, 裝備, 時期
坦克在二十世紀的戰爭中有“陸戰之王”的美譽。如果作個不恰當的類比，
冷兵器時代的戰車可稱是現代坦克的鼻祖。春秋時，中國人就曾有過大規模戰車
作戰的歷史，戰車曾經廣泛使用於戰場，是主要的戰爭工具。
可惜戰車這種古代“坦克”，上面配的是長矛弓箭，沒有強大的火力作依托，
也沒有厚重的裝甲作掩護，且馭馬而行，不能隨心所欲，如履平地越過塹壕，沖
破敵軍的防禦工事，除了笨重這壹點相似外，和現代坦克不具可比性。正因為戰
車受地形，戰鬥隊形，成本等因素的局限，在戰場上的作用逐漸降低。從趙武靈
王胡服射騎開始，春秋諸侯逐漸認識到了車戰的局限和不足，車戰被放棄。從遊
牧民族那兒學來的迅捷如風，侵掠如火的騎兵戰術取代了局限性較大戰車而成為
戰爭中主要突擊力量。到戰國時，戰車已漸漸退出了戰爭舞臺，除作戰指揮和壹
些特殊活動，如檢閱、出巡等，或糧草輜重運輸，基本已無用武之地。
自明代開始，火器從西方流入中國，在軍隊中開始被大量使用。《明史誌6
8》載：“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機槍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而京軍三營中
的這個“神機營”就成了壹支“洋槍隊”。火器的威力讓朝廷且喜且懼，喜的當
然是其強大殺傷力，懼的則是壹旦廣泛普及恐危及自身安全。以傳統防民如防川
的皇權思維，利器不可示人。所以，“神銃，國家所重，在邊墩堡，量給以壯軍
威，勿輕給。”反過來，這又造成了火器不能在戰場上真正發揮其威力，不能根
據實戰進行改良，制造水平無法提高。而實戰機會不多，使用被限制，軍隊仍循
舊制，也不能圍繞火器的優勢構築新的作戰思維和戰法，故而雖有先進武器，卻
不能轉換為戰鬥力。
不過火器的強大火力和威懾力也讓當時的壹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以火器的威
力配合戰車使用，在戰場上或許會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長都展露無疑。於是，
壹些發明家開始構思壹種加載大炮和火銃的新型的戰車。“正統十二年，始從總
兵官朱冕議，用火車備戰。自是言車戰者相繼。”壹時成為熱門議題。
據《明史誌68》，正統十四年，給事中李侃設計的壹種這樣的戰車首先被
采納制造並用於邊防，這種戰車“用七馬駕……以車載槍二十，箭六百，車首置
五槍架，壹人推，二人扶，壹人執爨。試可，乃造。”此戰車服役於寧夏邊境，
因寧夏當地多溝壑，所以並未在實戰中使用過。至於其他未曾被采納而用於軍中
的發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陜西總制秦纮請用只輪車，名曰全勝，長丈四
尺，上下***六人，可沖敵陣。”十六年，“閑住知府範吉獻先鋒霹靂車。”
還有壹些裝甲車雛形的發明，如，“蘭州守備李進請造獨輪小車，上施皮屋，
前用木板，畫獸面，鑿口，置碗口銃四，槍四，神機箭十四，樹旗壹。行為陣，
止為營。”又如，“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戰車，長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圍箱板，
穴孔置銃，上辟小窗，每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千輛計，四方可十六裏，芻糧、器
械輜重鹹取給焉。”
另外壹個曾經服役的戰車是定襄伯郭登所創。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請仿
古制為偏箱車。轅長丈三尺，闊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銃……每車槍
炮、弓弩、刀牌甲士***十人，無事輪番推挽。外以長車二十，載大小將軍銃，每
方五輛，轉輸樵采，皆在圍中。”不過考察之後結論是，“此可以守，難於攻戰，
命登酌行。”
郭登這種“移動城堡”式的戰車後來經過改造，“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
櫓三層，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載甲兵，止為營陣。”在嘉靖時終於派上
了用場，“四十三年，有司奏準，京營教演兵車，***四千輛，每輛步卒五人，神
槍、夾靶槍各二。”
壹些邊鎮將領對此類構思也頗有興趣。成化時，大同總督余子俊甚至曾組建
過這樣壹支“坦克”部隊，“以車五百輛為壹軍，每輛卒十人，車隙補以鹿角。
既成，而遲重不可用，時人謂之鷓鴣軍”。隆慶年戚繼光出任薊門總兵時，曾做
過騎車結合的嘗試，“每營重車百五十有六，輕車加百，步兵四千，騎兵三千。
十二路二千裏間，車騎相兼，可禦敵數萬。穆宗韙之，命給造費。”萬歷年熊廷
弼出任遼東巡撫，也“請造雙輪戰車，每車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槍。”
這些發明雖有不錯的構思，但基本上都過於笨重，行動不便，只適用於防守，
大都毫無機動性和靈活性可言，很難適應變化無常的戰場。天啟年還有過強化了
機動性的鋼輪車、小沖車等設計，均未曾經歷過實戰檢驗。“自正統以來，言車
戰者如此，然未嘗壹當敵。”盡管如此，明代對於新型戰車的構思熱，並不是壹
種復古倒退。明代的對手多為來去如風的遊牧騎兵，當時的大炮很笨重，火槍需
要填充火藥，效率也很低，將火器與戰車結合，確不失為壹種很好的構想。
中國明代，火器發展迅速。據（明）王士翹撰《西關誌》（1548年序刻
本）居庸卷記載：昌鎮駐軍武器主要有軍器和神器兩大類：其軍器有：盔、甲、
長槍，圓木挨牌、長木牌、斬馬刀、撒袋、弓、弦、箭、攢竹長槍、腰刀。神器
有神槍、大將軍鐵炮、二將軍鐵炮、大將軍銅炮、小將軍銅炮、神銃、大銅佛郎
機、神炮、飛炮、銅銃、鐵銃、馬上佛郎機、神箭、鐵宣風炮、纓子炮、鐵佛郎
機、鐵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鐵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龍盤槍、鐵鞭槍、火
箭盤槍，子母炮、火箭等。車有偏廂車、騾駕、望車、元戎車、鼓車。《四鎮三
關誌》昌鎮軍旅器械、兵器條載：昌平營，盔甲2411副，兵器3516件，
火器179334件。永安營，盔甲2976副，兵器8946件，火器313
335件。鞏華營盔甲1862副，兵器3702件，火器129456件。居
庸營盔甲3443副，兵器6426件，火器564851件。火器的質和量都
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內容既包括國產的火器，也有引進的佛郎機諸炮。
《西關誌》居庸卷之二載巡按直隸監察禦史方壹桂題：“行據分守居庸關等
處署都指揮僉事張冀呈查，議得本關城該用佛郎機銃十副，所轄緊要城堡口隘***
十四處，……東路德勝口、錐石口、西水峪等口該用佛郎機銃***六副。”居庸關
陵區山口使用佛郎機始於嘉靖年。1989年5月西山口出土鐵炮壹尊西山口出
土鐵炮銘文：“間。嘉靖八年始從右都禦史汪穐言，造佛郎機炮，謂大將軍發諸
邊鎮。”佛郎機是正德末年由其國舶至廣東。白沙巡檢何儒得其制，以銅為之，
長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
貯藥置腹中。發及百余丈。此外，昌鎮自萬歷元年（1573年）始，還設有左
右車營，並配有合用火器。以扼東西山口之隘。1989年5月，西山口曾出土
鐵炮壹尊，長2。29米，口徑8。5厘米，炮身鑄銘文“崇禎庚辰歲吉旦，總
監昌宣二鎮軍門申捐制。督造，工部廠掌司劉國禧”。此鐵炮應是車營所遺火器
之壹。從文獻記載和實物分析，沿邊及山口等處多備有神器（火器），以備防範。
[ ii] 明朝火器（神器）的使用始於明成祖。《明史？兵誌四》載明成祖平交
趾，“得神機槍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神器制作以銅、鐵為之、大小不等，大
者用車、小者用架、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神器，在明初時還很珍貴，
不是隨便所使用的。宣德五年敕宣府總兵官譚廣“神銃，國家所重，在邊墩堡，
量給以壯軍威，勿輕給”。不僅珍貴，而且制造保密。正統六年，邊將黃真、楊
洪立神銃局於宣府獨石。帝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敕止之。到明朝中後期使
用比較廣泛，特別是長城隘口，多用火器防守。目前在居庸關南北關城陳列古炮
十門，均為明代長城沿線防禦用的武器，有大將軍炮、竹節鐵炮等。這在《明史
》中也都有詳細記載[ iii]
這就難怪祝大震先生所著《火箭神火飛鴉的復活》有如下文字：“明代是中
國火藥的鼎盛時代，是中國古代武器發展的重要階段……現存明代火器較多的是
鐵銃鐵炮，記載中神奇的火箭、地雷等則無實物。”幸運的是2001年7月，
在托克托縣境內發掘出土了20多枚明朝早期地雷。專家們鑒定，這是我國首次
出土明朝地雷。這次出土的地雷為鐵鑄球體，大小規格分為兩種，大的直徑11
厘米、重1。7公斤，小的直徑為8。5厘米、重0。8公斤，球體表面有壹突
出臺體，高約0。6到0。7厘米，直徑約3厘米，球面中間有壹直徑約0。4
到0。5厘米的圓型小孔，用以裝火藥和引爆火藥撚，當打開已經銹蝕的小孔時，
竟然還有黑色或灰色的火藥流出來，其中部分火藥呈米粒狀。托克托縣，古代名
字叫東勝州，建在黃河岸邊的山梁上，雄踞高地，在軍事上起著扼守黃河的重要
作用。當時，東勝州為水旱碼頭，交通便利，貿易繁榮。公元1368年，元大
都被明軍攻破後，明軍曾在這裏與元軍發生激戰。托克托出土的地雷應該屬明軍
攻城所用的武器。另據透露，在出土地雷的附近，還出土了十幾公斤鐵彈丸，這
是當時明軍使用大炮發射的彈丸。[ iv]
由此看來在16世紀鐵炮傳到日本之前中國已經在戰場大量使用了各種火器。
在這些名目繁多的火器中，西洋火器是其中壹種。細分傳到中國的西洋火器，在
明代宋應星所撰《天工開物》[ v] 中根據傳來地，還分為西洋炮、佛郎機、紅
夷炮等等。根據現有記錄，其中佛郎機炮是最早傳到中國的。
“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1518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口，
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為名。”《廣州通誌？夷情上》[ vi] 這裏所謂“佛郎
機”乃是1517年由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派遣往中國的使節。廣州的官員從最
初的慌張中鎮靜下來，隨後佛郎機人解釋道，炮聲是表示禮儀的象征。葡萄牙的
大炮威力著實讓中國官員吃了壹驚，然而同時也引起了中國人的憤怒，中國人不
能同意用攻城掠地的武器來表示友好這種做法，於是讓這些不知禮節的“蠻夷”
在光孝寺學習禮儀三天再安排與總督陳西軒見面。葡萄牙人再三請求之下，官員
讓他們從陸路前往首都朝見皇帝，然而此時正德天子明武宗舟遊玩時溺水染疾，
壹病不起，於是這些佛郎機人就被關在禮賓館，壹等就是數年，直到正德帝晏駕，
新帝登基。然而等來的卻並非佛郎機人所願。“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
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逐出境。”[ vii]
以行事乖張聞名的正德帝身後的明政府此時面對新舊交替，國內局勢動蕩，
對於這些不請自來，而且語言不通，從無來往的蠻夷當然不會有好感。佛郎機人
要求開展貿易，明政府本來就為沿海倭寇海盜所苦，加上由於與日本、朝鮮以及
東南亞各國的官方貿易基本上是朝貢體系中的單方面輸出，其實無利可圖。至於
民間貿易，明政府並沒有能控制反而努力在取締，自然在考慮之外。佛郎機人的
鐵炮犀利也並不能增加明政府的興趣，相反只能帶來反面影響。此時北方蒙古族
的威脅已經減弱，滿洲部的崛起還在百年之後，這種武器於中國為無用，而任其
在沿海傳播更加不可能符合中國的利益。然而無論執政的士大夫看法如何，新式
火器還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國傳播開了。1521年廣東海防部隊捕獲的葡船中，
便有壹名改洋名為彼得羅（Pedro）的中國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領洗入教。
此人在葡船中已學會了鑄炮造船技術，後來到北京鑄炮[ viii].1520年
皮來資（ThomePries）率葡萄牙使團北上，使團的翻譯火者亞三通曉
番漢語言，能說會道，向明武宗大談南洋各國的種種奇風異俗，深得武宗歡心，
“喜而留之”[ ix] ，“時時學其語以為樂”[ x].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亞三
被捕下獄。他供認自己本是中國人，隨即被處死[ xi].
葡人到中國不久，鐵炮便經福建走私商人傳入。正德五年（1510），福
建汀漳盜匪攻擊仙遊縣，當地義民魏升協助官府，“以佛郎機炮百余攻之”[ x
ii] ，將盜匪擊潰，確保縣城安全。其後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平
宸濠之亂時，他使用過佛郎機銃作戰，結果“震驚百裏賊膽破”，大獲全勝。據
王守仁說，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見素提供的：“見素林公，聞宸濠之變，即夜使
人範錫為佛郎機銃，並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 xiii].而林見素則
與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關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學會造炮技術，引進
福建，然後林見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薦。
1518年葡人到達廣東後，又在同中國直接接觸中傳入西洋火炮。當時與
葡人打過交道的顧應詳、汪穐與何儒等官員，都先後獲得這種新式大炮的制造技
術。
葡人商船1518年初次到達廣州。當時顧應詳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正
在著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獻銃壹個，並火藥方”，經顧應詳在教場中演習，
證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還對火炮的特征做了詳細的描述：“其銃以鐵
為之，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個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
銃外又以木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個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
相近，經其壹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 xiv
].但顧應詳又認為，這種火炮只能用於海戰或守城，“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因
此沒有進壹步推廣。
在顧應詳之後，汪穐與何儒也曾引進和推廣佛郎機銃制作技術。1521年
汪穐指揮屯門之戰時，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贏得了戰爭的勝利。《殊域
周咨錄》記述了此事的經過：“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
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鑄銃及制火藥之法。
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彼遂
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制造。舉兵驅
逐，亦用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二十余管。”[ 屯門之戰結束後，汪穐將佛郎
機銃送到北京朝廷，並上了壹道奏章，說明這種火器的威力，建議朝廷加以推廣。
汪認為：“佛郎機兇狠無狀，惟持此銃與此船耳。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
右者，用之禦虜守城，最為便利。請頒其式於各邊，制造禦虜。”當時甘肅、延
綏、寧夏、大同、宣府等邊關重鎮，都有墩臺城堡。汪建議，每個墩臺配備壹門
重量20公斤以下、射程為600步的鳥銃，每個城堡配備壹門重量70公斤以
上、射程為5- 6裏的火炮。“五裏壹墩，十步壹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寇
將無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 xvi].明朝采納了汪的建議，將火炮“鑄造
千余，發與三邊”[ xvii].後來南京守備徐鵬舉等人上奏章，請求把廣東佛
郎機炮的工匠調來南京鑄炮，也得到明朝批準，並把何儒也調到南京，升任上元
縣主簿。上元縣即今南京江寧地區。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傳入之初便受到人們的贊嘆。據葉權說：“余親見佛
郎機人投壹小瓶海中，波濤跳躍間擊之，無不應手而碎。持此為長技，故諸番舶
惟佛郎機敢桀驁。昔劉項相距廣武間，羽數令壯士挑戰，漢王使樓煩輒射殺之。
羽怒，自出。樓煩不敢動。使有此物（指手槍）數支，何懼項羽哉！三國時鬥將
令有此，雖十呂布可斃也。”[ xviii]
佛郎機也就是後來《鐵炮記》中把鐵炮帶到日本的葡萄牙人，以上史料談到
的佛郎機炮是葡萄牙人船上的壹種大型火器。雖然葡萄牙人首先來到中國，並帶
來了佛郎機炮，卻沒有把鐵炮也就是火繩槍也帶到中國。中國如同日本壹樣是從
倭寇那裏了解到這種新式火器的。中國方面的記載是1556年“總督胡侍郎宗
憲搗沈家莊……悉平之。土官汪相，向鑾死之。總兵盧鏜擒……之鳥銃自伊傳始。”
[ xix] 另外1596年明朝派往朝鮮的使節對朝鮮方面的詢問則是如此回答
的，“天朝初無之、嘉靖四十三年（1564）……xx]
盡管如此，在朝鮮戰場上，明軍還是沒有裝備火繩槍。弗洛伊斯描述明軍以
騎兵和弓矢為主，也有數量龐大的鐵炮隊，但是這種鐵炮不知道是怎樣的東西，
在無數發炮之後竟沒有造成日本軍壹人死傷[ xxi].這個答案就是那時明軍實
際使用的火槍並不是日軍使用的鐵制火繩槍。洞富雄引用諸葛元聲所撰《兩朝平
攘錄》（日本下）認為到此時為止明軍使用的還是壹種用銅制的傳統火槍。不過
本文認為明軍此時應該擁有鐵質的火繩槍，在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中就多次提
到新式鳥銃的制造和使用，只是這種鳥銃限於南方使用，沒有普及。那麽為什麽
鐵制火繩槍沒有在中國得到普及呢？
首先弗洛伊斯看到的明軍應該是北方系統的騎兵為主集團，明北方兵主要和
蒙古滿洲等騎兵作戰，使用鳥銃多有不便。“北方馬上三眼銃，以禦虜騎頗畏之，
然放畢，舉以搏擊頭，重起堅利害相半，兼之甚難討準，往往虛發”[ xxii
] 這裏說明北方兵使用的是壹種叫做三眼銃的火器，準頭甚差。至於為何不使用
火繩槍，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的《兵錄》中談到：“三眼銃與鳥嘴銃，
鳥嘴在南多用而北少用，三眼在北多用在南少。此為何哉？北方地寒風冷，鳥嘴
必用手擊，常力不易，壹旦火門開而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輾信易壞火門，
壹放而虜騎如風至，執之拒敵甚為不便……三眼銃壹桿三銃，每銃著鉛子二三個，
伺敵三十步內對準而放，壹炮三放其聲不絕，無有不中。虜馬至則執此銃以代悶
棍，虜鐵盔鐵甲，雖利刃不能入，唯以此銃擊之，故於北方鳥銃、三眼銃有此之
別。”到1592年八月，明軍第二次援軍來到時情況就不同了。“臣路上見南
兵來到，皆是步軍，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帶倭銃筒，火炮諸具。其人皆輕銳，
所著巾履，與遼東北京之人不同。”所謂倭銃筒就是日本鐵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