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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和翟永明的詩。

翟永明詩歌導論

1.翟永明:第三代女詩人中最美的風景。

翟永明(1955-)可能是當今詩壇最受關註的女詩人。主要原因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女權主義”逐漸得到廣泛認可。“女性詩歌”作為壹個標題或研究點,有其自身的本體論價值。在許多研究者看來,這是獨立於男性詩人之外的又壹道風景——翟永明是這道風景中最美的壹個。

這無疑是壹個有創造力的女詩人:她從1981開始寫詩,至今已發表的詩歌有《女人》、《高於壹切的玫瑰》、《翟永明的詩》、《夜色中的素歌》、《稱之為壹切》等。總的來說,她的詩歌側重於揭示女性自身的處境,這在前期(90年代初以前)尤為明顯。這種寫作取向或態度,壹開始可能並不是完全自覺的。研究者普遍認為,翟永明等當代女詩人的寫作有壹個至關重要的精神源頭,即美國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1932-1963)的深遠影響,她將悲劇性的自我表露推向極致,在處理素材時表現出陰郁的激情和近乎自虐的情緒。我直接啟蒙了、唐亞萍、、、海楠、鄭等壹大批‘第三代’女詩人,體會到她們對自己內心世界和生存命運的深入、有力但不偏狹的體驗和探索,以及對真正屬於女性的視角的把握。”(《李振聲:第九章女性詩歌:人與風景,季節輪換》,P216,林雪出版社,1996)。

什麽是女性的“內心世界和生存命運”?什麽是“真正的女性視角”?顯然,前者的答案很明確:女人被男人“壓迫”,被男人構建的文明“壓迫”。這不僅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強烈意識到的問題,也是壹個世界性的問題,直接引發了女權主義、女權主義等運動的興起。事實上,翟永明和其他人是在對女性的各種傳統偏見或壓力下真正開始自己的寫作的。正是因為深刻意識到女性在現實社會中受到各種歧視、偏見和不必要壓力的威脅,這些女性詩人將筆觸轉向“自己”,試圖以壹種獨立的姿態對抗強大的男權社會,以壹種全新的審美方式對抗“由來已久”的男性中心的詩歌美學。

相比之下,後者的答案會更難:雖然在男權社會中,“女性詩歌”的出現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獨立的品格,但性別的本質是壹個整體,不是真正個性化的寫作行為,而是壹個整體,其中包含了* * *性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許多矛盾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壹個真正的女性視角”的建立就成立了。對此,翟永明自己的回答是“創造”壹種“夜的意識”。這個異常堅定的聲音早在1984就出現了。那壹年,翟永明寫出了第壹部奠定他詩壇地位的作品,壹部由21首詩組成的組詩《女人》。為這組詩所寫的夜的意識也廣為流傳——甚至可以說比詩本身更廣為流傳。今天,《夜的意識》已被視為“80年代中國女性主義詩歌宣言”和中國當代女性詩歌的理論文本。在這篇序言中,經常引用這樣的話:“作為人類的壹半,女性從出生開始就壹直面對著壹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對這個世界的第壹眼,壹定有她自己的情緒和直覺,甚至是某種私人的抗拒。她是否竭盡全力投射生命來創造夜晚?並在各種危機中把世界改造成壹個巨大的靈魂?其實每個女人面對的都是自己的深淵——不斷消失、不斷被認可的自私的痛苦和體驗——遠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抗拒這種平衡的煎熬,直到被破壞。這是第壹個晚上。當它升起的時候,以特殊的布局和角度,帶領我們進入壹個全新的世界,只屬於女人?女性真正的力量在於,不僅要反抗自身命運的暴力,還要服從內心呼喚的真理,在兩者之間建立起充滿矛盾的黑夜意識。”(夜的意識,詩歌,1985 9。

月21)

在這段話中,有兩點值得我們仔細推敲:壹是“創造”,意思是我們要“創造”的東西,本來就是現實中所缺乏的。無疑,它體現了女詩人表達自我、維護自我的自覺意識;第二個是“夜的意識”,基本上是指男性世界是壹個光明而暴力的“白天”。當女性面對壹個自己之外的男性文化世界,以及這個世界所威脅的自己的命運(所謂“自己的命運”就是由這兩個方面構成的)時,就應該“盡力投射自己的生活”,去“創造”壹個相應的只屬於女性自己的生活。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女性詩歌中出現了許多與黑色密切相關的詞匯:黑色的房間、黑色的太陽、黑色的裙子、黑色的洞穴、黑色的石頭、黑色的沙漠、黑暗中的平原歌,甚至像痛苦和死亡這樣的詞匯也壹再出現。女性詩人需要這樣的詞語來表達自己——采用各種長期形成的、往往具有某種象征隱喻意義的習慣用語,可能意味著對男性文化世界的簡單認同。

那麽,什麽是“夜的意識”?有研究者是這樣認為的:“黑夜是某種內在邪惡的外在標誌。壹方面說明他們的描寫在時間上並不是壹種流行的觀念,這種觀念把女性的命運僅僅看作是壹個非常現實的、必然狹隘的‘社會問題’,而是作為壹種普遍的、形而上的罪惡和厄運作出積極的精神承諾;但另壹方面又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自我道德完成的激情,帶有自虐的意味。看起來,壹種強加的情境實際上實現了他們內心痛苦的宣泄,從中獲得了某種自我欣賞的快感。還有什麽?從日/夜的對抗結構來看,這種與‘夜’的特別強烈的親緣感,意味著它們的表達在相當程度上象征著在日與外界的特定聯系中遭受各種挫折的女性退入夜的夢境中編織自己的內心生活。”(李振聲:第九章女性詩歌:人與風景)可見,這種意識絕不是壹個簡單的問題,它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多種視角。

二、“母親”的引入

具體來說,《婦女》中的這首詩《母親》無疑是壹首“創造性”很強的詩。作為壹個形象,“母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原型。男作家余華曾說:“在我們的語言(漢語)中,幾乎不可能再找到壹個詞,壹個可以替代或超越‘母親’的詞。母親這個詞顯示了她在漢語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也許是因為她地位高,母親這個詞的含義變得越來越抽象了。她往往是壹個國家、壹個民族、壹條名河甚至壹個政黨的代名詞。”(余華:“我們的媽媽是誰?”,“我能相信自己嗎?”,P114,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顯然,這個意象並沒有出現在這首詩中,只是“抽象”的“意義”被放上了板凳:像80。

但詩開頭的位置並不冰冷,相反還帶有壹些溫情或者說“同情”的成分:“有太多我夠不著的地方,腳痛嗎?”這壹段開篇想表達的是女性的普遍困境:受制於自身和各種外在的價值觀,自然包含了壹些同情:“妳是我媽嗎?妳要表達的不是仇恨,而是對出生這件大事的感激。

然而,我們立刻看到,女詩人並沒有沈浸在這種近乎自然或本能的情感中。她故意用了壹句跨線詩:母親“喚醒了我”,同時又“用不幸使我成為這個世界可怕的雙胞胎”,感激之情頓時轉為指責:是母親讓我遭受了人生的“不幸”。

對這種“不幸”的認識,伴隨著女性自身的“成長”過程。雖然“在妳的懷裏,我曾經露出過神秘的微笑”,但這只是我還沒有“長大”時的感覺,“微笑”和“神秘”壹樣純粹或混沌。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妳用處女的方式讓我明白了壹切,而我卻無動於衷”,這

可能包含多重含義:第壹,我不想按照妳的方式生活;第壹,“我”無法“領悟”復雜而強大的文化世界;還有壹點,就是從下面幾行“我把這個世界當成處女了嗎?”這裏有壹種積極的態度,即“我”試圖“領悟”這個世界——結果其實是可想而知的,“童貞”和“處女”都包含著明顯的男性視角,屈從於男性文化世界。那麽,“領悟”的必然結果就是深深的挫敗感的產生:“我被拋棄在世界上,孤獨壹人,太陽的光線都是悲傷的。歲月把我送進了磨坊,讓我看著自己被碾碎。

這些都是“不幸”的征兆。顯然,“長大”的經歷告訴女詩人,在強大的男性文化世界裏,女性只是壹個弱小的東西。與此同時,“母親”也受到質疑或反感:既然女性所追求的價值觀是從屬於男性文化世界的,而不是從女性自身建構的需要或適應女性自身的需要出發的,那麽“母親”作為“女兒”最初的知識傳導者,作為“女兒”成長過程中天然的監護人和幫助者,不僅“讓我以處女的方式理解壹切”,她是無意識的嗎?考慮到男性文化世界歷史悠久,已經具有腐蝕性和惰性,生活在其中的每壹個個體都會自覺不自覺地追求和認同其知識體系和價值觀,那麽對母親形象的質疑其實有著深刻的內在依據和精神線索。

從寫作的角度來看,這種表達已經可以構成壹個完整的主題,但女詩人並不滿意。她雖然質疑母親的形象,但從根本上脫離不了:“沒有人知道我有多愛妳無痕。這個秘密/妳的壹部分,我的眼睛看著妳就像兩個傷口。”這是壹種復雜的心理反應:既有怨恨,又有愛——這種“愛”只能像秘密壹樣“無痕”:在強大的男性文化世界裏,母親也是壹個弱者——這正符合詩開頭的“同情”。

由於母親的形象不再穩固,“女兒”也不再被賦予天然的信任感,所以在詩的最後壹部分可以理解壹種絕望的感覺:“我活著是為了活著,我帶著自己的毀滅去對抗永恒的愛情/壹塊石頭被拋棄,直到它像骨髓壹樣幹枯。”“對抗”的力量極不平等,“自我毀滅”揭示了女詩人意識到女性在充滿悲劇色彩的男性文化世界中的某種命運——在更深的意義上,它可能揭示了女詩人的某種悲觀意識:壹個獨立自由的女性世界可能只是壹種幼稚而理想化的想法?

相比之下,詩中的情緒更加絕望:“世間/有孤兒暴露了所有的福報,但誰最清楚/任何站在母親手上的人,最終都會因出生而死”,“孤兒”們自然意識到了被孤立的處境;“祝福”可能是虛幻的,因為它無法緩解“孤兒”的處境;疑問代詞“誰”可能指向造物主,因為它“最了解”真相:既然母親沒有天然的信任感,是男性文化世界的幫兇,那麽她的“孩子/女兒們”終將死於她所臣服的男性文化秩序——這是壹種文化死亡,也是壹種形而上的死亡。

當然,換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克制其實指向的是男性文化世界:質疑母親的態度和情緒越強烈,男性文化世界的質疑和指責也就越強烈。

讀完《母親》可以發現,所謂的“夜的意識”還遠未完成,女性要“創造”壹個與男性文化世界並行的女性文化世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母親》中“閱讀提示”的補充說明

女詩人寫《母親》這首詩,本身就意味著對“母女世代命運”的深刻反思。在具體待遇方面,翟永明是獨創的。她不直接指責男性文化世界,而是通過“母親”這壹女性形象來表達“女性意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女性詩歌”的寫作關註女性的內心世界,具有本體論意義。

應該說,如上分析,詩歌的語義脈絡基本清晰。值得註意的是女詩人使用的語言。總的來說,這是壹種啟示錄式的語氣:壹切都被清晰地感知。有研究者認為,“這種語氣,壹方面是出於對女性生存和命運的關心和理解,另壹方面,

難道不是對女性現實困境的壹種詩意超越和心理補償策略嗎?(李振聲:《第九章女性詩歌:人與風景》)

關於這首詩的抒情特點,我相信《指南》前面的部分已經有了最明確的答案,請參考。

四、唐曉渡論翟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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