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出生於湖南湘西鳳凰縣壹個三代從軍的軍人家庭。因此地隸屬湖南鳳凰廳，故在熊希齡成名之後，他又被人尊稱為熊鳳凰， 家住鳳凰縣沱江鎮文星街。鳳凰地處湘西，民風樸野，教育本不發達。熊希齡的父親熊兆祥從軍之時，正值太平天國起事之世，當時湘籍大儒曾國藩在湖南創建湘軍，提倡文人治軍，以理學管治人心，要求軍人“上馬能提刀殺賊，下馬便訓練士卒”，在湖南講教重學於是蔚然成風。熊兆祥自愧自己壹介武夫，難預風流，便壹方面加強自己的修養，壹方面著力培養自己的長子熊希齡，故熊希齡自幼便接受嚴格的家教，壹心向學。熊希齡六歲在鳳凰鎮發蒙，據傳，他“聞壹知十”，《三字經》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滾瓜爛熟。因為稟賦出眾、好學深思且勤奮過人，熊希齡在少年時代便聞名遐邇，被譽為“湖南神童”。熊希齡7歲的時候隨父親回到住在沅州府芷江縣熊公館裏的祖父身邊，變得殷實的家庭環境為他求學奠定了基礎。
1884年，經過多年的私塾苦讀，年僅14歲的熊希齡中了秀才，這不僅對世代行伍的熊家來說十分榮耀，在當時的湘西也是鳳毛麟角。於是，熊希齡的父母決意要讓自己的兒子在科舉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把他送往芷江縣的秀水書院繼續深造。但當時該書院教育無方，熊希齡雖然刻苦，未能中舉。
1888年，江蘇寶山人朱其懿擔任沅州太守，改變了熊希齡的壹生。朱其懿曾在湖南多處擔任知府，“所至有政聲”，尤以興學育才為務，深得湖南士紳的尊崇。朱其懿就職後，了解到沅州學風不振，數十年來，“鄉會試榜久未中人”，於是決意從振興本地教育著手。在他的努力下，1889年，沅水校經堂正式落成開學，該校是壹所具有改革精神的新型書院，壹反當時盛行的科舉教育模式，而以“實學課士”為宗旨。所謂“實學”，即以經史為治學之根本，此外，對詞章、輿地、農政、河渠、兵謀兼而習之。為造就有用人才，朱其懿延攬通經名宿為主講，師資雄厚，於是熊希齡立即投考就學。書院規定，學生必須德才兼修，在必修的基本課程之外，學生可以“選擇壹種自己所喜好的學問，然後由先生指定參考書籍閱讀，再作筆記，晚上交給先生校改”。正是在這裏，熊希齡眼界大開，除了經史學問有長足進步之外，他特別鐘情於歷史與輿地，這種修養最終成為他建功立業的基礎。
1890年，湖南學政按試沅州，熊希齡名列第壹，因此被選調到長沙的湘水校經書院繼續深造。
1891年，參加本省鄉試，以第19名高中，閱卷官對他的評語為“邊楚蠻荒，前無古人，才華之高，乃三湘有為之士”。這時，熊希齡才是弱冠年華，才名壹時譽滿三湘。
1892年，參加進士考試，會試得中，但由於當時殿試要求館閣體，而熊希齡此類書法不佳，於是決定暫不參加殿試，先回去練字，等待下壹次殿試。
1894年，終於高中二甲進士，並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成為不折不扣的湘西鳳凰。
1895年，愛才的朱其懿，把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給了自己的愛徒熊希齡。這位賢淑的夫人，成為熊希齡壹生事業的知心伴侶。 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熊希齡發現，在這滅國亡種的緊急關頭，慈禧竟然還在為自己的六十慶典而大肆耗費本當用來充實武備的大筆財富。這壹醜陋的場面，讓軍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齡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恰在此時，湖南巡撫吳大電奏朝廷，請統率湘軍入朝作戰，暗弱的清廷如獲救命稻草，當即應允。熊希齡立即計劃投筆從戎，但這熱情被兩江總督劉坤壹澆滅，失望的他告假還鄉。不久，讓當時湖南人驕傲的湘軍在對日戰場上壹敗塗地，清政府以簽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這壹慘痛的失敗，讓熊希齡從信賴清政府的迷夢中驚醒，他很快轉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陣營。
1896年，熊希齡給當時的洋務派首領、兩湖總督張之洞上書，強烈要求變法維新，他本人隨後也正式投筆從戎，被張之洞委為兩湖營務處總辦。在這個崗位上，熊希齡認識到了當時軍隊的各種積弊，於是撰寫了《軍制篇》，強烈要求改革軍制，以增強清軍的戰鬥力。這壹軍事著作，被時人認為是“於古今中外軍事融會貫通”，堪為“中國改革新軍的嚆失”。但當時的環境決定了熊希齡的建議終究如泥牛入海，他不得不等待新的時機。而此時，熊希齡的家鄉在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已然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這給了他新的舞臺。
1897年，與譚嗣同等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任總理；又參與創設南學會，創《湘報》，以推動變法維新。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熊遭革職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及至趙爾巽繼任湖南巡撫，對熊備加提攜；趙升東三省總督，任熊為屯墾局總辦。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時，熊經趙爾巽之推薦出任參贊，返國後任東三省農工商局總辦、奉天鹽法道、東三省財政監理官等職，其時有理財能手之稱。在立憲運動中，熊溝通於清政府大員袁世凱、端方、趙爾巽和立憲派首領梁啟超等人之間，冀圖以立憲消弭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起，12月熊由奉赴滬，漸次擁護***和並加入中華民國聯合會。
1912年4月，任唐紹儀內閣財政部長，7月辭職，旋任熱河都統，次年被舉為進步黨名譽理事。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拉攏進步黨人組閣，熊任北洋“第壹流人才內閣”總理兼財政總長。在袁的獨裁統治下，熊曾附署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等命令，“人才內閣”終難有所作為。
1914年2月，袁策動新聞界重提熱河行宮盜寶案，熊以涉嫌被迫辭職，旋受命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熊宦途受挫後，乃轉向慈善和教育事業。
1917年8月，京兆各縣水災，他被特派督辦京畿壹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盡力撫恤流亡，賑濟饑乏，復創辦慈幼局，收養難童。
1918年，在北京香山靜宜園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
1925年，任長沙六中校董會董事長。
1928年，熊任國民政府全國賑濟委員會委員。
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他動員家人和香山慈幼院的師生投身救國抗日活動。
1937年，“八·壹三”淞滬戰起，熊在上海與紅十字會的同仁合力設立傷兵醫院和難民收容所，收容傷兵，救濟難民。京滬淪陷後，熊赴香港為難民、傷兵募捐。
1937年12月25日，因腦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68歲。當時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儀式。 在甲午戰爭以後，維新派為救亡圖存，提出了“教育救國”的口號，所謂“世變日深，需才孔亟；需才之道，立學為先”。湖南在這種背景之下，也開始了新式學堂的籌辦。熊希齡作為湖南籍的翰林學士，在辦學方面自然是義不容辭。在湖南興辦學堂，最早由蔣德鈞在1897年提出，但負責具體事務的重任卻交給了熊希齡。興學需要兩大要件，壹是經費，二是師資。由於湖南財政緊缺，熊希齡通過各種途徑打聽到通過提高食鹽厘金可以解決，但這需要兩江總督劉坤壹的同意。考慮到是為家鄉出力，劉坤壹應允了此事。於是，辦學經費問題總算有了著落。但在聘請教習的問題上，熊希齡卻給自己惹上了極大的麻煩。
按照湖南維新派的設想，湖南要開辦的是壹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時務學堂，物色中西學均精通的教習就成為壹個難題。熊希齡等不得不前往領西洋風氣之先的滬、寧物色人選，經過許多波折，直到1897年7月，黃遵憲奉命赴湖南擔任長寶鹽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經過上海，在他的幫助下，動員了在《時務報》供職的梁啟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維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決。1897年11月，梁啟超壹行抵湘，受到湘紳的熱烈歡迎。陳寶箴為長沙時務學堂定的教學宗旨是“中體西用”，梁啟超堅定地主張開啟民智，似乎二者壹致，但實際上他主持時務學堂，積極鼓吹民權革命學說，倡導立憲。二者的沖突醞釀著極大的風險，熊希齡深知內情，但他仍然支持梁啟超。 1904年，他胸懷實業救國之誌，為改變陶瓷生產的落後狀況，抵制洋瓷傾銷，決心振興湖南瓷業。於是以清政府政治大臣二等參贊官身份，會同醴陵籍舉人文俊鐸赴日本考察，探索新的制瓷工藝。回國後便著手對醴陵瓷業進行調研。提出了“立學堂，設公司，擇地，均利”的主張。不久獲得清政府慈禧太後禦批十萬兩庫銀用於發展醴陵瓷業。1906年，熊希齡在醴陵城北姜灣創辦了“湖南官立瓷業學堂”，在姜嶺下設立了“湖南瓷業制造公司”。自任公司總經理，聘請日本技師和國內優秀技工，引進當時國外最先進的生產工藝和設備，著手進行細瓷研發。到清末，醴陵細瓷進入規模化生產，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1907年，湖南瓷業公司發明創造了五種高火性釉下顏料，並成功燒制出釉下五彩瓷器。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業學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艷黑、赭色和瑪瑙紅等多種釉下顏料。湖南瓷業制造公司的繪畫名師和瓷業學堂陶畫班的畢業生，經過反復研制，采用自制釉下色料，運用國畫雙勾分水填色和“三燒制”法，生產出令人耳目壹新的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運用上，它突破釉下單彩的傳統技藝，運用紅、綠、藍、黃、黑五種原色料（故謂五彩），調配出豐富多彩的陶瓷繪畫色料，講究淡雅用色的表現手法，采用雙勾分水的獨特技法燒制而成。近於寫真效果，水靈通透，清新雅麗，給人以身心愉悅之感。
制作成功的釉下五彩瓷花紋透過釉導溢於瓷表，晶瑩潤澤，具有很高的潔白度、透明度和釉面硬度。釉下彩瓷使瓷器上的花紋有著看得見、摸不著、永不褪色，給人壹種塵囂滌盡、心曠神怡之感。而且還具有瓷化強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強，無鉛鎘之毒，耐酸堿，耐磨損，花面永不褪色，經久耐用等特點，能同時滿足人們對於審美和環保健康的雙重要求，收藏和使用價值更高。
醴陵釉下五彩瓷素以“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罄”著稱於世。這種至高品質在陶瓷領域是獨壹無二。它運用雙勾分水填色的技法，突破釉下單彩的傳統技藝，運用紅、綠、藍、黃、黑五種原色料，調配出五彩繽紛的陶瓷繪畫色料。最後通過“三燒制”法燒成。即第壹次用800—900度將泥坯燒成素坯。然後用陶瓷顏料在素坯上作畫，畫畢後上釉（故稱釉下）。爾後入窯用1380—1400度進行第二次燒制。出窯後進行校形，潔面。再次入窯高溫煉出。成品水靈通透，清新雅麗，近於寫真效果，令人爽心悅目。而且耐磨損，耐酸堿，不褪色，不含鉛、鎘。實屬環保健康瓷。因此，釉下五彩瓷剛壹誕生就被選為清廷的皇宮禦用瓷。新中國成立後，還屢屢成為國家陳設瓷、國賓禮品瓷、國家領導人生活用瓷。極為珍貴的毛瓷就是其中傑出代表。
醴陵釉下五彩瓷問世不久，就在世界舞臺上大放異彩。1909年到1911年間，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別參展武漢勸業會、南洋勸業會和意大利都朗國際賽會，連獲金牌獎。1915年的美國舊金山世博會，即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由湖南瓷業公司吳壽祺等陶瓷藝人創作的釉下五彩《扁豆雙禽瓶》壹舉獲得金獎。該瓶高46.8厘米，敞口直徑20厘米，瓶體潔白如玉，釉面晶瑩潤澤，色彩沈穩典雅，構圖生動自然，造型溫文爾雅，線條舒展流暢。畫面中扁豆紫花叢下壹對竹雞悠閑自得，栩栩如生，寓意太平盛世，和諧***生。作品工藝之精湛，效果之絕美，令人嘆為觀止。被世人譽為“醴陵的玫瑰”、“東方陶瓷藝術的高峰”。從此，醴陵瓷器載譽四海，名聲極盛。“風潮所布，舉國若狂，各埠商販來醴販運瓷器者絡繹不絕”。
2004年6月，受中國奧委會、北京奧組委之托，紅官窯承擔制作贈送國際奧委會要員禮品瓷的任務。於是以1915年獲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金獎的《扁豆雙禽瓶》為原型，創造出富有新意的《世界和瓶》。其器型、規格、畫面照舊，增加壹些奧運題材。瓶上圖飾的扁豆取義中國傳統文化中“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寓意播種和平種子，收獲和平希望。“雙禽”則寓意東西方文化和諧相處。瓶體上由國際奧委會終身榮譽主席薩馬蘭奇、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希臘奧委會主席尼古拉烏和中國奧委會名譽主席何振梁分別用英、法、希、中四種文字書寫“從長城到奧林比亞”。該瓶由北京奧組委分別贈送給薩馬蘭奇等國際奧委會6名要員，並被瑞士洛桑奧林匹克博物館永久收藏。 熊希齡慈善濟世有三個壯舉 。
壹是1917年領銜賑災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內大雨連綿，山洪暴漲，京畿壹帶傾城澤國，受災縣達103個，災民超過600萬人。彼時，熊希齡“隱居”在天津，他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沒 。
身處災區的熊希齡目睹了災民的慘狀，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國銀行公會求助，得到了捐款萬余元，交給了京師警察廳購買糧食，運到天津賑災 。同時，他又向政府提出賑災的建議，極力主張籌款，賑濟災區所有饑民 。
他的建議被提交國務會討論，結果閣員們壹致認為：除非由熊希齡出來主賑，方可定義 。政府方面試圖借機逼他重回部門任職，熊希齡也擔心自己不出來主賑，政府不做決定，“則此數百萬之饑民，無有全活希望”，“遂不得不免為其難”。事實上，自退出政界以後，他就把政治看作是罪惡的，但為了災民，不得不結束“隱居”生活 。
賑災必須先有巨款，可北京政府財源枯竭，大總統馮國璋只命財政部撥款30萬元交熊希齡趕辦急賑 。而嚴寒將至，僅取暖用的賑衣壹項，就需支出數百萬。熊希齡決定廣集民間社會資力，以補官款不足 。
1917年10月8日，他利用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向全國各省發出請賑通電，希望全國各地諸君子“胞與為懷，本其己饑己溺之心，為披發纓冠之救”。賑電發出，熊希齡以身作則，先捐現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縫紉棉衣100套，捐給難民。在他的呼籲帶動下，團體、個人捐衣、捐洋者不斷，外國的慈善團體也有幫助 。
同時，熊希齡還聯合梁啟超等人***同發起水災遊藝助賑會，“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資盡數充賑”，並憑借個人聲望，向外國洋行借款數百萬元，作為救濟專款。此外，他發電請求唐山、開灤等地務物局捐贈煤炭5000噸，並要求北洋政府為賑災提供諸多便利 。
為了統壹放賑，熊希齡還組織成立了聯合辦賑機構——“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自任會長，統籌放賑中的種種實際問題。在賑濟災民的同時，他又開始了對河工的治理，試圖根治水患，並開展以工代賑，既救濟了災民，也為受災地區留下了永久建設。救災讓熊希齡擺脫了政治生活帶來的消極苦悶，開始確立了為慈善事業奮鬥的意願。此後他多次，拯救無數生命 。
二是組建世界紅卍字會 。1922年4月，直奉大戰爆發，熊希齡又組織救護隊，前往戰地救治難民。軍閥混戰不停，讓他認識到籌組全國性慈善社團聯合會的困難，遂決定組建壹個永久性的救濟機構，用於對付無休止的天災人禍。這個機構在直奉大戰結束不久後成立，名稱為世界紅卍字會 。
世界紅卍字會是道院的壹批人與熊希齡等中外人士聯合發起成立的壹個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宗旨的慈善救濟網絡，於1922年10月2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
1925年，會中人推熊希齡為會長，直到1937年他去世為止，連任三屆，歷時12年之久 。
在任職期間，熊希齡組織救護隊奔赴戰地，“救濟災民，埋葬遺骸，收容婦孺，成績甚優”，同時，他還多次親手草擬函電，勸告交戰的各方軍閥停戰議和 。在沒有災患的時候，世界紅卍字會開設辦理殘廢院、育嬰堂、盲啞院、卍字醫院、平民工作所、平民貸濟處、冬季粥廠等等 。
1928年新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時，仍準許世界紅卍字會繼續立案 ，並任命熊希齡為賑款委員 。1931年，熊著《十六省救濟水災意見書》，對於救濟的辦法、措施、步驟做了十分詳盡的論述 。
三是創建香山慈幼院 。1918年4月，河北水患已平，慈幼局準備解散，但還有兩百余人無人認領 。如此壹來，熊希齡不得不考慮建壹所永久性的機構，用於收養這些無家可歸的孩子。但由於在北京城內找不到合適的地方，熊希齡只能上呈大總統徐世昌，請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內務府交涉，把已經廢棄的前清行宮香山靜宜園撥出，創建香山慈幼院 。
香山慈幼院收錄兒童“專以孤貧為限”，凡欲入院者，必須“有人介紹及其家長請求” 。基於該院性質，熊希齡為其確定的辦學宗旨是：“教養孤貧失學之男女兒童，使有適當之智能、道德，俾可謀生與社會 。”為了實現這樣的宗旨，香山慈幼院與任何普通國民學校都不同，推行的是“三合壹”的教育體制：學校、家庭與社會三位壹體 。慈幼院建立了完整的組織體系和免費教育培養的制度體系，辦學經費除了財政撥款外，還有中外善士及各機關團體的捐款 。
熊希齡在辦理香山慈幼院的過程中，形成了壹種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觀與教育觀相結合的思想，其本質就是貧富均等的教育觀 。他把香山慈幼院當作是對現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壹種補充，極盡自己的能力，讓貧困的孩子享受到當時最新式最先進的教育 。
到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經發展成壹個總院、五個分院，總院是香山慈幼院；分院包括萌養院（幼兒教育）、小學、中學、師範和職業教育等幾個分支 。為了能夠讓這些孤貧兒童享受到家庭溫暖，香山慈幼院創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這種教育模式比奧地利的世界第壹所國際SOS兒童村早了十幾年 。香山慈幼院從1919年破土動工建設到1920年正式開園，壹直到1949年結束，辦了30年，先後培養學生六千多人，大部分都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有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