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當時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主張老莊之學。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竹林七賢的作品
嵇康：善古琴，作品是《廣陵散》
阮鹹：制作了同名樂器——“阮鹹”
劉伶：好酒，傳世作品《酒德頌》
向秀：竹林七賢瓦解之後，寫有《思舊賦》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朝廷所不容，最後分崩離析：
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竹林，是壹種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觀，走進鄉間，走進山野，隨意舉目便能瞧見，壹點不稀罕。然當士子走進這平常的竹林，竟產生了文化史的奇觀，產生了政治史的奇跡，產生了心靈史的奇談。
奇觀，奇跡，奇談，壹連串奇字，在魏晉間化出了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鹹、劉伶、王戎。
竹林和七賢渾然壹體，難分難解，人稱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信老莊，尤崇莊子。他們與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莊子化蝶的故事來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賢，還是七賢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賢，七賢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賢是個群體，如若將他們喻為竹子的話，七人猶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參差散立在嵐氣籠罩的竹林中。
有人認為竹林七賢皆是些脫俗之人，其實，他們身上有很多的俗氣，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氣。其可貴之處，在於以苦苦的掙紮來蔑視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處，在於掙脫的失敗，以及由此帶來的沮喪，或“迷途知返”，重新與俗合流。
他們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過同，這個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隱士，是學神仙，是與人間的煙火保持某種距離。沒這個同，不可能聯袂走進竹林中；沒這個同，不可能在壹個相當的時間內將竹林視作為家；沒這個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賢”。
然而，正像偌大個世界中，沒兩棵竹子會是壹模壹樣的，竹林七賢是七個人七個樣。這七棵“竹子”，搖曳多姿，各有各的靜態舞姿，各有各的青黃季節，各有各的風韻精神。
他們身上有異，有反差很強烈的異，這個異是來自如何對待以禍患為底基的榮華富貴？如何對待以煩惱為伴儔的身家性命？如何對待寂寞為主題的漫長生涯？如何對待說空非空生前身後的名？沒這個異，竹林也就太平靜了；沒這個異，七賢的生存狀態也就太簡單了；沒這個異，竹林七賢也就失去了作為千古話題的意義。
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竹林七賢合成活靈活現的眾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賢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體。
竹林七賢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結下了不解之緣。
東晉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種竹，詠嘯著說：“何可壹日無此君。”
北宋蘇東坡面對慘淡人生，灑脫地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有人不禁要問，此書既然為書，為何不寫成章節的式樣，壹氣呵成，而要弄成這壹篇篇支離破碎的勞什子，是否存心在趕新潮，學時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壹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賢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濤、王戎是正常的。然翻開《晉書》中的向秀本傳，會壹陣傻眼，傻眼不在傳主的傳奇，不是傳主的名望，也不是傳主的其他什麽東西，而是本傳太短，短得實在不成樣子，若扣除壹篇不太長的《思舊賦》，居然只有區區九行，不，說得精確壹點，是八行半。向秀本傳是這樣，阮鹹、劉伶兩人的本傳也差不離。三人的本傳如此短少，那麽是否能借助別的史料？可檢覽的結果，除了《世說新語》有零碎的記載，其他史書的相關存錄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寫竹林七賢的整體，那就不可能繞過向秀、阮鹹、劉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來給三人做綜述性傳記，確實有些捉襟見肘，且與其他四人嚴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時代跨度太懸殊。無論是殺身成仁的嵇康，還是抱疾而終的阮籍，都亡於曹魏王朝崩潰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壹並進入了三家歸晉的時代，山濤基本活動在晉武帝壹朝，王戎身當晉末的八王之亂，向秀、阮鹹、劉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壹根主線，貫穿始終的主線，若是硬行做來，必產生閱讀的淩亂感。
面對這樣結構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為棘手，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賢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孫子曰：“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變化之妙，存乎壹心，文法當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復變局，方得出這不是辦法的辦法。
這不是辦法的辦法，旨在讓每壹篇有個鮮明的主題，有個相宜的適度，有個史料互補的機會。分之，各為壹題；合之，匯成總題。
談起撰寫中國歷史的文或書，給人的感覺，似乎有很翔實的史料層壘堆積在那兒，從事史學者只要信手拈來，做些排比、翻譯、詮釋，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傳遞給今人。其實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對的是已入土的時代，壹種沒有任何壹個活人能充當見證人的時代，它只記錄在蟲蠹風朽的斷簡殘篇之中，隱藏在布滿暗紅水漬綠銹斑駁的文物之內，鐫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時明月漢時關，古人故事，陳物舊書，要予以復活，絕非壹件省心的事。
將歷史化為現場，顧名思義，應該是立體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點線的。想時容易做時難，這個難，難在分寸的把握上。過分渲染氣氛，會向小說靠攏，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個時代的味。過於強調忠於史料，無血無肉的枯燥呆板又會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虛構，又不可膠柱鼓瑟，壹種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寫作的原則。
要完整再現過去的時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盡量靠近過去的時代，盡量發掘過去的時代。在確立主題思想後，通過史實鉤稽，加以文學手筆，哲學思考，心理分析，“還原”歷史場景、人物活動及風土人情，勾勒出時代、王朝、人物在歷史進程中的軌跡，揭示盛衰轉化的生態起伏，揭示成敗相依的悲劇因素，揭示禍福相倚的永恒命題。
史學是對人的生活的記錄，文學是對人的生活的描寫，哲學是對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壹體，均源於人基本的生活。把學問變成純粹的學問，遠離人的生活，這是違背了學問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筆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馬遷的《史記》，之所以能成為文化史上碩大的豐碑，成為文史二界的經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讓人尋味。
風流倜儻的清代大才子袁枚，有壹方印章，上鐫“錢塘蘇小是鄉親”。筆者不才，然也想治壹方印章，上刻“夏陽馬遷是祖師”。
備了這樣的印，怯弱的膽氣興許能壯些。
竹林七賢不僅在文學上頗負盛名，而且個個是出了名的好酒者。有關其事跡在古文獻中多有記載，在傳世名畫和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南京市西善橋東晉墓中，發現壹幅刻磚壁畫《竹林七賢圖》，圖上人物廣袖長衫，衣領敞開，跣足袒胸坐於竹林中，嵇康撫琴，阮鹹彈阮，劉伶捧杯，阮籍、山濤、王戎席地而坐，面前置酒杯，向秀似醉，頹然坐地。東晉畫家史道碩所繪的《七賢圖》，也是以竹林七賢為題材的。唐常粲的《七賢像》，形象地描繪了七賢各自獨特的風姿。此外，上海博物館收藏壹幅唐代畫家孫位的《竹林七賢圖》，也稱《高逸圖》，此圖織本設色，畫面已殘缺，僅剩下四個人物：上身赤裸，抱膝而坐的山濤，手持如意、赤足而坐的王戎，手握酒杯回首欲嘔的劉伶和執塵尾扇、面露譏笑的阮籍，均刻畫得入木三分。
竹林七賢生活在晉王朝統治比較昏暗的年代，由於不滿於當朝的統治者，常“飲酒昏酣”、“遺落世事”，頌揚老莊學說，縱酒清談，正如杜甫所雲“沈飲聊自遣，放歌破悉絕”，除了借酒消愁，主要目的是隱於酒鄉，遁世避禍。宋人葉夢得說：“晉人多言飲酒，至於沈醉，未必真在乎酒。蓋時方艱難惟托於酒，可以疏遠世故而已。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為保身之計，……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耳！”竹林七賢以酒來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糾紛，常常做出壹些怪誕癲狂的舉動。
劉伶以其善飲、豪飲而聞名於世。其酒量之大，舉世無雙，可稱為中國古代的“醉星”。“杜康造酒醉劉伶”的傳說在民間流傳極廣。
據記載，劉伶平日少言寡語，惟以飲酒為樂事。常縱酒狂飲，數日不止，劉伶常帶著酒，並命人拿著鐵鍬跟在後面，囑令說，“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劉伶的妻子見他嗜酒如狂，苦苦勸說，劉伶對妻子說：“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總下不了決心，只能向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妳快去置辦酒肉敬鬼神吧！”妻子聽了十分高興，馬上準備了酒肴，要劉伶對鬼神起誓，哪知劉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壹飲壹斛，五鬥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罷取過酒肉大吃狂喝，頃刻間，喝得爛醉如泥。某日，妻子釀制了壹大缸酒，劉伶見了又要酒喝，妻子說：“待酒熟之後，讓妳喝個大醉。”酒熟了，妻子喚劉伶喝酒，劉伶興沖沖地揭開了酒蓋，酒香撲鼻，劉伶忍不住俯身就喝，妻子壹把將他推進了酒缸，隨即壓上了蓋子，氣惱地對缸中的劉伶說：“這回叫妳喝個夠！”三天以後，劉伶妻聽缸中寂然無聲，急忙打開缸蓋，發現缸中酒已見底，劉伶垂頭坐於酒糟上，妻以為劉伶死了，急得大聲呼叫，誰知劉伶慢慢地擡起頭，笑著對妻子說：“妳不是答應我讓我喝個大醉嗎？如今怎麽讓我閑坐在這裏？”其妻啼笑皆非，知道無法讓他把酒戒掉，只好任他日日長醉。
劉伶性情曠達，不為禮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脫光，裸體在屋裏壹邊喝壹邊晃來晃去。壹天，有人去訪劉伶，見他如此模樣，實在看不下去就譏諷他說：“妳也是禮教中人，似這等行徑實在有失體統。”劉伶聽了，醉眼壹翻說：“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裳，妳怎麽跑到我褲子裏來了？”客人啞口無言。
竹林七賢，莫不嗜酒。阮籍又是酒徒中巨擘之壹。他為了逃避混亂政局的滋擾，便以酒避禍全身。據說，晉文帝司馬昭為其子司馬炎求婚於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絕，只好壹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馬昭始終找不到開口的機會而作罷。阮籍家附近有壹小酒店，女店主頗有姿色，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女店主身旁酣睡，雖有醉態卻從無越軌行為。他母親死時，他正與人下棋，棋友勸他趕緊回家，阮籍堅持下完棋，然後飲酒三鬥放聲大哭，口吐鮮血，幾至昏厥。
聽說步兵營廚人善釀酒，儲酒數百斛，阮籍竟主動找晉文帝要求補步校尉之缺，此舉頗為劉伶所不喜，阮籍笑對劉伶說：“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夠我們享用壹番了。”從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飲，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辭職。司馬昭的謀士鐘會，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爛醉如泥，使鐘會無法羅織罪名。阮籍靠酒的掩護，躲過壹場又壹場災禍。
阮鹹是阮籍的侄子，對酒的嗜好不下於叔父阮籍。“處世不交人士，惟其親知弦歌酣宴而已。”據《世說新語》說，阮鹹常與族人壹起聚眾飲酒，飲酒之具不用普通的杯、盞，而用大盆來盛酒，眾人圍坐肆意痛飲。有壹天，大家正圍坐喝酒忽然壹群豬跑過來，擠在盆邊喝酒，阮鹹見了，並不哄趕，而是不在意地與豬同盆喝酒，***享快樂。
阮鹹之子阮孚也是壹個酒徒。他身材矮小而禿頂。為人機敏詼諧，深得皇帝喜愛。皇帝曾將十余個酒瓶上都扣上帽子，置於室內以戲耍阮孚，意思是粗矮的酒瓶與阮孕的身材相仿。阮孕進屋見狀，立刻裝作詫異的樣子說：“弟兄們為什麽在此相對閑坐，還是趁早隨我回家吧！”於是持酒而歸，逗得皇帝撫掌大笑。後因將皇帝所賜的金貂換酒喝而遭彈劾。阮家父子皆可謂酒壇怪傑。
山濤喝酒更有壹絕。據說，山濤飲酒八鬥而止，多壹點都不喝。壹次皇帝請山濤喝酒，為了證實山濤八鬥之量，讓人拿出八鬥酒讓山濤喝，趁山濤不註意時合人偷偷多加了壹些酒進去，山濤喝夠八鬥，再也不喝了，皇帝也連連稱奇
提要：通過檢索《大正藏》的相關譯名、實地考察遺址並綜合分析文獻資料後得出結論：東漢至西音時期漢譯佛經中的釋迦牟尼說法處“竹林”，大多數譯為“竹園”，有關“竹林七賢”系東晉士人附會佛教典故的觀點值得商榷。
自古至今生長竹子的河內山陽，處於郵至洛陽之間，魏晉之際為達官貴人的莊園別墅區，屬政治敏感地區，竹林之遊發生於此地引人註目。“竹林七賢”故事的傳播過程中，兩晉之際的瑯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終通過孫盛之筆，在歷史的記憶 中定格。
關鍵詞：竹林七賢 佛經 山陽
關於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鹹、王戎、劉伶七賢同遊竹林的記載，自東晉初期見著於史傳後，壹千多年間幾乎沒有人對其真實性提出疑問。近代學術巨子陳寅倍先生首發新論，認為“竹林七賢”系東晉士人受佛教“格義”學風影響，取釋迎牟尼說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會《論語》“作者七人”之事數而成，並非歷史實錄。此論石破天驚，影響了當代學術界的研究思路。壹些學者沿著這條思路繼續發展，對“竹林七賢”說進壹步“證偽”，認為竹林七賢之甲的年齡差異和居地距離，使其不可能同時聚會於山陽，而且考證出造假者可能是東晉謝安。然而，筆者通過對“竹林之遊”遺址的實地考察，並梳理了與竹林七賢有關的文獻資料後感到：盡管大師與時賢的觀點推動了竹林七賢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幹慮，難免有失。
其次，自東晉初期“竹林七賢”說流行後，佛經翻譯才開始了由“竹園”向“竹林”的緩慢轉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個時期，“竹園”譯名逐漸下降，“竹林”譯名逐漸上升，“竹林園”的譯名也逐漸上升，統計結果詳見表3。如何解釋這個變化呢?如果還未找到更好的理由，那麽，“竹林七賢”歷史典故的廣為流傳，可能就是影響佛教譯名變化的原因。換句話說，不是佛經的“竹林說法”典故影響了“竹林七賢”稱號的產生，可能是“竹林七賢”的典故影響了佛經翻譯。
兩晉之際“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的佛教格義，是以中國的名詞概念和學術思想去附和解釋佛經，而不是相反。況且格義的最重要規則是解釋者與被解釋者之間存在著可類比的***同性質。因此即使雙方出現互動，士人以佛經典故比附中國歷史文化現象，也應遵循格義規則，在類似事物之間建立聯系。然而，中國的“竹林之遊”與印度的“竹林說法”性質不同。首先，前者是幾個朋友相聚，清談飲酒的平等交流；後者則是教主向信徒布道，聽眾動輒千萬，如竺法護譯《無極寶三昧經》載“壹時佛在羅閱抵竹園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持心梵天所問經》載“壹時佛在王舍城迦鄰竹園中與大比丘眾俱，比丘六萬四千，菩薩七萬二千”。再者，漢晉之際的觀念中，聖人不可學不可至，賢人與聖人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不可同日而語。竹林七賢屬於賢人，與佛教中高僧地位相當，故孫綽作《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佛祖則與聖人同，孫綽《喻道論》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耳”，故他沒有以七賢去“方”諸佛，因為兩者不能類比“格義”。
太行山以南的北方地區，自古便生長竹子，甚至作為經濟作物大面積人工種植。《史記·貨殖列傳》：“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漢晉之際隨著莊園經濟的發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風景秀麗、自給自足的莊園時，壹般要種植竹子。漢末仲長統是山陽高平(今山東濟寧)人，年輕時代活動足跡在北方地區， “年二十余，遊學青、徐、並、冀之間，”後參曹操軍事，長期生活在鄴。而他在《昌言》這樣描寫理想中的莊園：“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西晉潘嶽的莊園則位於洛陽南郊的洛水之濱， 《晉書》卷55《潘嶽傳》載其《閑居賦》：“愛定我居，築室穿池……竹木菇藹，靈果參差”。由此可見，河內山陽嵇康的莊園中有竹林是完全可能的，而歷史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證明，“竹林之遊”的兩處遺址——即嵇康的兩個故居：山陽園宅和嵇山別墅，竹林並非虛構。
第壹，山陽園宅。《水經註》卷9《清水》：“又徑七賢詞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該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瑯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鹹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後人立廟於其處。廟南又有壹泉，東南流，註於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雲：‘白鹿山東南二十五裏，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郭緣生《述征記》關於竹林遺址的記載，又見於多種類書征引，其中《太平禦覽》卷64《居處部四·宅舍》所引最為詳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裏，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郭緣生生平事跡不詳，《隋書·經籍誌》卷2《史部·地理類》記載：“《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該誌《史部·雜傳類》又載：“《武昌先賢傳》宋天門太守郭緣生撰。”可見，郭緣生是南朝劉宋時期人，《述征記》是記載山陽嵇康園宅遺址生長竹林的最早文獻資料。《水經註》中的“七賢祠”，元末改為佛教廟宇“竹林寺”，但寺內有“七賢堂”，供奉竹林七賢。廟南“七賢泉”，後名“竹林泉”。此廟此泉見諸歷代文獻，如《太平寰宇記》、《明壹統誌》、《河南通誌》、《大清壹統誌》、乾隆《獲嘉縣誌》、 《輝縣誌》、道光《修武縣誌》以及今修《修武縣誌》等。竹林寺(七賢祠)遺址與竹林泉相鄰，位於今河南輝縣魯莊與山陽村之間。如今竹林寺已蕩然無存，而竹林泉卻流淌不息，匯成清澈的小溪，繞竹林遺址東流，岸邊有大片翠綠的竹林。訪問村民得知，他們不知“竹林七賢”典故，種竹不是為了紀念先賢，而是當地重要副業。但是對我們這些竹林七賢尋蹤者來說，清涼的泉水和茂密的竹林則有了特殊的意義。
第二，嵇山別墅。魏晉士人除了經常性居住和經營的園宅，還在依山傍水處修建遊樂性的別墅，史書中稱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距竹林泉莊園西北25裏左右的嵇山便擁有別墅。嵇康在與郭氏兄弟互贈的詩中，透露了這壹信息：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亮無佐世才，時俗所不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相佯”。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達理想憧憬的文學描寫，而是坐落在嵇山的別墅，竹林之遊的第二個處所。當筆者沿著漫長而曲折的進山古道，到達群山環抱的山坳——天門山百家巖下的嵇山時，理解了“北山阿”壹詞的含義。《修武縣誌》還附有古代地圖，與考察結果相同。以上文獻中出現的白鹿山、天門山、嵇山，實際上是對同壹座山幾個山峰的不同稱謂。該山位於太行山南部、修武縣北境，山勢極雄偉。百家巖是天門山南坡下壹個約高170米、寬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壹低矮的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與嵇山之間有個約寬30米、長百米的平緩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巖”)，有清泉、山溪，風景秀麗，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處，後被佛教廟宇百巖寺取代。竹林之遊的古跡，集中在這壹帶，如劉伶醒酒臺，孫登長嘯臺，阮氏竹林，嵇康鍛竈、淬劍池等。對此處的自然與人文地理，《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明壹統誌》、《大清壹統誌》、道光《修武縣誌》等做了詳細的記載。
“竹林”的存在已得到了證明，那麽，“七賢”故裏之間的距離，是否能成為他們聚會“竹林”的障礙呢?曹魏前期，士人多離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陽和京畿地區居住，以至選官制度改變了傳統的鄉裏選舉，改用九品中正制。竹林七賢的實際居地與籍貫並無關系，他們多數居河內郡，少數居洛陽，相距不太遠。
漢末長期戰亂造成北中國人口銳減，出現了大量的無主荒田，這種現象在主戰場首都洛陽附近的河南、河內郡更為明顯，故曹操遷漢都於許昌，而定魏都為郵。黃初元年遷都洛陽，當時地廣人稀，官員們多在京畿地區占田建宅，連原籍馮翊的半退職官員楊沛，也在洛陽西郊“占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對南方孫吳用兵，從皖北壽春到洛水以南被劃為屯田區，故官員占田主要在洛水以北。因此位於洛陽北部的河內郡成了戰略後方，地位相當於東晉的會稽。河內郡位於太行山南麓，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達官貴人的莊園水碓，其中“有公主水難三十余區”。嵇康原籍為譙郡人，其父為曹魏督軍糧侍禦史，本人則與長樂亭公主結婚，山陽的莊園既可能由其父所建，也可能來自其妻的陪嫁。竹林七賢之壹王戎，原籍瑯琊，可能也是魏初由其父王渾在山陽置下園宅，成為嵇康長期的鄰居，“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山濤與向秀原籍分別為河內郡懷縣(山陽南鄰，今武陟縣)的小虹橋村和尚村。即使山濤、向秀仍住在故裏，與嵇康園宅相距亦不過70多裏，在“自由”占田的時代，可能住地更近。向秀《思舊賦》說“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居止”不是指住行，而是指居住，上文楊沛“居止”草廬中，是其證。沛人劉伶同樣不在原籍居住，史書所見其活動範圍不出洛陽與河內壹帶。此人行蹤不定， “常乘鹿車，揣壹壺酒，使人荷鍤隨之，雲：‘死便掘地以埋”’。與山陽、懷縣相鄰的河內獲嘉縣有劉伶墓，距嵇康竹林園幾十裏，比山濤、向秀故裏更近。
阮籍住在洛陽城外谷水轉曲而東流處，該地因此得名“阮曲”。阮鹹隨其叔阮籍同居此地，“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雖然洛陽與山陽相距較遠，約250裏左右，但並不能阻礙阮氏叔侄去參加竹林遊宴清談。當時長住洛陽的達官貴人，最喜歡北上河內，到太行山南麓的青山綠水間漁獵，在山墅中飲酒清談。應璩的《與從弟君苗、君育書》透露了有關曹魏士大夫“山陽情結”的寶貴信息。應璩是建安七子應{？}之弟，在洛陽上層交際甚廣，歷任散騎常侍、侍中，大將軍長史等要職，嘉平四年逝世。從信的內容看，原籍汝南的應氏家族如今已在河內山陽落戶，擁有土地園宅。應嫁在信中勸在山陽務農的兩位從弟千萬不要入仕，而要致力於擴大莊園的經營規模，“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典，立身揚名，斯為可矣……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自己混跡官場，是不得已而為之。最高興的活動，是越芒山、渡黃河，北上河內山陽，“閑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朦，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看修，味逾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祟佩，折若華以霸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何其樂哉!”最理想的生活是退出政界歸隱，“吾方欲秉未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這不是文學意象，而是有確切地理位置的莊園。丹水出太行山東南流，經山陽境內的鄧城，後與沁水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