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套人民幣是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人民政府著手進行經濟恢復和建設，財政經濟狀況逐步好轉，金融物價已趨穩定的情況下，為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而於1955年3月1日開始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與第壹套人民幣的比值為1：10000，有主輔幣之分，計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11種面額，13個票種,14種版別。
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是由於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專家羅工柳、周令釗、王式廓與印制企業專業技術人員張作棟、王益久、沈乃鏞、武誌章、劉玉山、高增基等***同完成的。1951年2月開始設計，1952年2月20日政務院審定1、2、5分，1、2、5、 角6種輔幣和1元券的設計稿，1952年3月4日審定2元、3元、5元券設計稿，1954年12月30日批準修改後的10元工農聯盟券設計稿。第二套人民幣的凹版雕刻是首次在國內、國際上展示其藝術水平，參加人物、風景、裝飾、花紋雕刻的人員有吳彭越、林文藝、劉國棟、李曼增、趙亞雲等，其中代表性作品是2元券正面的延安寶塔和5元券的民族團結群像，均出自吳彭越之手。為提高防偽假水平，第二套人民幣在印制工藝上有了很大提高，分券全部采用膠版印刷，角券由膠版和單面凹印制，元券則為膠版和雙面凹版印刷，10元券除采用雙凹印制外還采用了當時比較先進的接紋技術。但限於當時我國的印制條件和能力，3元、5元、10元3種大面額票券不得不委托蘇聯代印。這期間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大體上經歷了4個階段：第壹階段是1952年3月經周總理批準，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派賀曉初為組長的四人印制小組赴蘇洽談代印人民幣事宜，經過反復商談，歷時壹年半，於1953年8月17日與蘇方簽訂了代印3、5元券合同，總計15億張，55億元；第二階段是1954年9月30日，由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商得蘇方同意代印10元券，經過近兩年的試驗、洽談，於1956年6月14日與蘇方簽訂了代印10元券的補充協定，總計2億張，20億元；第三階段是1961年3月24日經駐蘇大使與蘇方會談，洽商續印10元券問題，8月26日與蘇方簽訂了續印合同，總訂3億張，30億元；第四階段是1962年7月至1964年5月15日，由於中蘇關系惡化，為防止人民幣信譽遭意外破壞，提前收回蘇聯代印的3種票子，並向蘇方索回3種票券的代印資料。
在第二套人民幣發行過程中，發生過兩次重要的改版。
壹是1953年版紅色1元券的改版。那是1955年7月，即在第二套人民幣剛剛發行4個月以後，就發現了紅色1元券出現嚴重的變色褪色現象。此事立刻引起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註意，馬上收集、分析了各地報送的材料，寫出了報告上報中央和國務院。周總理十分重視這壹事件，對這個報告進行了細致研究，作了很重要的批示，並轉送毛澤東、劉少奇、鄧不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傳閱。周總理在批示中壹方面要求銀行要邀請科學院的專家對紅色1元的物化性能進行技術上的分析鑒定，另壹方面又指示公安部門盡快分析調查有無壞分子的破壞，研究對付壞分子偽造破壞的對策。後來，經過技術鑒寫確認，變色褪色的主要原因是油墨的連接料性能差，影響顏料在紙張上的附著力，尤其不利於在松、柏、杉等到木箱中存放。事實也證實了這壹點，因為發現紅色1元券變色褪色較嚴重的多在江南地區，那裏的群眾由於喜愛新幣，多願將鈔票放入松、柏、杉等木箱中，再加之南方潮濕氣候的影響，便發生了上述變色褪色問題。技術鑒定還證實，在各種顏色的鈔票中，紅色的可變性最大，而黑色則較為穩定。為了維護人民幣的信譽，中國人民銀行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壹方面要求所屬印鈔廠改進油墨的連接料，改變油墨配方，另壹方面向中央提出重新設計、印制另壹種仍以天安門為主景的藍黑色1元券，以代替變色褪色的紅色1元券的建議報告。在此期間，李先念同誌根據銀行的報告寫信經同總理，提議新版1元券用平日的天安門景象，即去掉8個宮燈，加上“中華人民***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兩條標語。周總理經過認真研究後批示：“同意！”同時還通過他的秘書再次轉達了毛主席不同意在鈔票上放他的像的意見。至於改版後的1元券用什麽顏色的問題，也使銀行領導人和有關設計人員頗費壹番心思，因為我國人民有尚紅的習慣，喜歡大紅大綠，用紅色群眾易於接受，用黑色則於鈔票防假有利，因此，就提出了紅、黑兩個方案，陳述各自的優缺點上報李先念和陳雲同誌，然後轉呈周總理。陳雲同誌批示：“我認為黑色較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總理看了陳雲批示後批示：“同意采用黑色。”這樣，1956年版藍黑色1元券就這樣確定下來了，它與紅色1元券除了顏色和年號不同外，在天安門上取消了8個宮燈，增加了“中華人民***和國萬歲”和“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兩條標語。
二是1953年版醬紫色5元券的改版。5元券的改版主要是從自力更生的原則出發規劃我國印鈔事業而出現的壹個問題。在我們當時委托蘇聯代印3種大面額票券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到，像我們這樣壹個人品眾多、幅員遼闊的大國，所需鈔票的數量極大，委托外國印制，終非長久之計，必須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基礎之上，必須積極創造條件，在盡早的時間內使鈔票完全自印。為此，在1956年設計制作了壹塊5元券的備用版，以備不時之需。備用版的主題圖景仍為“民族大團結”，但在花邊、花符、裝飾、底紋等各個方面，均有較大的變化。1960年，在自力更生方針的指引下，經我國造紙工人們的艱苦奮鬥，壹種由我國自制圓網造紙機試抄的空心星滿版水印在河北保定造紙廠誕生了。為適應當時政治經濟形勢的需要，這壹塊備用版便派上了用場，於當年8月開印了1956年版5元券，由原來醬紫色改成棕色，並於1962年4月20日發行。這是我國印鈔事業走上完全自力更生道路的第壹步，也是我國印制鈔票首次使用國產水印鈔票紙，在我國印鈔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樣，第二套人民幣加上上述兩種改版券，壹***有13個票種。
第二套人民幣在票版圖案設計、顏色和油墨配置、票幅和鈔紙的采用以及文字書寫規則、年號的運用等方面都有壹些明顯的特點。
壹是全套設計思想完整統壹，民族風格突出。這套人民幣的設計思想強調設計主題的政治性和藝術性的統壹，其主要設計按券別分為三個層次：壹是六種輔幣采用現代交通運輸、機械、發電等主題畫面，反映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二是1、2、3元券分別采用北京天安門、延安寶塔山、井岡山龍源口等中國革命聖地為主題，反映了中國革命的三個裏程碑；三是5、10元券以我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為題材，反映各民族大團結和工農聯盟這個主題，體現了新中國的立國之本。上述三個層次的主題其政治內容充分反映了時代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經濟發展的新特點以及我國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全套票券形成了統壹的整體，正面上下花邊對稱，邊框改變了舊時鈔票四邊框的呆板形式，背面以國徽和漢、蒙、維、藏四種民族文字的行名和面值為主題，左右花符對稱，活潑大方，別具壹格。
二是顏色和油墨配置得當。第二套人民幣主色調分檔配色，冷暖協調和諧，合理地使用了紅、藍、綠、墨、茶、棕、紫等七種顏色，使西票種之間有明顯的區別，易於群眾識別，方便流通使用，且充分考慮了油墨的耐酸、耐堿、耐曬、耐磨等物化性能。
三是票幅尺寸采取了分檔次的長寬遞增式。輔幣與主幣分檔，券別與券別遞增，使每壹種票券尺幅的長幅都有比例地逐步遞增，好看，好數，好用。
四是紙張選用精良。13種票券除分幣券采用芬蘭道林紙和舊存美鈔紙外，其他票券均采用當時中蘇友好背景下由蘇聯供應的專用鈔紙和我國新研制的鈔紙，紙質優良、挺括、耐磨，且均有滿版水印或固定水印，其中1角、2角、5角和1元券為空心五角星滿版水印紙，2元、3元、5元券為實心五角星花紋混合滿版水印紙，10元券為我國國徽圖案固定水印紙，大大提高了防偽性能。
五是文字書寫統壹。第二套人民幣上的漢字行名、面額以及年號均由當時總行金融研究員馬文蔚先生書寫，字體為“張黑女”碑體；蒙、維、藏三種少數民族文字也由各少數民族書法高手書寫，並經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審核、簽字。四種文字集中於壹個票面上，不僅體現了我國各民族人民之間的大團結，而且美觀大方，為書法藝術中之珍品。
第二套人民幣徹底掃除了我國多年來通貨膨脹的痕跡，徹底結束了我國貨幣制度紊亂的歷史，使我國的貨幣制度從第壹套的初步統壹，發展到鞏固、穩定和健全，成為新中國第壹套完善的貨幣制度，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