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造妖言妖書”律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戶部侍郎金簡之子雲布在家中收到直隸鹽山縣民王琦投遞的字帖。後追查到乃是王琦之弟王尋聽信占蔔者言，指示其兄上京投遞以求功名。字帖後被認定為逆書。大學士於敏中上折奏請:“應將該犯王尋照造作妖書律擬斬……王琦雖訊無通同造作逆書，但代為進京投遞字跡，亦非安分之人，應發往烏魯木齊給兵丁為奴”。[1]朱批:“奉旨王尋著即處斬，余依議，欽此。”。[2]象這樣依據“造妖言妖書”律定罪的案例還有7案。
（2）“師巫邪術”律
山東泰安縣民王仲智潛居修煉，收藏不法書籍。巡撫國泰將王仲智比照大逆律問擬奏聞，帝諭:“各書並非該犯自造，較江西逆犯王錫侯之罪輕重懸殊，即照‘左道異端湯蔔術律，擬罪已足蔽辜”[3]。王仲智壹案後交刑部另行定擬具奏。
（3）“不應為”律
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浙江上虞縣民丁文彬因到曲阜書示聖公府投遞逆書，山東巡撫楊應據上折:‘喳律載謀反大逆不分首從皆淩遲處死，丁文彬應照大逆律即行淩遲處死”[4]，而傳播閱讀丁所作逆書的人“亦難辭其答，應照不應為事理重者枷十律，各杖八十，遷回原籍照例發落。”[5]後丁文彬被淩遲處死，其余人犯得到相應處理。
（4）“誣告”律
在“陳希聖誣告鄧惠收藏禁書案”中，陳希聖為報私仇誣陷報復鄧惠，稱鄧家藏《登壇必究》等逆書，並稱鄧自作《履歷誌》、《敘誌五言古風》逆書。後在審訊中承認是挾嫌控告，福建巡撫李湖上折具奏:‘喳律載造譏緯妖言惑眾者斬監候，又例載舉首詩文書劄悖逆鉚喇者，除顯有逆跡仍照律擬罪外，若只是字句失檢，涉於蒯以，並無確實形跡者，將舉首之人即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各等語……陳希聖依誣告人死罪未決，杖壹百流三千裏，加徒役三年”。[6]朱批:“該部議處”。[7]
（5）“謀反大逆”律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乾隆帝冬巡盛京，錦縣生員金從善跪禦道旁上書，首及“健儲”，次為“復立後”，還有“納諫”、“施德”。金從善條陳“立儲”的理由道:“大清不宜立太子，豈以不正之運自待耶”，乾隆帝斥其“非惟低斥朕躬，並且幹犯列祖”；金從善又在請“復立後”理由中，欲使帝下罪己詔；金從善還請帝納諫，乾隆帝辯道，自其臨禦以來，“從無拒諫之事”；至於“請施德”，乾隆帝更不接受，自謂“恩德之及民，不為不厚”。乾隆帝定性此條陳“為從未有之狂誕悖逆，命行在大學士、刀即嚴審定擬具奏。大學士等以金從善應照謀反大逆擬淩遲處死奏聞。後得旨“金從善著從寬改為斬決”。[8]
這樣的案例很多，根據作者在《清代文字獄檔》與《清朝文字獄》中的統計，***有64案。“謀反大逆”也是清朝文字獄案件中被引用最多的罪名。
（6）“上書陳言”律
乾隆二十年(1755)十二月，楊淮震因赴德州知州衙門呈獻《霹靂神策》。後因被認定為“逆書”，山東巡撫上折：“應如司擬照縱橫之徒假以上書巧言令色、希求進用律，杖壹百折責四十版，令楊淮震仍照生員不許壹言建白，違者默革，應照例革責”。[9]後楊被做了相應處理。
（7）“收藏禁書”律
乾隆二十壹年(1756)，雲南楚雄府黑鹽井刑書稟稱，該縣井民施爾信，家中藏有不法邪言。巡撫郭壹裕隨即嚴以究治，縣民李啟聖、王晉國等人依次被牽連，但查來查去，只見“流”而不見“源”。為了下臺，《偽稿案》硬是把罪責栽在盧魯生和劉時達頭上，使他二人做了冤鬼，此次案件也是栽贓結案。造邪言者未捉到，就拿傳抄藏匿者治罪。雲貴總督恒文及雲南巡撫郭壹裕奏請朝廷，“擬比照私藏妖書律，判處李啟聖杖壹百，流三千裏；王晉國等各杖八十”。[10]
（8）“詐傳詔旨”律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福建學政紀的主持延平府歲試，永安縣童生鄧文亮因屢敗文場，求名心切，徑自呈遞其所作《戒淫說》、《戒暴文》及詩章。其中《戒暴文》中妄稱夢見世宗，世宗“諭以機密事查拿逆犯馬朝柱”(馬朝柱系當時湖北“匪首”)，當場便被抓獲，福建巡撫定長以“詐傳詔旨律”擬斬請旨。得旨:“三法司核擬具奏”。[11]
（9）“違制”律
在“震宇治平新策案”中，劉震宇為求功名，向湖南布政使周人驥呈送其作《佐理萬世治平新策》書壹部，被發現有忤逆不法之處。巡撫範時緩上折:“查律載生員不許壹言建白違者默革以違制論，依律應將劉震宇默革杖壹百發落。”最後乾隆皇帝諭:“應照生員違制建白律黜革杖責，解回原籍。”[12]
2.三個例文
（1）“造妖言妖書”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劉翺到湖南巡撫衙門案呈《供狀書》壹本，被發現有悖逆內容。巡撫李湖奏折請:“查例載凡妄布邪言，書寫彌次占，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皆斬監候……(劉翺)應照妄布邪言為首斬決例請旨即行正法。”乾隆朱批:“三法司核擬速奏。”
（2）“誣告”例
胡元傑，以教書為生。他在翻看朋友所送的戴如煌著《秋鶴近草》時，發現了壹些自認為違礙的詩句，想以此報案從中得些好處，於是到光州知州陳文緯衙門首告。陳文緯詳細查看了戴詩，覺得並無違礙。刑訊胡元傑時，胡承認是訛詐，想多得些銀錢而已。後河南巡撫李世傑將此事上奏朝廷:‘查例載舉首詩文悖逆，若只字句失檢，涉於疑似並無確實形跡，即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又名例律內載誣告叛逆未決者擬斬監候，不及妻子財產各項等語……(胡元傑)若照例擬斬監候，未足蔽辜，應請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朱批:“三法司核擬速奏。”
（3）“越訴”例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湖北宜昌生員艾家鑒在鄉試試卷上，寫入增本州生員名額及州中書役顛倒詞訟、征賦苛刻等弊情的條陳。隨即湖北巡撫鄭大進據情入奏，帝命嚴審定擬具奏。十壹月，鄭大進奏請“查例載凡假以建言為由，挾制官府，及將暖昧不明奸贓事情，汙人名節，報復私仇者，文武官俱革職；軍民人等，皆發附近充軍……艾家鑒合依驀越告機密重事不實發邊遠充軍例，請從重改發烏魯木齊等處充當苦差”。得旨:“該部議奏”。
3.五個成案
在文字獄案件的發展進程中，有五個成案被皇帝屢次提及，比附為其他文字獄案件定性的法律依據。這五案分別是:呂留良文字獄案，戴名世《南山集》案，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王錫侯《字貫》案，徐述夔《壹柱樓詩》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