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由黨項族首領李元昊在公元11世紀建立的地方割據政權，國號大夏，因其地域在今日寧夏及內蒙古、甘肅、青海等省部分地區，於北宋之西，故北宋時稱之西夏。西夏瓷器即指在其轄區內生產燒造的瓷器。關於西夏瓷器古文獻中不見記載，有銘文紀年的瓷器更為罕見，使人們對其了解甚少。很長壹段時間，人們常將其與山西雁北地區壹些窯口生產的瓷器相混淆。為了探究西夏瓷，還西夏瓷本來面目，近四十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寧夏、甘肅等地進行古瓷窯址普查，發現西夏窯址五處。並於1976年、1986至1987年對寧夏銀川西郊缸瓷井窯及靈武縣瓷窯堡窯和回民巷窯進行正式考古發掘，發現窯爐和作坊遺址多處，出土西夏至元代的可復原瓷器數千件。大量的瓷器標本使我們對西夏瓷器有了進壹步了解和認識。本文在對西夏瓷器造型特征、紋飾內容、裝飾手法進行全面總結的基礎上，力求通過對比的方法找出西夏瓷器與北宋磁州窯瓷器在器物造型、紋飾內容、裝飾手法及裝燒方法等方面存在著壹定的淵源關系，從而對西夏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國陶瓷史中的地位，談點粗淺認識。
壹、西夏瓷器的主要特征
西夏瓷器有粗細之分。粗瓷即胎土未經洗練，胎土中含壹定量的砂，胎色泛紅，器壁較厚。主要器形有甕、缸、釜等器。細瓷胎土經洗練，胎質細密，胎色淺黃或灰白，器壁略薄。主要器形為碗、盤、罐、壺、瓶、鉤等生活用具及板瓦、滴水等建築用材。西夏瓷器釉色主要以黑（褐）、白釉為主，也有少量青、紫、茶葉末及姜黃釉色，其中白瓷質量普遍較高，精品明顯多於其它釉色瓷器。這壹現象的出現，可能與西夏人崇尚白色有關。西夏瓷器種類按用途可分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娛樂用品、雕塑藝術品及建築用材等。常見器形有碗、盤、壺、瓶、罐、盆、燈、帳鉤、硯、鈴、牛頭塤、棋子、板瓦、滴水、供養人、駱駝、馬、雞、鴨等等。除此以外，還出土有不少駱駝、馬的素範，說明此時駱駝、馬已能夠翻模成批生產。由此可見西夏瓷器已作為商品在其境內廣為流傳。據不完全統計1956年至1986年在寧夏、內蒙古、甘肅、青海等地先後出土上百件西夏瓷即是很好的證明。
據考古調查發表資料可知，燒造西夏瓷的窯址主要集中在寧夏銀川西郊賀蘭山下及靈武縣壹帶，在甘肅省武威也發現西夏古瓷窯址壹處，這是目前發現中國西北邊陲最遠的壹處古瓷窯址。西夏瓷窯地處西北大漠地區，是由黨項人具體經營管理，因此其產品造型設計、紋飾題材、裝飾手法均表現出較強的民族風格與特點，將這些民族風格與特點集聚壹起，便形成西夏瓷器特征。富有西夏民族特征的瓷器，突出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造型新穎獨具特色
西夏瓷器品種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壺、四系瓶、帳鉤、紡輪、牛頭塤獨具特色。它們造型設計與黨項人的遊牧生活密切相關。扁壺從早期到晚期壹直生產，產品數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燒瓷窯口所不見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壺有兩種，較大者為圈足扁壺，壺口小、頸短、腹扁圓，是由兩個淺腹缽對接粘合而成，其接縫處常以附加堆紋進行彌合，腹側上下分別置兩耳或四耳，腹部中央有圓形圈足。該壺造型設計合理，口小腹大，壺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圈足置腹中央，只要將口塞住，壺可平放，這樣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撐非常穩妥。腹側有耳可供穿帶，將帶系壺附於馬背，出遊狩獵時攜帶安全方便。另有壹種小型扁壺，其器形與大型扁壺相似，不置圈足，體態輕盈，腹側置雙耳，穿帶隨身攜帶簡便實用。扁壺無論大小，設計合理制作精美，體現了黨項人的聰明才智。
四系瓶（多系瓶），小口圓唇微外侈，束頸斜肩，長圓腹，圈足平底，肩腹交接處置對稱四耳（或多耳），其腹大口小，是盛水、奶的理想用具。若將多耳穿帶，可以提拎，簡單實用。
瓷鈴、帳鉤是西夏瓷中的特殊產品，也是遊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須品。時與西夏並存的遼國契丹人是中國東北部的遊牧民族，其轄區內曾出土過銅鈴、鉤等用具。西夏地處西北大漠，這裏煤礦資源豐富，銅、鐵礦產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鈴、鉤代替金屬鈴鉤應該是個創舉，它不僅巧妙解決沒有金屬制品的困難，同時為制瓷業開創了新思路。
牛頭塤是瓷塤的壹種，形似牛首故稱之牛頭塤。其正面有二孔，頂部有壹孔，吹之能發出美妙的聲音。牛頭塤作為壹種樂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愛。它的出土不僅表現出西夏人善於創新的智慧，同時也展現出西北遊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中有大量建築用瓷，如瓦當、筒瓦、滴水和各種脊飾瓦件等，其中大部份建築構件為素燒，有些板瓦、滴水掛黃釉，脊飾多施黑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白釉板瓦，制作精巧別致，其胎質細膩，上下基本等寬，厚薄相同，斷面略有弧度，面微凸，施釉前掛有白色化妝土，釉色白中泛青有光澤。白釉板瓦尺寸不盡相同，總體規格相壹致。西夏瓷器中大量建築用材的出土，不僅為研究西夏建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同時表示出西夏黨項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正在發生著根本的變化。
2、裝飾技法
西夏瓷的裝飾技法，有刻釉、刻花、刻化妝土、剔釉、剔刻化妝土及少量印花及白釉黃褐彩等。其中刻釉多用於黑（褐）色釉器，以刻花部分露出胎色與釉色間的色差，起到裝飾作用。刻花即在施釉前在陰幹的胎體上用刀刻出花紋，然後施透明釉。由於胎體較暗燒成後呈淡淡青色，胎釉反差不十分鮮明，因此刻花瓷出現數量較少。西夏瓷器中以剔刻釉、剔刻化妝土為多見。剔刻釉技法在北宋初期磁州窯已經使用，如黑剔花枕、罐等。之後中原壹些窯口也采用此種方法裝飾瓷器，但所占比例不大。西夏靈武窯在承襲磁州窯此項工藝時運用得比較普遍，絕大部分壺、瓶、罐、缽都以剔花進行裝飾，而且在表現手法上富有創意，具體可歸納為三點：其壹，在粗胎上施釉，然後根據創意劃好花紋，剔掉花紋以外的地，露出胎的真實面貌。其二，在粗胎上掛好白色化妝土，再劃出花紋，然後剔刻掉花紋以外的化妝土，施透明釉，入窯燒成後深色的地上呈現白色花紋，樸素美麗。其三，施化妝土和不施化妝土同時並用於壹件器物上，有個別褐釉剔刻花經瓶胎體粗，肩部寬斜不掛化妝土，腹部瘦掛化妝土，並剔出大朵牡丹花，地露出化妝土，近足部飾劃紋壹周。此裝飾設計新穎，刻劃手法精湛，肩、腹顏色反差理想，花紋層次分明，有意想不到的裝飾效果。
另外，采用開光裝飾瓷器是西夏瓷器最突出的特征。開光是古代祖先把對光的認識與感情以藝術手法予以表現。此種裝飾最早在北宋時期，以白釉繪黑彩的形式用於枕面裝飾，黑白強烈反差襯托花紋很醒目。在西夏瓷器中壺、瓶、罐、碗、盆、缽無所不用開光，其比例之大是其它窯口無以倫比的，而且開光不拘壹格，有菱花形、連弧形等。開光全部采用剔刻技法，即開光內剔掉花紋以外的地，露出淺色的胎，開光外劃滿斜道紋或水波紋，以突出開光內花紋有淺浮雕之感，藝術效果極佳。
3、紋飾題材
西夏瓷器紋飾題材內容豐富，有植物紋、動物紋、圖案紋及反映民間生活習俗的紋飾。植物花紋以牡丹為最多，可分三種：纏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多用於扁壺、經瓶和深腹罐上。少量蓮花紋、菊瓣紋、石榴紋用於經瓶或滴水上。動物紋有魚、鴨、蜜蜂和鹿紋。其中鹿銜牡丹或蓮花很有情趣，鹿為瑞獸，蓮花牡丹象征吉祥富貴，西夏人將鹿與蓮花、牡丹巧妙結為壹體，在表達美好願望的同時也展現了黨項人粗獷的胸懷和奔放的感情。反映民間生活習俗的題材雖然發現不多，但頗具民族韻味。如靈武窯出土小口深腹瓶，腹部中央刻壹馬馱壹朵盛開的蓮花，其上立幡旗，馬前有壹奔跑的獵犬，犬前有壹只掙紮的肥鵝，其上方有壹展翅的雄鷹，鷹前方有壹只逃命的野兔。馬後方似刻劃壹只靴子和靴墊。靴子和靴墊反映人死後要走向祖靈的思想。 該罐整幅畫面純真稚拙，異常生動，真實地反映了黨項人出遊狩獵場面和遊牧生活的浪漫與歡樂，同時也有希望死後能象生前壹樣享受生活的強烈願望。
宋金時以磁州窯為首的北方窯口，普遍流行嬰戲紋飾，嬰兒形態稚嫩甜美，代表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追求，很受喜愛。西夏靈武窯也出土有壹塊刻劃嬰兒紋飾的殘瓷片，嬰兒作禿發狀。另外該窯出土壹些男性供養人均禿發，明顯與中原及其它少數民族不同。據《續資誌通鑒長編》壹五○卷載：“元昊初制禿發令，先自禿發，及令國人禿發，三日不從令，許眾殺之。”李元昊實施禿發令深入人心，這壹點在西夏瓷器紋飾題材中也得到了真實的印證。
二、西夏瓷與磁州窯的關系
西夏靈武窯的發掘，使我們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實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間窯場磁州窯影響較強烈。為了弄清它們之間的關系，不防將靈武磁窯堡窯出土西夏瓷器與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窯中心窯場觀臺窯出土瓷器作簡要比較：
1、器物造型：
北宋磁州窯產品豐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盤、罐、爐、瓶外，還生產有陳設瓷花口瓶、玉壺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靈武窯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雙耳罐是北宋磁州窯常見器，直口圓唇、鼓腹、圈足平底。類似黑釉雙耳罐在靈武窯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斂、腹略顯長圓。（圖十）白釉爐是北宋磁州窯較具代表性的創新產品，早期小口、寬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現廣口三足爐。此兩種爐在西夏壹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 。葫蘆瓶是北方磁州窯系普遍生產的壹種器形，因形似葫蘆而得名。磁州窯葫蘆瓶多帶雙耳，西夏葫蘆瓶無雙耳，似便於束腰拴系，更符合遊牧民族生活習俗。 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窯創新燒制的陳設用瓷，初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漸變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征晚於北宋與金同步，但磁州窯風格明顯。 玉壺春瓶作為陳設用瓷，北宋時中原壹些窯口均有生產。北宋磁州窯玉壺春瓶長頸圓鼓腹、圈足。靈武窯玉壺春瓶最大腹徑靠下，時代稍晚，與金代磁州窯玉壺春瓶更接近。
2、紋飾題材
磁州窯的紋飾題材多取自民間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內容極富民間色彩。題材有花卉、飛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題材中以牡丹花為最多。北宋時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設計為牡丹花朵左右兩側有花葉襯托。西夏瓷器中90%紋飾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較大，左右兩側由花葉襯托，圖案構思與磁州窯基本相同，表現手法寫實性強，更顯形態逼真。（圖十五）
縱觀上述比較分析，不難看出西夏靈武窯早期發展階段，受北宋磁州窯制瓷工藝影響較深，有些器形花紋、裝飾手法、裝燒方法相接近，說明兩窯口關系密切，有壹定的淵源關系。但西夏靈武窯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壺、四系或多系瓶、帳鉤、板瓦等是當時其它窯口所不見，由此可見，靈武窯的制瓷工匠在學習模仿名窯產品的同時，也註意將制瓷工藝與本民族文化相結合，創造出適合本地區本民族生活習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並且在花紋的裝飾上大量使用開光，利用胎釉間的強烈反差突顯花紋立體效果，在開光外布滿斜道紋或水波紋，突出黨項民族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國陶瓷百花園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鮮明民族風格的壹枝奇葩。
三、關於西夏瓷器的起源
建立西夏王國的黨項人，原本是散居在青海壹帶的拓跋氏後裔。據《舊唐書黨羌傳》載“唐初吐蕃強盛，拓跋氏漸為所逼，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於慶州（今甘肅慶陽）”。內徙慶州後，與中原內地接觸機會增多，對黨項民族的封建化進程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他們逐步開始半農半牧的新生活。與中原漢人及東北部契丹人相比，黨項人還是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黨項人不會耕作，更不會燒制瓷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民族，何以在西夏時突然能夠建窯燒瓷？關於西夏瓷器的起源，目前由於無古文獻記載，只能借助歷史與考古資料加以分析推斷。對於這壹問題有學者推測認為“是西夏占領晉北沿黃河壹帶地區，時間雖短，在撤退時把河曲等窯場部分匠人掠走，以後發展了西夏制瓷手工業”。此話不無道理。因為在歷史上後進民族占領先進地區時，采取劫掠手段將先進民族的工匠擄走為其服務的事屢見不鮮。如活動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契丹人，也是逐水草而棲的遊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國（後稱大遼）。據遼史載，太祖阿保機曾“南攻燕薊……以所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建臨潢縣”。後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虜甚眾。遼世宗時“以定州俘戶置弘政縣”。從中可看出，遼初契丹人曾數次進犯中原定州等地，每次均劫擄大批有技能的漢人工匠，歸其帳下，為其所屬，並將所俘漢人置新的州縣，使其從事農業或重操舊業。五代人胡嶠著《陷虜記》載“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使術、教坊、角抵、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並、汾、幽、薊之人尤多”。被契丹人掠走的漢人中肯定有制瓷工匠，上述史書中雖未說明，但遼代早期建造的上京及後來中京附近的赤峰都發現有燒造遼瓷的窯址，遼墓中也曾大量出土遼瓷。考古與史料相互印證，契丹人劫擄漢人制瓷工匠已成不爭的事實。黨項人數次入侵北宋，有否劫擄有技能的漢人工匠，史無記載。毅宗諒祚時（公元1049—1067年）西夏開始變強盛，司馬光著《涑水記聞》中載：諒祚曾向北宋朝廷訖取“工人”，遭宋仁宗拒絕。由此可推斷，黨項人入侵中原沒能向契丹人那樣擄走各種有技能的漢人。後來隨著其勢力強盛和對奢侈生活的追求，才想到向北宋朝廷索取技能工人為己服務。另外在西夏轄區內，考古調查均未發現西夏早中期的瓷窯遺址，說明西夏中期之前黨項人沒有建窯燒瓷。崇宗乾順時（公元1087—1139年）西夏與北宋戰爭減少，經濟得到較大發展。至仁宗仁孝（公元1139—1193年）時，西夏政治、經濟變得強大，為西夏鼎盛時期。此時遼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取代。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占領淮河以北廣大地區。在北方金與西夏友好相處達80年，此時西夏人是否向金人訖取“工人”文獻無記載，但從寧夏靈武古瓷窯址的考古發掘中似乎能找到答案。據《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出土瓷器可分五期。壹期時代為西夏中期偏晚，即崇宗晚期及仁宗前期。二期時代為西夏晚期，即割劇政權走向衰落後30年。三期為元代，四、五期更晚。因三期以後器物雖與壹、二期有承襲關系，但時間晚於西夏，這裏不多談。西夏瓷始燒年代為崇宗晚期或仁宗初期，即北宋剛剛滅亡，金人剛剛占領淮河以北之際，為了鞏固政權，金與西夏友好相處來往頻繁，其時是否派遣制瓷工匠北出塞外到銀川平原雖不得而知，但靈武窯壹期瓷器即是始燒起源期又是繁榮期，文化堆積厚，延續時間長，種類豐富，而且有些器物造型、花紋內容、裝飾手法、裝燒方法均能與磁州窯找出壹脈相承的內在聯系。開始建窯燒瓷初期產品種類之多、質量之好、成型燒造技術之成熟，如若沒有外來技術支持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從該窯始燒年代及制瓷技術分析應是在金初得到河北磁州窯系工匠們的技術支持，西夏瓷器才得以燒制成功。當然也不能排除中原壹帶的制瓷工匠們為躲避戰亂，舉家北遷到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與之雜居，更何況古靈州（靈武窯附近）畢竟是西北地區要塞名城，政治、經濟比較發達，離古都長安不十分遙遠。由於其地處寧夏平原，地形平坦，飲水方便，加之這裏產煤，蘊藏有豐富的制瓷原料，壹旦條件成熟，瓷業便可立即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四、西夏瓷的歷史地位
西夏王國作為地方割劇政權與中原宋朝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系，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鑒漢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壹種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為西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窯系影響，並結合本民族的文化習俗創建發展出粗獷質樸，極具黨項民族特色的瓷器。近些年在內蒙、甘肅、青海等地都出土有西夏瓷器。這些瓷器與靈武窯早期瓷器相壹致，說明西北邊疆地區自古以來與中原息息相關，也證實歷史上西北地區曾有制瓷規範。