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過多年之後，根據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檔案和涉案當事人的回憶，人們驚奇地發現，洛杉磯市警方在調查案情過程中，未能嚴格遵循正當程序，出現了壹系列嚴重失誤，致使辛普森的律師團能夠以比較充足的證據向陪審團證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殺人元兇，很有可能有人偽造罪證，用栽贓手法嫁禍辛普森。
（壹）有錢未必能使鬼推磨
談起辛普森壹案，無論黑人白人都承認，假如辛普森是個雇不起壹流律師的窮光蛋，那他非進大獄不可。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壹個理兒。可是，如果細琢磨壹下，這個理兒好像又有點兒說不通。原因在於，若是論有錢，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Mike Tyson）比淡出體壇多年的辛普森有錢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強奸遭到起訴後，盡管他同樣花費天文價格，聘請了壹幫名律師出庭辯護，但仍然無法擺脫被定罪的命運，在大獄裏結結實實地蹲了好幾年。那麽，何以泰森落入正義之網，而辛普森卻能逍遙法外呢？
有壹種解釋是，泰森案陪審團以白人為主，而辛普森案陪審團成員多為黑人。黑人特別抱團，自然會偏向黑人球星。但是，這個說法同樣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審員中，雖然有9名是黑人，其中卻有8位是女性。壹些研究陪審團的專家認為，這壹構成對辛普森特別不利。根據美國學者對“黑人女性最討厭啥樣兒的黑人男性“這壹社會學課題的統計和調查，最讓黑人女性來氣的黑人爺們兒有兩種：壹種是出名發財後立馬就娶壹個白妞兒當老婆的燒包；壹種是動不動就對媳婦拳打腳踢的粗漢。而辛普森恰好把這兩種壞樣兒全占了。
辛普森於1947年生於舊金山市的黑人貧困家庭。他曾獲得全美大學橄欖球聯賽的最高榮譽獎海斯曼獎。進入職業聯賽後，他先後在紐約水牛城鷹嘴隊（Buffalo Bills）和舊金山淘金者隊（San Francisco 49ers）擔任主力，創造過壹個賽季帶球沖刺2003碼的驚人記錄（至今未被打破），被譽為橄欖球職業比賽史上的最佳跑鋒。退出體壇後，辛普森又投身影視和廣告業，在電影《裸槍》（Naked Gun）和《殺手勢力》（Killer Force）中扮演主角；在美國廣播公司（ABC）和國家廣播公司（NBC）擔任體育評論員；在美國最大的出租車公司赫茲（Hertz）擔任形象大使。另外，由於英文橙汁（OrangeJuice）壹詞的縮寫恰好與辛普森名字的縮寫OJ壹樣，所以佛羅裏達壹家飲料公司特意邀請他拍攝橙汁的促銷廣告，使OJ這個英文縮寫成為美國體育英雄和超級廣告明星的代名詞。
辛普森成名之後，壹向有“花花公子“和“外黑內白“的名聲。與空中飛人喬丹（Michael Jordan）和魔術師約翰遜（Magic Johnson）等著名黑人球星不同，辛普森對贊助黑人貧民區的活動和投資項目毫無興趣，卻熱衷於躋身富有白人的高爾夫球俱樂部。除了幼年好友柯林斯外，他的哥們兒無壹例外都是白人。同時，他也只對白人性感女郎感“性趣“。為了“脫黑“，他甚至不惜重金聘請語音校正專家，反復練習，改掉了壹口濃重的黑人貧民區口音。1977年，辛普森在壹家高級餐廳與漂亮迷人、金發碧眼的白人女侍者妮可·布朗（NicoleBrown）壹見鐘情，不久便與第壹任黑人妻子離異。1985年辛普森與妮可結婚後，因妮可懷疑他在外面有“二奶“，兩人關系開始出現裂痕。妮可曾多次打電話報警，指控辛普森對她拳打腳踢。
辛普森案後，幾位黑人女性陪審員壹再表示，她們並未因被告是黑人而影響裁決，或對被告產生任何個人好感。在揚名天下、腰纏萬貫之後，辛普森休掉黑人糟糠之妻，另娶白人金發女郎壹事，極大地傷害了全美黑人女性的自尊心；而辛普森打罵白人妻子的粗暴行為，更使普天下不分膚色的所有女性不寒而栗。另外，在美國的刑事案審判中，12名陪審員中只要有1人持有異議，就會出現“死鎖“（Dead Lock）現象，即所謂“懸而未決的陪審團“（Hung Jury）。在此情況下，法院要重定開庭日期，控辯雙方要重選陪審員聽證和審案。所以，辛普森案陪審團做出被告無罪的壹致判決，與黑人構成陪審團主體並無絕對和必然的關系。
那麽，陪審團究竟憑啥得出了被告無罪的壹致結論呢？依照美國法律，作出判決的唯壹依據只能是證據。美國是壹個司法公開的國家，不僅刑事審判對公眾開放，而且重大刑事案件的原始檔案，如法庭記錄、起訴書、證人供詞、審問筆錄、旁證材料、法醫鑒定書、檢方和辯方律師的開庭陳詞和總結陳詞等，在結案後都要全部對公眾開放。根據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檔案，陪審團之所以判定辛普森無罪，與警方和檢方在辦案和起訴過程中出現重大失誤，使呈庭證據無法令人信服有直接關系。
（二）警方辦案三大失誤
盡管辛普森案是所謂世紀大案，但是，從這個兇殺案的刑事調查過程來看，洛杉磯市警方在偵破案件、搜集罪證、遵循正當程序等方面漏洞百出，涉案警官和刑事檢驗人員的專業素養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根據已公開的刑事調查記錄和涉案當事人的回憶，警方在辦案過程中至少出現了三個重大失誤，對這個謀殺案的結局產生了極大影響。
1.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1994年6月12日深夜11點50分，在洛杉磯市西區邦迪街（Bundy），壹條名貴的純種日本狼狗狂吠不已，爪子上沾滿血跡，使壹對散步的夫婦心生疑惑，尾隨這條狼狗，來到壹座西班牙式高級公寓樓前，結果發現了兩具鮮血淋漓的屍體。他們嚇得魂不附體，立刻狂敲隔壁住家大門，想借電話報警。但是，深更半夜的敲門聲，卻把宅主嚇得半死，以為來了劫匪，便立刻打911電話報警。洛杉磯市警署兩位警官接警後，火速趕到現場，發現是壹宗惡性人命案後，他們便呼叫重案處的刑警前來增援。
大批刑警趕到現場後，經初步調查，證實被害的白人女子35歲，名叫妮可，是黑人橄欖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被害的白人男子25歲，名叫戈德曼（Ronald Goldman），是附近壹家意大利餐館的侍者。兩人皆因利刃割喉致死。妮克的脖子幾乎被割斷，咽喉和頸椎骨都裸露在外，刀口噴著鮮血；戈德曼身中30余刀，死於頸部靜脈斷裂和胸腹腔大出血。兇殺現場血腥彌漫，慘不忍睹。辛普森與妮可的兩個孩子尚在二樓熟睡，沒有目睹這可怕的場面。
死者身份辯明後，西區警察分局局長布歇（Keith Bushey）決定，派幾位刑警趕赴相距約4公裏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無恙的消息，並讓辛普森著手安排把兩個受驚的孩子帶回家。另外，警方考慮到辛普森是被害人前夫，他的安全也在警方的關註之處中。這時，壹位名叫福爾曼（Mark Fuhrman）的白人刑警自告奮勇，要求帶隊前往。在1985年的壹次家庭糾紛中，妮可被辛普森毆打後報警，福爾曼曾上門處理過他們的家庭暴力案，知道辛普森住宅的準確地址。於是，主持調查兇殺案的瓦納特（Philip Vannatter）警長便率領福爾曼等四名警探驅車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長從第壹犯罪現場直接調派警官前往辛普森豪宅的決定，鑄成了警方的第壹個重大失誤。原因在於，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進入過血跡遍地的第壹殺人現場勘察，他們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跡。照常理，布歇局長應當派幾位壓根兒就沒進入過第壹現場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壹現場的血跡與後來被警方宣布為第二現場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跡發生交叉沾染，這是刑事案現場勘查的基本常識。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卻完全忽視了這種常識。在采集證據和保護現場方面，警方也出現了很多忽視常識的重大失誤。案發之後，大批刑警和刑事檢驗人員迅速來到現場，但法醫卻跚跚來遲，在案發10小時後才來到現場，錯過了準確地鑒定被害人死亡時間的最佳時機。法醫在解剖屍體時，不但沒對屍體進行X光檢查和采集妮克的右手指紋，而且對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醫學鑒定，致使破案線索大大減少。為了“保護“現場，警方人員順手從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幾條白被單，小心翼翼地蓋在了屍體之上。可是，由於辛普森與妮克離婚後仍然藕斷絲連，案發數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過夜，並經常來公寓看望孩子，被單上難免會有他的頭發或皮屑，結果致使檢方呈庭證據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據案發現場照片，辯方專家發現，妮可屍體裸露的肩膀上有七點血滴。從這些血滴的形狀和滴落方向看，它們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根據常識推理，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後，有人流著血從她屍體旁走過時滴落的。因此，如果這些血滴不是來自另壹名被害人戈德曼，那壹定就是兇手滴落的。這樣，如果能證明這些血滴屬於辛普森，那麽他的嫌疑便倍增。可是，當辯方專家向警方檢驗人員提出查驗這些血滴時，他們深感驚訝，因為警方完全忽視了這些血滴的重要性。妮可的屍體在解剖前已進行沖洗，這些血滴永遠消失了。
2.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6月13日清晨5點，四位白人刑警來到建有圍墻的辛普森住宅。他們在前門按了很久電鈴，但壹直無人應門。這時，福爾曼獨自壹人，沿圍墻搜索了壹圈，發現圍墻後門的路上停著壹輛白色福特野馬型越野車。經細心觀察後，福爾曼高聲叫瓦納特警長過來察看，說在駕駛員位置的車門把手上發現了微小血跡。溫納特和另兩位警官看到血跡後大驚失色。他們擔心住宅內的人有生命危險，便決定進入住宅，進行緊急搜查。
這壹搜查之舉，對這個世紀大案的結局有很大影響，因為警官們當時沒有搜查許可證。依照美國的司法觀念，警察是壹種合法的暴力和必要的邪惡，對這壹機構的權力必須予以嚴格限制，否則它將淪為專制暴君和貪官汙吏禍國殃民的工具。想當年，為了防止官府和警察為非作歹，濫用權力，任意搜捕和禍害小民百姓，美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明文規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據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證，並詳細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或扣押狀。西諺中所謂“私宅就是壹個城堡，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的提法，具體地落實在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之中。
191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訴美國案（Weeks v United States,1914）中首次明確規定，聯邦法院在審判時，必須把警方用非法搜查手段取得的證據排除在外，這是美國警方人人皆知的“排除規則“（Exclusionary Rule）。1961年，最高法院在邁普訴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1960）中規定，“排除規則“同樣適用於各州法院。據此判例，警務人員若要進入民宅搜查，必須向法官宣誓擔保，不但要以書面形式列舉證據和理由，而且要詳細說明搜查的地點、範圍和時間。經法官審核批準，頒發許可證之後，才能進入民宅搜查。另外，警察只能在許可證規定的範圍內行動，並應在搜查後向法庭提交所獲證據報告。警察如果違法搜查，不但會受到警紀嚴懲，而且會造成所獲證據在法庭審判時壹概作廢的嚴重後果。法官如果違規頒發搜查證，將面臨被彈劾和遭到刑事起訴的危險。
在美國的司法判例中，涉及搜查和扣押的規定千變萬化。幾乎在每壹起刑事案中，辯方律師的首要工作，就是挑戰警方搜查和采集證據的程序是否合法。但是，有關搜查的法律法規極為復雜，缺乏清晰明確的規定。比如，警察攔截和搜查平民違法，但是，如果有人超速駕車，則警察有權攔截駕車人並開出罰單。但如果警察趁機要求搜身和搜車，則駕車人有權當場拒絕。可是，如果警察無意中在車後座發現了類似大麻的煙蒂，在沒有搜查許可證的情況下，警察是否有權搜車？如果警察搜遍全車後沒發現毒品，卻意外地發現了非法槍枝，那麽，警方的搜車行動是否違憲？搜獲的非法槍枝是否能作為呈庭證據？對於這些復雜的法律問題，並無統壹的標準和答案，只能由法官在審判時審時度勢，酌情裁決。
20世紀60年代後，由於犯罪率急劇上升，“排除規則“遭到美國社會各界極大指責。批評者認為，過於嚴格地實施“排除規則“，將會給警方破案造成極大困難。在很多情況下，僅僅由於警方粗心大意或急於求成，未能嚴格遵循程序，致使很多罪犯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逍遙法外。尼克松總統執政後，先後任命了四位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要職，試圖推翻或修正“沃倫法院“那些對罪犯“心慈手軟“的判例。此後，最高法院對“排除規則“的解釋略有改變。1984年，最高法院在美國訴裏昂案（United States v Leon,1984）中規定，當搜查不完全合乎程序要求時，如果警方的所作所為具有“良好誠信“（Good Faith）和“合理相信“（Reasonable Belief），法院在審案時可以引用搜獲的證據。
在辛普森案中，涉案四名警官皆為老手，每人都有20年以上刑事偵查經驗。對於限制警方搜查的案例和法規，他們恐怕比初出茅廬的律師了解得還要多。稍有法律頭腦的警官都應明白，美國訴裏昂案的裁決雖然對警方有利，但這個判例對所謂“良好誠信“和“合理相信“的解釋模棱兩可、含糊不清。而體壇巨星辛普森涉嫌殺人壹案，毫無疑問將是轟動全美的世紀大案。為了防止被辯方律師鉆空子，警方應當格外謹慎，嚴格遵循法律程序。
在辛普森案中，從當時福爾曼發現血跡和長時間無人應門的情況看，四位警官擅闖民宅之舉，勉強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但是，警官們進入住宅後，壹旦發現辛普森及其家人沒有生命危險，就應停止搜查。只有當與法官取得聯系，申請到搜查許可證後，才能對辛普森住宅進行合法搜查。
但令人費解的是，在沒有面臨迫在眉睫危險和非緊急情況下，福爾曼警官獨自壹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內繼續搜查，結果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個重大失誤。決定進入住宅後，福爾曼自告奮勇，搶先翻越圍墻，從裏面打開前門，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可是，按了很久的電鈴，仍然無人應門。於是，他們繞行到住宅後邊，去三間獨立客房敲門。在第壹間客房，有壹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來應門，他自稱是辛普森的哥們兒，名叫凱林（Kato Karlin）。他告訴警察，辛普森和第壹任黑人太太生的大女兒住在隔壁第二間客房。當刑警們把辛普森女兒從夢中敲醒後，瓦納特焦急難耐地向她詢問辛普森的去向。她回答說，父親已於昨夜趕搭飛機到芝加哥，參加壹場赫茲公司很早就已經安排好的高爾夫球商業比賽。警官當即打長途電話給辛普森，告知他前妻遇害的噩耗。辛普森聞訊大驚，表示將迅速趕回洛杉磯。
當瓦納特等人詢問辛普森女兒和打電話時，福爾曼在隔壁單獨盤問凱林，打聽昨晚有無異常情況。凱林稱，大約在晚上10時45分左右，他聽到客房背後壹聲巨響，墻壁上的掛畫都被震動得搖晃起來，他當時以為是輕微地震，沒放在心上。福爾曼疑心大起，立即拔出手槍，獨自壹人、單槍匹馬地到客房後搜查。大約18分鐘後，福爾曼高聲叫來其他刑警，說在屋後懸掛式空調機下的走道上，發現了壹只沾有血跡的右手黑色皮手套，這只手套與在兇殺案現場發現的另壹只手套相配。但是，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福爾曼解釋說，估計在半夜三更、黑燈瞎火之時，兇犯潛逃在屋後，壹不留神撞在了空調上，在驚慌失措中遺落了手套。
發現血手套後，刑警們又找到了更多線索。他們發現，在圍墻前門車道，以及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跡。這樣，警方認為已有足夠理由懷疑辛普森是兇殺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為兇殺案第二犯罪現場，正式向法官申請搜查許可證。在後來的搜查中，福爾曼在二樓臥室的地毯上發現了壹雙沾有血跡的襪子，它成為指控辛普森涉嫌殺人的重要證據之壹。
可是，福爾曼在沒有搜查許可證和非緊急情況下，單槍匹馬地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壹事，使警方出現了涉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嚴重問題。依照美國法律，在某些人命關天的特殊情況下，警官可以用電話或其它現代化通訊手段與法官取得聯系，法官了解現場情況後，可以口頭授權警察進行搜查。只有在面臨生命危險或罪證可能被銷毀的緊急情況下，警察才能破門闖入民宅搜查。可是，警官們進入辛普森住宅後的境遇並非如此。
在預審時，辯方指控白人警探心懷偏見、先入為主，早在案發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內定為主要嫌犯，然後故意尋找借口，闖入民宅非法搜查。這樣，假如法官判決警方違憲，則搜獲的血跡和血手套都會成為“壓下不用的證據“（suppressed evidence），不能在審判時呈堂。但法官聽取了警方的辯解後，裁決搜查行為合法。盡管如此，在庭辯期間，面對辯方律師的窮追猛打，福爾曼死活也解釋不清，作為壹個有多年刑事偵察經驗的老手，在非緊急情況下，明知沒有搜查許可證，為何仍然獨自壹人、單槍匹馬地在住宅內大肆搜查？辯方借此懷疑，福爾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闖入住宅搜查，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用栽贓手法嫁禍被告。
3.警官攜帶血樣返回現場
6月13日中午12點，當辛普森從芝加哥匆忙趕回洛杉磯時，警方已封鎖了他的住宅。主持調查的瓦納特和蘭吉警官讓他到警署總部來壹趟，澄清壹些疑點，辛普森當即隨口答應。
這時，辛普森的私人律師要求隨同前往，但辛普森堅持說，自己與兇殺案絕對無關，用不著律師。在盤問開始之前，瓦納特向辛普森宣讀了“米蘭達告誡“，提醒他有權保持沈默，有權請律師在盤問時在場。但辛普森同意放棄沈默權，獨自壹人與兩位刑警談了半個多小時，希望能給警方提供壹些破案線索。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殺人兇手，沾有血跡的手套和襪子還遺留在客房後和臥室地毯上，殺人時刺破的手指傷口未愈，就是借他10個膽，恐怕他也不敢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地與經驗豐富的刑警周旋。在案發當天那種心緒激蕩、大受刺激的情況下，如果他在盤問過程中顛三倒四、自相矛盾、謊言連篇、破綻百出，他的口供將成為檢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在美國社會中，犯罪嫌犯擁有沈默權的“米蘭達告誡“家喻戶曉。如果心懷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絕審問，或者至少要求律師在審問時坐鎮壓驚。但是，辛普森並沒這樣做。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白白浪費了單獨審問辛普森的千載良機。在多年的破案生涯中，警官們似乎已習慣於嫌犯像榆木疙瘩壹樣壹聲不吱，極少碰到過嫌犯自願地放棄沈默權的好事，把盤問嫌犯的謀略和技巧早就忘得壹幹二凈。在審問過程中，兩位刑警非常客氣，沒有盤問辛普森在案發之日的具體行蹤，他們提出的問題既缺乏邏輯又不連貫，遠遠低於警校低年紀學生水準。按常理，警官們應當刨根問底，窮追猛打，盡可能地套出更多口供，把盤問壹直進行到辛普森不願回答問題或請求律師在場時為止。可是，警官們竟然草草收兵，主動結束了審問。這樣，警方既沒得到任何破案線索，也沒得到任何可以用來起訴辛普森的口供。事後，主持起訴的檢察官氣得七竅生煙。
在審問過程中，瓦納特告訴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內發現了壹些可疑血跡。辛普森當即表示，願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樣品，以便澄清真相。於是，警署的護士便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樣品。按常規，為了防止血樣凝固和變質，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樣中添加了防腐劑（EDTA）。這時，瓦納特註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繃帶紮住，且有腫脹跡象。辛普森解釋說，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對於弄破的具體時間，他解釋得含含糊糊，前後矛盾。征得辛普森同意後，瓦納特指揮攝影師將傷口拍攝下來。值得壹提的是，辛普森此時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雖已頒發搜查許可證，但尚未正式頒發逮捕令。辛普森如果心裏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絕與警方合作，拒絕抽取血樣和拍攝傷口照片。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樣後，瓦納特警長並未將它立即送交壹步之遙的警署刑事化驗室，反而卻攜帶血樣回到了32公裏以外的兇殺案現場。整整三個小時之後，瓦納特才磨磨蹭蹭地將血樣交給了刑事檢驗員丹尼斯·馮（Dennis Fung），後者當時正在現場取樣勘查。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居然手持嫌疑犯的血樣，在血跡遍地的兇殺案現場遛達了三個小時之久。在庭審時，面對辯方律師的質問，瓦納特解釋說，根據工作條例，所有證據必須先登記編號，然後才能送交刑事化驗室存檔。而丹尼斯·馮正是負責登記編號的警員，所以他才攜帶血樣回到了犯罪現場。可是，辯方死死抓住這個重大疑點，大加渲染。辯方律師卡克倫把瓦納特和福爾曼貶稱為“壹對騙子“。使陪審團對警方涉嫌違法亂紀、栽贓陷害的疑慮大大加深。
瓦納特身攜血樣返回第壹犯罪現場，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個重大失誤。在庭審時，警署護士出庭作證時說，他那天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約7.9至8.7毫升血液樣品。可是，辯方專家在警方實驗室只發現了6.5毫升的血樣。換言之，大約1.4至2.2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樣品竟然不翼而飛。辯方借此懷疑，瓦納特攜帶血樣回到第壹犯罪現場，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
（三）公路追捕與刑事起訴
警署審問和抽取血樣之後，辛普森得知自己已淪為頭號嫌疑罪犯。為了避開新聞媒體的騷擾，他暫時躲在壹位律師朋友位於半山腰的神秘豪宅中，開始籌組“夢幻律師隊“。辛普森借用橄欖球術語，給自己掛上了球隊老板兼指導的頭銜。負責協調指揮全隊進攻的“四分衛“（Quarterback）角色，由大名鼎鼎的猶太裔律師薩皮羅（Robert Shapiro）擔任。他曾出任好萊塢影星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的律師。沖鋒陷陣的跑鋒要職，由著名黑人律師柯克倫（Johnnie Cochran）擔任。此公在70年代出任過洛杉磯市副檢察長，後來下海開業，成為法律界聲望極高的大律師，曾幫助音樂巨星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打過官司。
薩皮羅律師人脈極廣，頗有運籌帷幄之才。他從波士頓請來了著名刑事律師李貝利（Lee Bailey），此公被譽為美國律師界最拔尖的盤詰高手之壹；從紐約請來了舍克（Barry Scheck）律師，他是擅長在刑事案中應用DNA證據的頭號權威；從阿爾巴尼請來了解剖和法醫專家貝登（Michael Baden）博士，他曾在肯尼迪總統被刺案中擔任首席法醫。由於辛普森案的管轄權屬於加州法院，應用加州法律和司法判例，薩皮羅邀請加州法律專家、加州大學聖塔克拉拉校區法學院院長烏爾曼（Gerald Uelmen）入夥，他曾為“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1971）的主角艾爾斯伯格（DanielEllsberg）擔任過辯護律師。
陣容如此強大，薩皮羅仍不放心，由於警方涉嫌非法搜查，事關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薩皮羅又說動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德肖維奇（Alan Dershowitz）加盟。這位教授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哥德伯格（Arthur J. Goldberg,1962-1965任職）的法律助理，是全美聲望極高的憲法權威和上訴律師。為了確保勝訴，薩皮羅又叫上康涅狄格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主任李昌鈺（Henry Lee）博士出任專家證人。此公是美籍華裔刑事鑒識專家，以精湛、獨特的刑事偵查與證據鑒識技術享譽國際警界，因屢破奇案被媒體譽為“當代福爾摩斯“。此外，辛普森懸賞50萬美元巨款，獎勵提供破案線索的舉報人，並雇傭了幾位著名私人刑事偵探調查兇殺案真相。據行家估算，維持“夢幻律師隊“正常運作的全部開銷，至少應在600萬美元上下。
6月17日上午8點，即案發5天後，根據現場血跡化驗和DNA測試結果，檢方決定立案起訴辛普森。警方要求他在上午10點準時投案自首。此時，“夢幻律師隊“中的薩皮羅律師、貝登博士、李昌鈺博士等人正在向辛普森了解案情，從他身上采集頭發和血液等檢驗樣品。薩皮羅以辛普森情緒低落、心理不穩為理由，請求警方延緩幾個小時。上午11時，警方拒絕了延緩的請求，並派出刑警前往神秘豪宅逮捕辛普森。
中午12時左右，當刑警趕到豪宅時，辛普森突然失蹤了。臨行前，他留下了壹封訣別信，信中說：“我與妮克之死毫無關系。我愛她，壹直都非常愛他，而且將永遠愛她。如果我們之間有什麽矛盾的話，那只是我愛她太深。“結尾寫道：“請不要為我悲傷，畢竟我壹生輝煌，又有好友無數。請大家記住真正的OJ，而不是眼前這個在人生中迷失方向的人。“下午3時，警方在電視上了公布了辛普森的照片和汽車牌照資料，宣布他是在逃通緝犯。薩皮羅律師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媒體宣讀了辛普森的訣別信，並在電視上請求辛普森不要輕生。
那麽，辛普森打算遠走高飛、畏罪潛逃嗎？似乎不太像。當天下午5點56分，警方在加州高速公路上發現了辛普森的白色野馬車。在長達約6個小時的時間中，他乘坐的越野車壹直在洛杉磯市郊徘徊。
據辛普森自己解釋，他只是到安葬妮克的墓地去了壹趟，悲痛欲絕。駕車司機是辛普森的鐵哥們兼隊友柯林斯，他壹邊駕車壹邊用汽車電話與警方通話，聲稱辛普森此時躺在後坐，手持槍支，情緒沮喪，如果警方強行截車捕人，辛普森有可能會自殺。
6月17日下午，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