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妓院的氛圍是女性化的，權力的主導卻是男性。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出賣靈肉的女子們只能壹味地溫順，而從小的苦難再加上生活的窮困，使玉良過早嘗遍了人間的酸苦，也使她的性情格外剛烈、倔強，堅決不拿自己的身體作交易。因為拒絕接客，她逃跑過10多次，甚至毀容上吊過數回，卻依然無法擺脫這個遭人唾罵的陰影。她知道當妓女不是自己的錯，壹切都是險惡的人世所帶來的，她孤寂的心強烈渴望著開始另壹種清新的生活。
終於，4年之後，命運向她伸出了慈愛的手。壹位改變了她壹生命運的男人——潘贊化走進了她的生活。
潘贊化當時是蕪湖海關監督，他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是同盟會會員，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他是那個時代多余的人，對於功名利祿他毫不上心，只向往有壹個家，壹個安定的、平和的生存環境。他曾參加過雲南起義，極力宣揚自由時代的可貴，但自己的生活卻總是事與願違。矛盾痛苦中，他來到青樓之地放縱自已，卻被玉良的身世和才情所打動，二人相知相愛並相惜。他最終用重金將她贖出。為表達對他的知遇之恩，玉良便將潘字冠在自己名前，改名叫潘世秀。
1913年，由惟壹的來賓——當時中國***產黨總書記陳獨秀證婚，她和潘贊化在上海成婚，從此成為他的第二位夫人。
投身藝術
上個世紀20年代的上海，是壹個政治上動蕩不安，文化上變化多元的城市，舊與新，地理與人文，商業與文化都極發達。
成為年輕少婦的潘玉良由於出身的卑微，常遭到潘贊化的原配夫人的惡語相向。潘夫人是壹個裹著小腳的舊式女人，極為陳腐，對於這個突然闖入她的生活、與她爭奪丈夫的女子，她睚眥必報，寸土必爭。因此，雖然衣食無憂，玉良卻成天悶悶不樂。她對平靜、陳舊的生活感到索然無趣，對常常需要的忍氣吞聲感到不滿，她向往做自己喜歡的事。於是，家務之余，她開始跟從潘贊化學習讀書識字，有意無意間接觸了許多藝術家，也接受了許多新的思想。
她天資聰慧，對色彩極其敏感，求知欲和上進心很強，在學習上進步得很快。1917年，在潘贊化的鼓勵下，她跟隨他們的鄰居，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師洪野學畫，開始了藝術啟蒙。第二年，她又在他的建議下，報考了該校。入學考試時，她的成績最好，可當時美專的教務主任考慮到學校因為人體模特風波已經受到社會各界的攻擊，若再接受壹個妓女出身的女子，可能會把學校的牌子砸了，就沒有錄取她。贊賞她的校長劉海粟得知後，連忙拿起毛筆趕到榜前，在第壹名的旁邊寫了“潘玉良”三個大字，並親自通知她被錄取了。就這樣，她改名潘玉良，進入專業學校，師從劉海粟、王濟遠、朱屺瞻等人，接受傳統藝術教育和素描、速寫、色彩寫生等基礎訓練，開始了她布滿荊棘、歷經磨難的藝術之路，成為中國最早進入專業美術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的藝術女性之壹。
她很珍惜這難得的機會，十分刻苦勤奮，因此常受到教師們的鼓勵。在這些具有開創精神的新壹代藝術家的教導下，她認識到生活原來是可以更加高遠、更加自由、更加自我的。她這樣描繪自己當時的心情：“不止壹次地從夢中笑醒。”
她的優秀很快招來了別人的妒忌，有人開始故意探聽她的身世並四處散布，頓時，汙言穢語漫天飛揚。據說，還有壹個富家小姐竟為此退了學。然而，潘贊化壹如既往地支持她。這種救助和支持，與其說是出於個人的感情，不如說是出於壹種信仰和道義。他壹向開明，主張男女平等，曾有人悄悄告訴他“潘玉良常和男同學出去寫生”，他聽了不以為慍，反而明白表示支持她這樣做：“男女社交公開嘛！” 這對她是難得的理解。
正是在這種無條件的支持和理解下，1921年，她以優異的成績從上海美專畢業。恰逢當時留法勤工儉學興起，為了使她擺脫這個令人窒息的為封建勢力所包圍的惡劣環境，當然，也是為了讓她藝術上有更大的長進，導師劉海粟建議她去法國深造。於是，潘贊化又通過安徽省教育廳為她取得了官費留學名額。在“法華教育會”安排下，她遠渡重洋，開始了第壹次歐洲之行。當時同行的還有蘇雪林、林寶權、羅振英、楊潤余等13名女生。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變了她的壹生。她的成長雖經歷了無數的坎坷，卻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問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這樣的貴人，這樣不嫌棄她，又這樣無條件地提攜她呢？
異國學夢
潘玉良來到法國後，先進入東部的裏昂美術學院學習法文，兩個月後考進裏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專攻油畫。
當時的巴黎，是歐洲各種藝術思潮融合的殿堂。從古希臘、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從法國古典主義、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到現代繪畫，各種流派的思想在這裏激蕩、交融，紛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饑似渴地沈迷在小“花都”的藝術世界中。畢業後，她又考取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師從達仰·西蒙，與後來的壹代畫師徐悲鴻同窗。
1925年是她留學生活中最為艱苦的壹年。因國內動亂不斷，留學津貼十分緊張，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許多人選擇回國的時候，懷著對繪畫的熱愛，她毅然選擇到意大利繼續進修。同年，她考入羅馬國立藝術學院，跟隨繪畫系主任康洛馬蒂學習。她的繪畫天賦深得其賞識，被破格直接升入該學校三年級學習，成為該院的第壹位中國女畫家。兩年間，她創作作品眾多，凡意大利國家美術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選。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參加意大利美術展覽獲金獎和5000裏拉的獎金。從此，她的藝術創作開始備受世人關註。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學成回國。8年的留學生活使她大開眼界，也豐富了她的藝術世界。而此時的中國，外敵入侵，內亂不斷，民不聊生，許多畫家的藝術才華和藝術追求難以施展。面對國內的作風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閉，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強的本性和完美主義的特點使她決心努力去改變這壹切，卻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惡毒中傷。
回國不久，她舉辦了第壹次個人畫展。受導師劉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專任西畫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還兼任新華藝術專科學校、中央大學藝術系美術科教授，先後與王濟遠、龐薰琴、徐悲鴻等名家***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專任西畫研究所所長、教授，同時筆耕不輟，又隨後舉辦了四次個展，並出版了《潘玉良油畫集》。
由於接受了歐洲畫壇的先進思想，她的畫獨特新穎，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壹壹反映出來。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繪畫的光色變化，以自然抒情的筆調表達出生活中蘊涵的美的境界。而《仰臥女人體》則用筆剛勁，造型簡潔，色彩渾厚，似乎又有19世紀現實主義畫家庫爾貝的影子。然而她這壹階段更多的還是像《紅衣老人》、《黑女像》等風格典雅、構圖莊重的作品。其嫻熟的技法，遒勁的筆力，充分展示了她師承古典主義的嚴謹作風和良好的學院派傳統。據說，她的壹幅《壯士頭像》曾被當時的外交部部長以1000銀元收購，轟動上海灘，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她還有許多作品入選“首屆全國美展”（解放前國民政府時期），被畫界譽為“中國西洋畫壇的第壹流人物” 。
抗戰前，她將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術教學和研究上。這期間，她的作品多為油畫、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題材十分廣泛，功力紮實，同時又或多或少閃現出壹些西方繪畫流派的烙印。此時的她在藝術創作上已經如日中天，逐漸走向成熟，並在畫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可惜她的現代主義畫風並不被當時的主流文化所認可，也與當時在社會中占有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藝術產生嚴重分歧，因而時常受到排斥和貶損。
抗戰期間，她以極大的熱情積極參與當時的現代主義藝術的倡導活動，與前輩和同僚們壹起，成為中國現代藝術思潮的骨幹力量。1931年，她協助蔡元培組織“中國藝術學會”。1934年，她捐贈玉雕佛像支援綏遠軍民抗日。同時她還參加了多次當時美術界的義賣活動，並多次發表講話，譴責壹些“知名人士”遠離現實、話多畫少，並因此受到壹些諸如“妓女不能玷汙象牙之塔”的誹謗攻擊。但她不為所動，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藝術創作和社會活動。她創作的油畫《白菊》，就寄托了自己對藝術、對愛情無限忠誠的追求。
可惜的是，雖然她有誌於獻身國內美術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卻使她難以在保守的中國社會立足。1937年，借參加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和舉辦自己畫展的機會，她終於再次離開生活了八年的中國，遠赴歐洲繼續深造，開始了她長達40多年客居他鄉的生活，直至去世。
旅居生涯
自古以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難，必須付出更多犧牲，才能成就事業，潘玉良也不例外。
初到法國，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緊張，許多留法習畫者正紛紛離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據當時正在法國留學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憶，她的住處就是在歌劇《波西米亞人》中所描繪的許多窮畫家、窮學生聚居的“拉丁區”的壹個小閣樓裏。房間的墻上貼滿了她畫的素描，線條非常流暢，而且很有力，多是裸體，其中還有她的自畫像。
在法國，畫家屬於自由職業者，要靠賣畫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費的城市，為人忠厚誠實的她，沒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會宣傳“推銷”自己。於是她的畫賣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會補助金勉強維持生計。然而，巴黎濃厚的藝術氛圍很快使她忽略了壹切的困難，依然孜孜不倦地創作。旅法畫家賀慕群曾回憶說：“潘玉良生活並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樂於助人。她常留短發，喜喝酒，不拘細節，說話時聲音很大，氣勢不讓須眉，頗有男子氣度。晚年時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壹條小街，她住在頂樓，住房兼畫室，生活清苦，但是勤於作畫，有時候壹天到晚在家作畫，整天都不出來。1954年，法國曾拍過壹部記錄片《蒙巴拿斯人》，介紹這個地區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壹的壹個東方人。”
此時的她比第壹次赴法時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她開始有選擇地從眾多藝術大師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廣征博采，融合了後期印象派、野獸派以及其他流派繪畫的某些風格和韻味。她在借鑒他人的同時還能明確地抒發自己的感受和創造，沒有拘泥於壹種風格、壹種形式之中。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後，社會慢慢恢復正常，她更加積極地投入創作，每年定期參加在巴
黎的壹些團體展。1945年，她被選為中國旅法藝術學會會長，並於當年與同仁致電國內當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奪和破壞的中國藝術品。1948年10月，她與剛從上海來巴黎不久的趙無極以及其他兩位中國畫家舉行聯展。隨後她又先後在法國、英國、德國、美國、意大利、比利時、希臘、日本等國舉辦多場個人畫展。
在數十年的國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畫創作領域成就卓越，還嘗試用中國畫、版畫、雕塑等藝術形式進行創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畫《自畫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攤》，雕塑《王濟遠像》、《張大千像》等。她參加過法國的第51屆、55屆、56屆“法國獨立沙龍展”，作品油畫《裸女》還參加過1946年“秋季沙龍展”、聯合國舉辦的“現代國際藝術展”，並且在美國、英國、意大利、希臘等國巡展。她榮獲的國際獎項***有21個。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國際藝術展覽會金獎外，還有法國國家金質獎章，法國藝術、科學、文學、教育促進會金獎，巴黎市“多爾烈獎”，比利時金質獎章等。除油畫之外，她還創作了雕塑《格魯賽頭像》、《蒙德梭魯頭像》，後分別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館和法國國立教育學院收藏。
雖然她才華橫溢、勤奮有加，但因為她極強的個性，羅馬、巴黎藝術殿堂大師級的位置始終與她無緣。認識她的朋友說，她有“三不”女士的稱號：壹生堅持不入外國國籍，不戀愛，不和任何畫商簽訂合同，努力做壹個獨立的人。這樣的想法，前兩項對她似乎不難，但第三項不免影響了她在巴黎藝術界的利益。特別是戰後，藝術家與畫廊的合作更為密切，拒絕與畫商合作，成功的機會就減少了許多。盡管如此，仍有賞識她才華的法國文化界人士，邀請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館舉行展覽。
然而，她在贏得功名的同時也失去了心靈的自由，失去了心靈自由的最高結晶——愛情。
新中國成立後，壹大批藝術家返回國內，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劉海粟也給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國。隨著年歲的增長，體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親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國之事，1956年她申請回國，但法國當局卻不準她將自己的作品帶回。就在她迫切想拋開法國的壹切榮譽返鄉之時，她的大恩人潘贊化卻活得越來越低迷。
1960年，潘贊化在安徽病逝。聞此消息，她悲痛欲絕，從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畫筆。他是她壹生的至愛，他對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卻沒能陪伴他，照顧他，哪怕是在他彌留之際。她的心開始蒼老了，有人說她已經不愛潘贊化了，她只愛她的畫。她不為所動，在關系到自己尊嚴、事業、愛好的問題上依然我行我素。幾年前，她曾寄給潘贊化壹首小詩，寫道：“遐路思難行，異域壹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身處繁華界，心湧故國情。何日飛故裏，不作寄籬人。”懷著濃濃思鄉情，她獨自在法國勇闖壹道壹道的難關，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華，追尋心靈的快樂，追求人生的真諦。終於，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萬眾景仰，百世流芳。而這是否就是當她還是潘家二夫人時，就壹直做的夢呢？
1964年中法建交，她應邀出席中國駐法大使館舉辦的首次“國慶招待會”。首任駐法大使向她介紹了祖國的發展情況。目睹這麽多中國人聚在壹起，她又萌發了回國的念頭。於是，她立刻寫信給兒子，要他辦理回國探親手續，可是就在她動身之時，卻聽到劉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棄了回國的念頭。“四人幫”被粉碎後，她又重燃起回國的希望，卻因百病纏身，醫生最終不允許她出行。1976年，她給兒子潘牟寫信說：“我的精神很痛苦，壹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國。妳喜歡吃我做的紅燒肉，等我把身體養好了，就回來做給妳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肓，來日不多，回鄉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頭底下，總壓著壹張紙條：“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煩朋友們將這封信寄給小孫潘忠玉留作紀念。中國，安慶市，郭家橋41號。”她是多麽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運回祖國，給親人壹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沒能盼到這壹天，帶著凝聚畢生心血的繪畫作品，她在巴黎的邊緣地帶度過了余生。
1977年7月22日，巴黎眾多的藝術沙龍，籠罩在壹片悲哀之中。在安眠著許多傑出藝術家的墓地裏，新添了壹座平滑如鏡、懸掛著10多枚獎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鑲嵌著長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壹行用中國隸體字鐫刻的碑文——“藝術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鮮花遍地，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紅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淚流滿面。可是，墓前獨獨缺少了她親人的哭泣。這位藝術美的制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運的寵幸，最終只能長眠在異域的土地上。
人格的魅力
從小生活在爾虞我詐的怡春院，使潘玉良很早就意識到要拯救自己不能靠色情的誘惑，不能將命運托付給男性，而要靠另壹條道路——自強不息。從壹個沒有受過最基本教育的青樓女子成為蜚聲世界藝壇的藝術家，可以想像她所付出的艱辛和所經歷的坎坷。當人們贊美她的生命和才華時，是否想到，這全是她靠自己的奮鬥不息，孜孜不倦所得來的？
雖自幼淪落風塵，她為人處世卻絕不沾染風塵女子的習氣，從不扭扭捏捏，也不賣弄風情。還在上海美專念書時，她和同班同學，後來的畫家劉葦壹起在杭州山上寫生，她躲到雷峰塔墻圈裏小便，這時壹夥男同學過來了，劉葦喊她快出來。她卻蹲在裏面說：“誰怕他們！他們管得著我撒尿嗎？” 她善於唱京戲，課堂休息的時候同學們叫她唱壹段，她毫不膽怯，立刻清了清嗓子，唱壹段《李陵碑》。聲調十分淒涼，老師和同學們都聽得呆了，待她唱完後好久才想起鼓掌。真實的她就是這樣壹個具有男子氣質的女人，做事、說話都直來直去。
當年旅居法國巴黎時，走在香榭麗舍的大街上，她就有很高的“回頭率”。並非因為她十分漂亮，而是她獅子鼻、厚嘴唇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說很醜，穿著打扮也十分奇怪。但和她接觸過的人都說她為人善良、內心堅韌。也正是因為這些，她最終得以憑著出色的藝術成就獲得人們的尊敬。周小燕回憶說：“潘玉良其實長得很難看，但人很善良、很樸實，這就是她當時給我的印象。”後人也許出於對她的敬慕，總願意把她想像成壹個美女。
這裏還要提到的是她第二次到法國後的壹段情感糾葛。當時她境況窘迫，生活十分困難，壹位開餐館的華人老板王守義常默默地接濟她。王守義受惠於他的老鄉李石曾所開創的留法勤工儉學活動，於1920年去法國，後來在巴黎聖·米歇街開了壹間中餐館，取名叫東方飯店。他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的接濟使潘玉良有了安定的生活環境，也撫慰了她“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孤寂，給她帶來了壹絲溫暖。有壹陣她的畫室漏雨，不能作畫，王守義就立刻去買材料修理裝修。潘贊化死後，她開始和他同居，直到去世。
縱觀潘玉良的壹生，傳奇性遠遠多於藝術性。她用自己的行動，突破了當時以男性為主體的繪畫風氣，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而她的傳奇性成長經歷，也展現了性別文化上的獨特風景。當然，她在藝術史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她是20世紀初在社會變革和東西文化碰撞的融合下，經過個人努力獲得成功的女性，與眾不同的經歷和性格使她的畫風自成壹家。她並未繼承傳統士大夫文人的繪畫風格，而是很好地統壹了西洋畫和中國畫的長處。她的繪畫中有雕塑感，雕塑中又有繪畫感。與她壹樣有如此好的寫實功力，又不墨守成規，具有創新精神的畫家不多見，女畫家更是少之又少。
人死如燈滅。潘玉良死後，她留在巴黎的大量繪畫作品不為人所知。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她的學生、著名畫家郁風與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吳作人借巴黎之行，順便尋訪她的生活蹤跡，結果在她終老的拉丁區地窨子裏發現了她的遺作。據資料記載，有油畫、水墨畫、版畫、雕塑、素描、速寫等多達4000多件。由於長期缺乏保護，有的已黴變腐爛。郁風對完好無損的油畫、中國畫壹壹進行分類。整理工作結束後，他請中國駐法大使館代為保管這些作品。後來，這批作品由當時的美協安徽分會在文化部和駐法使館的協助下運回國內，轉交安徽省博物館收藏。同時 “潘玉良紀念館” 也開始籌建。
40年後，這位細膩、剛強、堅韌的女畫家終於圓了許久的願望，得以魂歸故裏。經過時代的洗禮和錘煉，她用自己的精神品質和藝術才華抒寫了壹代中國女性的精神歷史，鑄就了中國女性藝術家新的精神靈魂和審美高度，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壹代女性畫家的“畫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