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董其昌的詳細內容，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為您進行介紹：
壹、董其昌的詩詞
《東林寺夜宿》、《畫家霜景與煙景淆亂余》、《題浯溪讀碑圖》、《畫家霜景與煙景淆亂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仿李營丘寒山圖》、《仿李營丘寒山圖（有序）》。
二、軼事典故
藏書之家
善鑒別古書畫，擅長寫書法。在書法上造詣頗深，由於愛好書法，所以對書籍有很強的收藏欲。遂藏書尤多，家有“玄賞齋”，貯法帖、名畫、古書。撰有《玄賞齋書目》，不著撰人及收藏人姓氏，有人疑為是他人所撰，清人張均衡在《適園藏書誌》中，認為董其昌的家藏書目較可信。
袁董奇緣
睢陽（今河南睢縣，明代屬歸德府睢州）的袁可立比雲間（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歲，但董其昌總是對袁可立謙稱為“弟”，兩者的家鄉相距千裏，卻能同窗***讀成為同年知交。
王溢嘉在《中國人的心靈圖譜》中引述清代的《秋燈叢話·夢與袁可立同科》：睢州（應為華亭）有壹位老儒生（董其昌）屢試不第，心情十分郁悶。有壹天晚上，忽然夢見神人前來告訴他說：“妳要等待袁可立和妳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夢醒後覺得非常奇怪，於是到各地學堂逐壹查訪，終於找到袁可立。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貧窮恐無力上進後，就將袁可立帶回家中親自課讀。到袁可立二十多歲時，兩人壹起參加考試，結果在鄉試和會試中都果然中榜。”明著名學者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也有相同的記載。董其昌在《袁伯應詩集序》中寫道：“余與伯應（袁可立子袁樞字伯應）尊公少司馬（即袁可立）同舉於蘭陽陸先生之門。”
在今天的山東蓬萊閣避風亭內袁可立的《海市詩》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業頂峰時期的合作之筆“睢陽袁可立題、雲間董其昌書”的字樣。董在尾跋中稱頌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書之”等語，世人將此稱為珠聯壁合之作，至今為海內外所重。
崇禎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於睢州，八十壹歲高齡的董其昌以悲壯的心情為故友寫下了《節寰袁公行狀》：“嗚呼哀哉！念其昌與公同舉於蘭陽陸宗伯（陸樹聲）先生之門。?雖天涯契闊，合並恒難。要以風義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行狀》分元、亨、利、貞四冊。款雲：“明崇禎八年六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特準致仕馳驛歸裏鄰治弟華亭董其昌頓首撰並書。”董其昌卒後，壹生最喜愛的“四源堂”四幅名畫歸袁樞所有，至今尚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16幅《董其昌紀遊冊》，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見，也是睢陽尚書袁氏家藏舊物，每幅都鈐有“袁賦諶印”（袁可立仲孫名袁賦諶），由此足見董、袁二人關系絕非壹般同年，當是深交摯友，也與傳說中的袁董奇緣不應而合。
二人在仕途上同樣坎坷多艱，幾起幾落，休戚***生。明萬歷中都遭貶回籍，後來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時啟用的舊臣賢能。在魏忠賢橫行的天啟年間，兩人都受到閹黨的排擠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遠，請告歸”（《明史》），袁可立是“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三、人物生平
初露鋒芒
董其昌，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今屬上海市）董家匯人。生於嘉靖三十四年壹月十九日（1555年2月10日）。17歲時，參加松江府會考。當時他寫了壹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為準可奪魁，誰知發榜時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貞吉嫌他試卷上的字寫得差，文章雖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從此他發憤學習書法。以唐人顏真卿《多寶塔帖》為楷模，後來又改學魏、晉，臨摹鐘繇、王羲之的法帖。經過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書法有了很大的進步，山水畫也漸漸入門。
進退得宜
明萬歷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考中進士，並因文章、書法優秀被選為庶吉士，人翰林院深造，供職於翰林院。翰林院學士田壹_去世，告假護柩南下數千裏，送老師回福建大田縣。壹度擔任皇長子朱常洛的講官，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書畫家的雙重身份，使他的社會地位迥異往昔。其後，他相繼擔任過湖廣提學副使、福建副使，壹度還被任命為河南參政從三品的官職。
壹年之後，他就奉旨以編修養病，“家食二十余年”。其時，正值明朝歷史上長達十余年的“國本之爭”，其間還發生了著名的“妖書案”、“楚太子獄”，朝廷內部為冊立太子壹事黨爭不休，風雲詭譎。
董其昌借口回家養病辭官，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朱常洛繼位，董以帝師身份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修《神宗實錄》。但光宗執政壹個月就駕崩，繼任的熹宗天啟朝，魏忠賢與皇帝乳母客氏把持朝政，天啟五年（1625年），董其昌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在任壹年後即辭官退隱，“家居八載”。
崇禎五年（1632年），魏忠賢已死，政局趨向清明，七十七歲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次年，溫體仁將周延儒排擠出內閣，在魏忠賢余孽的鼓動下掀起黨爭，排斥東林。崇禎七年（1634年），董其昌又請求退歸鄉裏。
從三十五歲走上仕途到八十歲告老還鄉，為官十八年歸隱二十七年。與家鄉松江的先賢陸機崇奉“士為知己者死”相比，董其昌把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用得出神入化。他以科舉入仕進入精英階層，既結交東林派、公安派，又與反東林黨人惺惺相惜，其謚號“文敏”就來自於阮大鋮。
潛心書畫
在研習經史之余，董其昌與同僚諸友切磋書畫技藝，縱論古今，品評高下。又從韓世能那裏借閱晉、唐、宋、元法帖寶繪，心摹手追，有時廢寢忘餐，因而學問大進，開始在京中有些名氣。在家鄉，董其昌築“來仲樓”、“寶鼎齋”、“戲鴻堂”、“畫禪室”、“香光室”等，牙簽玉軸，左圖右史，置身其中，著書立說，探究古今書畫藝術。他不遺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獻之、謝安、桓溫、趙佶、米芾諸名家法書，於萬歷三十壹年（1603年）刊刻《戲鴻堂法帖》行世。病休松江時期，他正值四十余歲的盛年，廣聞博識，采集眾長，悠居林泉，心閑手熟，創作了《葑涇訪古圖》《鶴林春社圖》《浮嵐暖翠圖》《神樓圖》《西湖八景圖》《溪回路轉圖》等許多描繪江南風光的著名山水畫。
民抄董宦
萬歷四十三年（1615）秋天，六十歲出頭的董其昌辭官在家，他的兩個兒子董祖常帶人強搶佃戶之女綠英。不久，董其昌因為在擔任考官時不徇私情得罪的勢家利用這個事情收買說書藝人錢二到處說唱這個編出來的故事，傳言很快得到發酵。董其昌知道後追究到範昶身上，但範昶並不承認，而且還跑到城隍廟裏起誓，為自己辯白。也許是城隍神靈驗懲罰了範昶，也許是範昶自己做了虧心事心裏犯虛害怕，不久範昶暴病而死，範母就認為反正這是董家所逼造成的，於是帶著兒媳龔氏、孫媳董氏等女仆穿著孝服到董家門上哭鬧。董家當然也有理不讓，妳自己造孽還起誓惹怒城隍神與我何幹，對範家侵宅的行為進行了回擊。範家兒子不堪其辱，冒死用壹紙“剝_搗陰”的訟狀將董家告到官府。
時為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春天，被人煽動的讀書人把董府圍住，兩方大打出手，場面混亂。最後將董府數百間畫棟雕梁、朱欄曲檻的園亭臺榭盡付之壹炬，十九日，鄉民將董其昌建在白龍潭的書園樓居焚毀，還把董其昌手書“抱珠閣”三字的匾額沈在河裏，這就是後來所謂的“民抄董宦”。
董其昌惶惶然避難於蘇州、鎮江、丹陽、吳興等地，直到半年後事件才平息下來。
亦官亦隱
明泰昌元年（1620年），神宗駕崩，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光宗即位，啟用董其昌為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期間，奉命修《神宗實錄》。天啟五年（1625年），董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在任壹年，退隱。
崇禎五年（1632年）。崇禎繼位以後，勵精圖治，二年（1629年），魏忠賢死，政局開始澄清。董其昌“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時年七十七歲。六年（1633年），朝中周延儒遭溫體仁排擠，離開內閣，溫體仁在魏忠賢余孽的鼓動下，掀起黨爭，排斥東林，七年（1634年），董其昌又乞求致仕。
死後哀榮
崇禎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戌時（1636年10月26日），董其昌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歲。（是日距董其昌知交好友袁可立三周年祭日十二天）後來葬於吳縣（今屬江蘇）漁洋灣董氏墳塋。清順治元年（1644年），南京南明福王政權以董其昌書畫成就與元人趙孟_相類，授予董其昌與趙孟俯相同的謚號“文敏”，後人因此把他稱作“董文敏”。
四、人物爭議
仕隱董其昌
董其昌對於人事極其精明，在仕途生涯中三進三退，騰挪閃躍，“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其35歲走上仕途，80歲告老還鄉，亦官亦隱45年，總計為官18年退歸田裏27年，既在仕宦階層中營造了謙遜超邁的形象，又攀上了世俗權勢的巔峰。
董其昌出身於松江望族，但幼時家寒。十七歲時靠他人資助通過府試成為秀才，直到三十五歲（1589年）才考中進士，授庶吉士、翰林院編修，充皇長子（即後來明光宗朱常洛）講官。但壹年之後，他就奉旨以編修養病，“家食二十余年”。其時，正值明朝歷史上長達十余年的“國本之爭”，其間還發生了著名的“妖書案”、“楚太子獄”，朝廷內部為冊立太子壹事黨爭不休，風雲詭譎。直到光宗繼位，董以帝師身份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修《神宗實錄》。但光宗執政壹個月就駕崩，繼任的熹宗天啟朝，魏忠賢與皇帝乳母客氏把持朝政，天啟五年，董其昌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在任壹年後即退隱“家居八載”。崇禎五年，魏忠賢已死，政局趨向清明，七十七歲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次年，溫體仁將周延儒排擠出內閣，在魏忠賢余孽的鼓動下掀起黨爭，排斥東林，崇禎七年董其昌又請求退歸鄉裏。
是非董其昌
民抄董宦事件，古今皆有人對董其昌提出了異議：“不意優遊林下以書畫鑒賞負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聲名如此！”“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雅？”當然也有人懷疑“民抄董宦”的真實性，說董其昌是為名所累。清代前期的官修《明史》則說，事情的起因緣於董其昌為官時不徇私情，得罪了壹些有權勢的人，是這些勢家鼓動的亂民所為。清朝初年修撰《明史》的學者認為，“督湖廣學政，不徇請囑，為勢家所怨，嗾生儒數百人鼓噪，毀其公署。”（《明史》）這裏就說明了董其昌是為另壹個特權家族所怨恨，最後這個特權家族的爪牙和被煽動的老百姓就夥同燒毀了董其昌的的屋宅。
或許有人會懷疑修撰《明史》的人可能因為董其昌的名氣太大，所以盡量為董其昌說好話。《明史》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開設明史館，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後歷時九十四年。而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組織班子編寫起至呈稿止，為時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清朝修史之起距董其昌所處時代不過幾十年，耆老見證者倘在，取證核實起來或許並不難。而修《明史》的兩大貢獻人萬斯同和王鴻緒，又都是治史良才，秉承黃宗羲的衣缽，註重歷史事實。而康熙、乾隆時期政治氛圍特別緊張，文字獄搞的特別殘酷，動輒就會有人因為文字獄事件而被滿門抄斬，這時候的專家們沒有必要為壹個前朝的董其昌去走極端，犯政治上的錯誤。況且董其昌在清朝文字獄時期也是滿清統治者所打擊的對象，他關於“奴酋好殺，遼之怨恨上通於天”的言論令歷代清帝大為光火，他為同年袁可立所親筆撰文書寫數萬字的《節寰袁公行狀》四冊，因為有多處所謂“詆斥滿洲語句”的地方而遭到禁毀。因為袁可立、毛文龍等人因為長於明末建州兵事而成為清朝官方所需要刻意回避的對象。清朝為董其昌粉飾作美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明史》對董其昌的評價是忠於史實的。
董其昌所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南京禮部尚書。永樂帝遷都北京後，在陪都南京做禮部尚書和在北京做禮部尚書是不壹樣的，董其昌也算不上什麽特大的實權派高官，單憑這壹點來證明董其昌權勢熏天，根本站不住腳。他的這點浮職虛位的權力無法達到如王振、汪直、魏忠賢那樣能魚肉官吏百姓的能力，揭帖所說董其昌“險如盧杞，富如元載，淫奢如董卓”是言過其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