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部晚清漢譯地理名著，如何影響了近代日本的世界觀？
五口通商之初，自雍正以來基本中止的西學東傳潮流又再度掀起。這壹時期，傳播西方科學的主力軍是英美新教傳教士，主要傳播方式是在通商口岸創辦報紙、興辦學校、創辦出版機構等等。數百年的閉關鎖國之後，東亞諸國的自然科學知識水平已非西方敵手，科學知識自然從西方傳向東亞。誕生在寧波外灘洋人居住區的壹些科普讀物，對近代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典型的便是首部漢譯地理名著《地球說略》。它是晚清中國的西方地理學譯著中第壹部以地球為描述對象的簡明讀物。
1853年美國人美魏茶手繪寧波地圖，圖中半島東側即為寧波外灘
夷學起浹江，誕生在寧波外灘的地理科普書
《地球說略》於1856年在著名的西學傳播出版社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出版，作者為北美長老會傳教士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其前作為祎氏於1848年編譯的《地球圖說》，今已難見其貌。《地球圖說》據說***有53頁，是壹本介紹世界地理的簡明讀物，書前附有各國國旗圖樣，介紹了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位置和風物, 圖文結合, 扼要可讀。早期西人在中國科普往往用外語或當地方言羅馬字著作，《地球圖說》則不同，其伊始就為漢語文言文。作為首部用漢字言西事的地理著作, 本書準確性較高, 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有“開眼看世界第壹人”之稱的魏源就受其影響。
祎理哲
1841年10月，浙江的定海、鎮海、寧波三城先後失守。前方接連傳來的敗績，讓曾任裕謙幕僚、參與浙東之戰的魏源開始苦苦反思：為什麽“天朝上國”竟敗給了人數不多、遠道而來的英國侵略者？於是，他結合林則徐贈送的《四洲誌》，研究禦敵之策，最終寫成了著名的《海國圖誌》。《海國圖誌》是當時國人介紹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和歷史地理最詳實的專著，其目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希望中國人通過了解西方各國的國情，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抵禦外侮，振奮國威。1842年的《海國圖誌》為50卷。他見到《地球圖說》後，於1852年又將《海國圖誌》擴充為百卷本，其中征引《地球圖說》達34處。
《海國圖誌》
《海國圖誌》在完善中，《地球圖說》亦是。1856年，祎理哲在主持華花聖經書房期間，與當地壹名李姓讀書人，壹起采輯、參考群書，將該書擴充，易名為《地球說略》重新出版。《地球說略》全書擴至110頁，16開本，文字仍舊采用漢語文言文。祎理哲在引言開宗明義，解釋了編輯此書的目的，就是讓中國人了解西方，“今余來中華有年矣，見夫中華之人，與他國相貿易，所在多有。可知他國之人情物產及教述禮義等，未容惘然。”
1856年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原版《地球說略》（哈佛大學館藏）
本書正文部分分地球圓體說、地球輪轉說、地球圖說、大洲圖說、大洋圖說、亞細亞大洲圖說、歐羅巴大洲圖說、亞非利加大洲圖說和亞美理駕大洲圖說。正文首先是介紹地理科學知識，如對於地球圓體說，他通過形象例子來證明：“譬如壹大河，闊五六裏，人側而低其頭平看對岸，則對岸之小屋小艇平地，皆不得見，只見對岸之高山大樹而已。此是何故？因水面微高，略成圓形，即能遮目之故。”
自然地理之後，又為社會地理。主要介紹了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位置、風物特產、語言文化、民俗宗教。需要註意的是，本書把大中國和蒙古、滿洲、西藏並列。但這並不意味著祎理哲認為“大中國和蒙古、滿洲、西藏” 不是壹個國家，相反地，他很明確地說明這些領土屬於大清。如書中明言“（蒙古）地屬大清國之內，亦歸清皇管轄”，又說“（滿洲）地屬大清國之內，現今亦歸清皇管轄內……因滿洲與中國同壹君王。”
原版《地球說略》“滿洲圖說”
此觀念在同出版社的《地理書》《地球圖》中可證，它們為漢學家丁韙良的方言地理科普書。《地球圖》中的“中國”地圖，也是僅僅出現了關內；不過本作亞洲地圖中的“大清國”，則涵蓋了“中國”“滿洲”“蒙古”等地。《地球圖》的姐妹篇《地理書》有單幅大圖《大清壹統圖》，涵蓋了中國各省和各民族地區，意為“大清”才是壹個國家。所以，丁韙良、祎理哲等西方人眼中的“大清國”才對應現代國家意義上的中國。
《地理書》大清壹統圖
這個顯然是祎理哲等人以西方大國為參照物，形成的觀念。他們認為，類似於聯合王國國王同時又是英格蘭國王、蘇格蘭國王壹樣，大清皇帝也擁有中國皇帝、滿洲旗主（皇帝）、蒙古大汗多重身份；從國家性質來說，同英國壹樣，大清是壹個統壹的國家。傳教士們並無惡意，但這壹點後來卻被日本擴張主義分子給利用了。
西風拂東瀛，促進了日本近代化的地理科普書
同雍正後的中國壹樣，江戶時代的日本也進入了閉關鎖國時代，江戶幕府於寬永十年至十六年（1633-1639年）間發布壹連串禁令，禁止基督教，實施鎖國政策。從此，日本斷絕了與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的交往；僅允許唐船（中國船）和荷蘭船至長崎港貿易。 每年有許多中國商船駛進長崎，載入包括書籍在內的大量商品。有學者提出“海上書籍之路”的說法，僅1840年—1855年，通過“海上書籍之路”運往日本的書籍就達3407種。寧波是中國書籍流向日本、朝鮮的主要港口城市，起航運往日本長崎、大阪等地，其中的書籍應該就包括了《地球說略》。
清代《長崎唐船貿易繪卷》（局部）
清代日本畫作《寧波船》
《地球說略》流入日本的具體時間和具體地點目前均無明確記載。不過，我們可從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的生平大致可判斷出此書流入日本的時間。瑪高溫是最早進入長崎的傳教士，具體時間為日本安政六年（1859 年）；此前，他在寧波定居。他到日本後，還介紹林約翰來日本療養，林約翰就賣起了這本書。與此同時，赫伯恩也正在神奈川出售《地球說略》，且銷售量喜人，“祎氏的地理學書也出售了二百五十冊。該著作在日本人中間獲得了非常好的評價，已經給江戶的書店送去了二百冊左右，那家書店購買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賣。
”（高谷道男《赫伯恩書簡》）
瑪高溫
日本人對西學知識追求如此饑渴，因為他們有著同樣的遭遇。1854年3月31日，江戶幕府被迫訂立《神奈川條約》，從此國門洞開，突破了以長崎為唯壹對外聯系港口的鎖國體制。世界觀改變後，日本興起了“求知識於世界”的求知欲。幕府末期的日本學者發現，經寧波輸入的文獻所學到的西洋學，其水準比荷蘭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方列強的殘酷教育和中國人的啟發下，日本知識分子很快地接受了中國人民的寶貴認識，繼蘭學之後，開始把目光轉向英美。在東亞朝貢體系崩潰前，漢語文言文壹直是東亞地區的書面語，地位相當於歐洲中世紀的拉丁文，日本知識分子都能夠熟練讀寫文言文。日本人在沒有掌握英語等外語之前，借助《地球說略》等漢譯自然科學書籍，是最為方便的路徑。這些西洋漢譯科學著作很快成為了熱銷商品。
江戶時代的出版水準很高，哪怕只從中國傳來壹冊新書，只要有市場，且書中不含有抵觸幕府忌諱的內容，和刻本就會馬上出現。當時也沒版權之說，所以很快就有了《地球說略》的和刻本。由於明治六年（1873 年）前，日本在對待基督教的流入問題上壹直都采取著批判的態度，書中絕不能出現任何基督教相關的詞匯。萬延元年（1860 年），蘭學家箕作阮甫對此書進行了添加訓點、刪除和基督教有關的字句的修改，由老皂館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發行。從和刻本的扉頁可見，原出版社社名“寧波華花聖經書房”中的“聖經”兩字就給刪去了；前言中“耶穌降世壹千八百五十六年”也被改刪改成“壹千八百五十六年”。《地球說略》的和課本出版後，它作為簡明的世界地理入門書很受歡迎，多次被人再版，明治初年還壹度成為很多學校的地理教科書。
1860年老皂館版《地球說略》（早稻田大學館藏）
日人念歪經，遭到了軍國主義曲解的地理科普書
歐美傳教士在中國通商口岸出版的《地球說略》等漢譯西書，本意是要在中國傳播西方文化，希望引起清廷上層和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視。這些漢譯西書雖然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學起了壹定的作用，可是在清廷強大的保守勢力抵制下，收效不大。江戶幕府被推翻後，日本上層保守勢力被打倒，統治階層更換，西式科學在日本大大減少了傳播的阻力。這些書在日本開國維新、思想啟蒙的過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墻內開花墻外香”，西方漢學家在中國播的種，卻在日本結了果。
接觸到西學後，日本學者開始出現了反對崇拜中國的風氣，對以前所持的華夷秩序觀進行轉換。受西方文獻影響，他們對中國諸部重新分類，並逐漸提出了“中國本部”“支那本部”的觀念。這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成為其分裂中國的指導思想。1875年，福田敬業譯《地球說略》，以《地球說略釋解》名義分四卷出版。書中將“大中國”註音為“シナ”，即支那，盡管沒用本部概念，實質沒有兩樣。從本書扉頁來看，這位老兄人品也不咋的，起碼是不如箕作阮甫；他僅保留原作者姓名，直接將原出版社“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全部刪去，改為“東京書鋪寶實堂”。他都不考慮事實，1856年的時候，東京哪裏來的《地球說略》？
1875年東京書鋪寶實堂版《地球說略釋解》（早稻田大學館藏）
1899 年，矢津昌永在《萬國地理》繼續發展上述思想，直接把清國分為本部和外藩兩部分。他在敘述中“清國”常僅指其本部，其潛意就展露無遺：滿洲、蒙古、伊犁（新疆）和西藏諸部不屬清國或支那。《地球說略》等西方地理科普書可是分明寫著這些都“地屬大清國”，可以說，軍國主義者完全是斷章取義。
清季民初，部分激進的留日中國學者如劉師培受到日本人影響，接受並使用支那本部這壹理念時，他們已然將諸部排除於中國之外。當時在日的革命團體如同盟會、***進會，受此影響，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1911年10月11日，***進會發動武昌起義，宣告成立鄂軍都督府（俗稱湖北軍政府），以十八星旗為軍政府旗幟。十八星旗有黑九角內外兩圈各九顆***十八顆圓星，代表關內漢族的十八行省。次年，民國成立後，此旗遭到東三省議員反對，因為十八星旗並不包括東三省，也不能代表全中國。
十八星旗
明朝就沒有諸部***存嗎？須知雲貴、遼東等地的少數民族仍然是明朝壹分子，烏斯藏僧侶依舊要到朝廷任職。就連建立清朝的努爾哈赤家族，自祖先猛哥帖木兒被明成祖封為建州左衛都指揮使以來，他們壹直是明朝的官吏。再則，要是先秦時期就屬燕國的遼東都不算漢地的話，雲貴難道就是嗎？那邊改土歸流可是清朝雍正時期才實行的。可見，漢地十八省之說，本身就前後矛盾，站不住腳。
秦朝疆域圖
1907年，楊度在其主辦的《中國新報》刊登《金鐵主義》，也認為中國堅決不能接受日本這類學說，說：“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當時未進行民族識別，認為只有五族），但可合五為壹，而不可分壹為五。”1912年5月，由於十八星旗爭議極大，參議會經多數表決，決定以象征“五族***和”、五族團結的五色旗作為中華民國國旗，“況中華民國由五大民族結合，而成於旗色之五亦隱然不謀而合。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
五色旗
民國成立後，特別是日軍侵華以來，鑒於問題的嚴重性，國內基本不再用“中國本部”等詞匯。中國學界當然也不乏清醒者，錢穆回顧日本侵華的教訓，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壹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所謂本部非本部之別。秦代萬裏長城早已東達大同江，遼河流域永遠在中國歷史圈之內，如何說它不是中國之本部？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來做侵略的口實。”
三聯書店版《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西學的“中國本部”概念是基於歐洲的民族——國家觀念，其核心是民族本部；但西方漢學家也指出民族不等於國家，《地球說略》多次重申民族地區“地屬大清國之內”。日本擴張主義分子將中國的國家概念偷換為民族概念，然後斷章取義地無視“地屬大清國之內”這壹根本性原則。就其本質而言，近代出現的“中國本部說”，始作俑者是日本擴張主義分子，不應該歸為西方傳教士和清末留日華人，但留日華人也不應該不加批判地使用這壹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